霞
爱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 献给我心中的你，献给我心爱的你
于 1993 年初夏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 曹雪芹
----- 也献给可悲可泣的“第三者”们
你看过我那些牢骚、怨言满篇的日记後，说：“我们的相遇和相爱那么罗曼蒂克，你为什么不写？却要写这些干什么？”
回味起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爱，的确让我很兴奋，很激动。但这些只是你和我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写出来了准备让人去读，还是藏着，自己寂寞的时候来读？如何处理，我都不在意，如你所说，我是自由人。但你呢？
一，初夜
德国的 Inter City 虽不如日本的新干线那样分秒不差地正点到达，但比起国内的每天仅有一趟或是每周只有几趟的列车来说，已是够准点的了。从日本来到德国，工作已近一年半了，独自乘车去这么远的地方，还是头一次。若不是你在电话中的那种热情中还带有点儿我不太明白意思的邀请，这四天的复活节的假日，我恐怕还是窝在自己的闺阁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修身养神呢。
春天的大地，风景如画，田野里的油菜花儿，正含苞欲放，一片淡黄。清洁整齐的柏油街道上，偶尔跑过几辆精致的小轿车，典型的德国式的小洋房点缀在这静静的画面中，真让人心旷神怡。我把脸贴在车窗上，尽情地欣赏着这一幅幅向后移去的画面。三个小时的旅程很快就过去了。列车驶入汉堡市后，我才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眼睛，拎着那个随我“南征北战”十多年的国产行李挎包，走到车厢门口，等待着下车。
我并没有告诉你我乘哪趟车来，因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问过你，你那儿好不好找，可你在电话中坚持要来车站接我，我也就客随主便，告诉了你我大概的到站时间，并说我到站后就会给你打电话的。所以我一出车厢就开始找公共电话。德国的公共电话设置得不如在日本的多。要是在日本，这么大个车站起码每个站台上，交叉路口处都会有几个电话亭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结果还是个要用卡片的。这又不如在日本，日本的公共电话，能用电话卡片，同时也能用零钱，即硬币。我身上只有零钱，没有卡片，只好再接着找。直到出了庞大的汉堡车站找到了一个 Post 才算找到了一个用硬币的公共电话。
我拨了你的号码，没人接，等了五分钟，再拨，却是忙音。再等几分钟又拨时，却又没人接！我搁下了电话，走出了 Post 。天色已渐黑。如同每个车站街一样，霓虹灯五光十色地做着广告： Hotel, Resteraunt, Kiosk,...... 若是与你联系不上，我就得去找家旅店来过夜 了。幸好我把护照也随身带来了。我怎么就这么相信你呢？连你住处的地址都没问。你那名片上也只有你公司的地址，这个时候去你公司，还不是自找闭门羹吃！你在电话里说得那么好、那么热情洋溢，怎么这时却躲起来了？我不甘心地返回到 Post ，又抓起了电话。这次终于有人接了。是你。
“已经到了吗？”你听到是我，便问。
“是呀！”我想告诉你，我早就到了，并且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次是我自己找上门来的，还没与你见过面，还是忍声吞气点儿好。
“那我来接你，你现在在哪儿？”
“ Kirschenalle 的 Reisezentrum 门口”
“你等着，我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电话挂了，你也不告诉我你是个什么样子，我倒是早在电话中就告诉过你：我是个高个子（在于我同龄的女童同胞中相对来说的），深褐色的长头发（这也是中国女留学生的特征 --- 仅仅指长度），透明白色的长圆形脸，戴眼镜，而且今天穿着一条鲜黄色的裤子，等 ...
Reisezentrum 门前的大厅里，人来人往，穿梭不息。我拉开了一罐可乐，站在门边不挡路的地方，盯着墙上的大钟，喝着可乐，等着你的到来。大钟的指针慢条斯理地挪动着。二十分钟过去了，也没见有象是你的人来过。又过了七、八分钟，我想再去给你打个电话了，或许当总经理的是你事儿多，一时没挪开身？我仰脖喝完罐中的可乐，正准备提推迈步，一个身材中等，戴着眼睛，穿着风衣的中年男子直径向我走来。一看那张典型的亚洲人的脸庞，我想就应该是你了。我向前迎了两步，你伸出了手来。
“你好啊！欢迎你来！”你那么自信地就认为这是我。
“您好！”我握住了你伸过来的手。“要来给您添麻烦了。”
“去吃饭吧！”你说得很随便。
“我上车前已经吃过了，不用麻烦了吧。”我的确不饿。
“那也有三个多小时了。”你拎过我的包，转过身去，不由分说地意示我跟你走。
我只好将手中的空可乐罐子扔进了杂物箱，尾随你走出了车站。穿过马路，对面就是一家中国饭馆，你不假思索地走了进去，我跟在你身后，随你上了二楼。
饭馆里已有不少客人了。服务员带我们到一个双人用的桌前，我们放下了包，脱了外衣，坐了下来，菜单便递了过来。
一股中国餐馆特有的白酒的醇香夹着炒菜得油烟味儿，扑鼻而来，把我胃里的馋虫逗醒了。
“先来杯啤酒，怎么样 ? ”你问道。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服务员便转身去取啤酒了。
“想吃点儿什么？”你打开了菜单。
我毫无目标地翻着菜单，却找不出什么合适的来。
“鱼，还是肉？”你又问。
你提醒了我，“既然来到了汉堡，就吃海货吧。”
你点了一个蒜蓉豪虾，一个清蒸鲤鱼，外加一个凉菜。服务员收起了菜单，端来了两大杯啤酒，摆在你我的面前。你端起啤酒杯，短促地、命令似的说：“喝！”我也端起来了啤酒杯，与你碰了杯。我看到你狠狠地喝了一大口，我也跟着喝了一大口。
我从自己的小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名片，给你递了过去后才想起来你已经有了我的名片了。伸出去的手也不好再缩回来，只好说：“您已经有了我的名片了！”
“再来一张也没关系。电话号码改过来了吗？”
“没有。”我的办公室换了新的电话号码，但我没有再区重新印名片。你接过了我的名片，草草地看了看，就放进了你胸前的衬衫衣兜儿里了。
沉默起来了。该问的，在电话中已经问过了，还该说些什么呢？我把眼睛转向别处，想找点儿话题来。可这是个很普通的中国餐馆，饭厅的面积很大，用大红色的古香古色的木雕栏杆分隔着，中式的饭桌凳椅，将各个小厅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中央通道处摆着一个透明的大鱼缸，几条颜色不同鱼、虾海物在其中悠闲自得地游着。照明的灯光，不明不暗，恰到好处。每个饭桌上都摆着装有辣油，酱油，醋等类调味料的“一提拎”。天花板和墙壁上糊着中国宫廷风色的贴墙纸 ...... 没有什么可当作话料的。我的眼睛最终只好落到你的脸上。这也是一张很平常的脸庞，挑不出什么地方有毛病，不顺眼，可以指责的，也找不到哪儿美得可赞扬的；你的表情也很平常，即不兴奋，也不疲倦；不浓不淡的眉宇间找不出忧愁，也看不到欣乐；不大不小的双眼闪出的目光，既不严肃，也不和蔼；不高不底鼻子，即不刚毅，也不柔和；不薄不厚的嘴唇，即不倔强，也不顺服。你掏出了一包 Marlbolor ，也没问我 是否介意就点上了。我把烟灰缸给你递了过去，你也没说一声谢谢。四目隔着四镜地相视，你也没有不自然的表情，根本不着急要打破这沉默，似乎只是在专心专意地抽烟，等着饭菜端来。
服务员过来摆好了碗筷。你又端起啤酒杯来，向我意示着，等我也端起了酒杯后，各自又喝了一大口。
红彤彤的蒜蓉烹虾端上来了，你一连往我碗里挟了两个大虾，我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我自己来。”你才给你自己挟了一个。但并没有动手去剥。只是继续抽着烟，并用手意示我动手。我胃里的馋虫已经蠢蠢欲动，要往喉咙眼儿上爬了！我相着恭敬不如从命，便动手剥开了虾。
“在汉堡这儿也吃不到好的海味儿！”你终于说话了。
“是呀，还是大连的海味儿带劲儿！”我一边剥虾一边说着。你是大连人，不然，我在大连工作的姐姐，也不会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不然我也不会认识你：是我在大连工作的姐姐的同事的哥哥嘛。
“也许日本的海味儿更好？”你也知道我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在电话里，我几乎向你奉告了一切，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已经离了婚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话题从这儿扯了起来。我一边津津有味儿地嚼着虾，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起我在大连培训日语时，与姐姐和同学们一起去海滩捡海贝，吃生海蛎子，还找来蚌虾，在宿舍里自己煮着吃；还讲在日本，海货如何新鲜； ... 你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两句话，或是表示同意、理解、明白的点头。你的反应，让我觉得，你对我所谈的内容，既没有极大的兴趣，但也不厌烦。那么还是讲下去吧，吃哑巴饭，多尴尬。
不知不觉时间已是十一点了。你又要了两大杯啤酒。啤酒对我来说，第一杯是又解渴又爽口，因而下去得很快，第二杯就开始发苦，第三杯就发涩，从来就没喝过第四杯。这是第三杯了，我不免有些发怵，但看你喝得那么香，也不好扫你的兴，只是不能像你那样大口大口地喝了。
饭厅里的客人并不见减少。德国人有这个习惯，一顿饭吃上好几个小时，面对着残羹剩饭，能聊起来没完。看别的桌上的人们谈得那么带劲儿，可不是像我这样，没话找话说，你也不帮着扯个话题出来。我自己已经觉得说得太多了，此时也住了嘴，埋头吃饭。你吃得不多，只是光给我挟菜了。我说，你也吃呀，别光是我一个人吃，你只是笑笑，象征性地吃一、两口，便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
我肚子里的那条馋虫终于得到了满足，只是那一大杯啤酒让我发愁。我看你拿杯又快到底了，便鼓起了勇气，说：“我喝不下了，您帮帮忙吧？”
“慢慢喝吧！”你不慌不忙地说。
“我只有这点儿本事，”我这话，你显然不相信。
“看得出来，你能喝。”你说，“女同志能喝的，喝起来，叫男同志都目瞪口呆！”
“我可是真的只有这么点儿酒量。你若是嫌弃，我只好就让这酒剩下了。”
你看了看表，可能是觉得时间不早了，什么也没说，就把你的酒杯推到我面前，端起了我的酒杯，说：“干了吧？”
“干了吧？”我觉得有些突然，但马上领悟过来了：你是想说，我不嫌弃你，你嫌弃我吗？被你将了这一军，我不得已地端起了你的酒杯，与你一饮而尽。
你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叫来服务员结账。好家伙，我们两个人吃了一百多马克！你用信用卡付完帐后，去了一趟 WC ，然后，领我走出了餐馆。
虽然已经是午夜时分，车站前的街头仍然是人来人往，这儿也可以称为是“不夜城”了吧？你问我要不要叫辆出租车，我有些茫然，心里想，是你来接我，怎么走，去哪儿，为什么还来问我？为了表示对你的信任，我一直没问你，你准备安排我在哪儿住，只是听任着你的吩咐。但一想到坐进出租车里，事情就会有些身不由己了，便问、；“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用的吗？”
“地铁。”你说。
“那就乘地铁吧！”我心里想，这还能省些路费呢。
你便领着我，不言不语地向地铁入口走去。到底是汉堡，午夜了，地铁来得也很勤。不像在波鸿，一过下午七点，所有的公共交通：汽车，地铁，路面电车等就都变成了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一趟了。
过了莫约十分钟，我数着是第五站，你说，到站了。我跟着你走出车厢，走出了地铁，来到地面上。这里街道的灯光很暗，我还没来得及辨认出什么，就到了一栋高大的公寓门前。这是一栋有二十层高的庞大的建筑物。你掏出钥匙开了大门，我跟找你走进了楼厅。来到电梯门前，你按了电梯的按钮，我还没来得及环顾一下四周，电梯门就开了。
电梯停了，我没看清楚是多少层楼，反正很高，十几楼吧。出了电梯没走几步，你就停在一个房门前，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你告诉我，你就住在这里。我心里在问：“我住在哪儿呢？”但没问出口来。
一进门就是通道，通道的左手是墙，墙上挂着一把带红穗儿的长剑，再往里一、两米处是个衣帽架，右手是一排金属镜面的柜门，估计是挂外衣用的。地上铺着羊绒色的地毯。你一进门就脱了鞋，让我想起了在日本时也是这样，人们一进门就脱鞋。我脱下外衣，也随你一样脱了鞋。你帮我挂上了外衣，但并没有找出室内穿的拖鞋来给我，你自己也是光着脚，只穿着袜子，我也就“入乡随俗”了。你把我让进了你的起居室。
也许是因为没有几件家具，屋里显得空荡荡的。进门处的右手墙边，先是一个矮小的茶色印花玻璃小茶几，上面摆着电话簿、名片本、记事条等杂物。接着，是个齐腰高的木制落地窄柜，浅茶色的，两扇拉门紧锁着。，似乎里面藏有什么秘密似的。在往深处，摆着一架大而笨的电视机架，上面是彩色电视机，下面是个录像机。再过去就是一组音响设备，但没有看到喇叭箱。接着就是通向阳台的铁框玻璃门了。沿着阳台，是一排铁框玻璃窗，直至与电视机相对的墙根，靠墙角，立着一台白色的冰箱，显然你没有用它，因为它的电源插销并没有插在插座里，而是随意地摆在地面上。接着是个时髦的落地灯。落地灯上有两个灯泡，分别向不同方向照射着白花花的屋顶的天花板。靠着与电视机相对的墙边，是一套黑色的皮质沙发：一条三人沙发和一个单人沙发，并排地摆着。单人沙发前还有一个单人躺坐两用的椅子和一个塑料芯面的木制长矮桌，上面摆着一架红色的、式样简单的电话机、一个盛满了烟头、烟灰的水晶玻璃烟灰缸，还有一些报纸也摆在矮桌上。沿着与窗户相对面的墙，也就是与电视机和长沙发相互垂直的墙，放着一个双人沙发，靠门处，是一个四方的玻璃小茶几，上面凌乱地放着几张名片，杂志什么的。屋子的墙脚处还有一个罩有乳白色玻璃罩的落地灯，也许是落了许多灰，灯光显得很暗淡。显然这些灯你出门时没有将它们熄掉，它们一直都是亮着的，屋子里很暖和。
你泛泛地指了指沙发，说请坐吧。我选择了那个双人沙发坐了下来，把挎包放在了身边。你自己也坐到了那个躺坐两用的椅子上，掏出烟和打火机来，熟练地点上烟，问道：“不冷吧？我临走前把暖气全打开了。”靠窗边是一排高效暖气片。我摇了摇头，说，你这儿很暖和。你按开了电视机，此时已近深夜一点了，电视里，武打片、色情片、脱口秀还挺闹。你我两人，一时竟无话可说，傻楞着，只好就看电视了。
其实我已经很累了，上了一天的班，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又吃了近四个小时的晚饭，此时此刻只想等你发话，洗澡睡觉。可你似乎毫无睡意，抽完烟后，去烧了一壶开水，找来了两只玻璃杯子，放了些茶叶进去，泡起茶来了。我一看这阵势，只好打消了马上想睡觉的想法，强打起精神来。但谈话的劲头全没了。这时你倒是多话了起来。但我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你都说了些什么，我无法在意了。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大不外是国内的形势，这儿的风土，总之是没话找话。幸好这茶还很有劲儿，我竟也支撑着，没打瞌睡。两点了， Super Channel 有中文节目，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有，先是香港的，后来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看完后，你发了一通议论我也只是哼哼哈哈地附和着，直到电视里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你才问我要不要去休息。我心想这真是废话，我早就困得眼皮直打架了，这时也顾不着多想什么了，马上就说是该休息了。可你却一动不动，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安排我的住处。我不想为难你，就说我就睡在这沙发上就行。你不做声。我从行李包中取出了毛巾，洗具和睡衣，你也不给我指哪里是浴室。我在外这些年来，与一个男人单独相处的场合也不少，可都没有像跟你这样尴尬的。我只好硬着头皮问：“我可以冲个澡吗？”你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大约是同意了，可也不给告诉我哪里是浴室。我只好自己起身，走出了起居室，准备自己去找。你这才跟了出来，引我到了浴室。我很快冲完了澡，穿上了睡衣，你仍在起居室里看电视，见我走了进来，你站起身来，说：“你还是去卧室睡吧！”，便把我引向了卧室。
卧室并不大，一张双人床，一边一个床头柜，就占满了一面墙；一个穿衣柜，和一个写字台又占满了另一面与其相对的墙。之间只有半米来宽的通道。我想了想：起居室没有门，而卧室有门，还可以插销。倒是很想在卧室睡，而且毕竟床要比沙发舒服。但又觉得不太合适，犹豫了一会儿，对你说：“我什么苦都吃过，不在乎的，在哪儿睡都一样！”你还是坚持说：“你就睡这儿！”你指着那张双人床，口气像是在下命令。
床上只有一套睡具，双人床的另一半空荡荡的。
“那我就客随主便了。”我说着，坐到了床边。经这一折腾，我的困意也消了许多，就想要找本书来看了，便从行李包中找出了本杂志，便躺到床上，打开床头柜上的灯，看起杂志来。
你这时也去洗澡了。
我读到了杂志中的一篇很有趣儿的小品，禁不住独自笑了起来。你洗完澡，穿着睡衣，正好这时走进了卧室。我以为你是来取卧具的，放下了手里的杂志，正想问要不要我帮忙，可你却先开了口：“我们一起睡好吗？”这真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从见面到现在，你一直是那么老沉，规矩，没有一句带挑逗性的话语，也没有一个带有“越轨”意味的举动。我认真地看了看你的脸，你问这句话时，也没有一点激动和不安，似乎是在问一个很平常的问题。你的眼睛从我的脸上移到了那空着一半的床上。我想，你是不是没有多余的睡具你的语气和神态，让我没有理由说出：“不好”这两个字来，但我仍想问：“这合适吗？”却没问出声来，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声；“好吧！”接着马上又问：“你是不是没有多余的被褥？”你平静地说了声“有”，走到穿衣柜前，拉开柜门，拿出了一套卧具，放到了那半张空着的床上，说：“只要你没意见，我是很乐意的。”我没听懂你这句话的意思，但也不愿去多想，看着你摆好枕头，铺好被子，上床躺下后，我便继续读起我的杂志来。
“还不准备睡吗？”你问。
“我睡觉之前习惯看点什么！”我放下了杂志，说道：“您可以关上大灯，我有床头柜上的台灯就够了。”
你坐了起来，将上身靠在枕头上方的床邦上，说：
“什么文章看得这么津津有味儿？”
“我在国外的时间较长，对国内的事儿很感兴趣。”我解释道，“这是一篇写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变化的文章。我有些难以理解。我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像我这个年龄或是再大一些的人们，几乎都失去了信仰和理想，都让文革给革得十分自私起来。我去年年底回国时却看到了，听到了国内的人们对毛泽东的信封，甚至比文革时还虔诚，是那种出于衷心的崇拜。”
“这只是些老一辈的人们，他们认为毛的时代起码人人公平，而如今贫富差别拉大了，他们心里不平衡。”
“毛泽东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国际歌》中也唱到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想这并不是信仰，”你侧过脸来，认真地看着我，接着说：“这只是一种怀旧，说明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那不是倒退了吗？”我也把脸转向了你，盯了你一会儿，又说：“倒退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只可能是螺旋式地重复，但每一个重复都有一个‘螺距’。 1966 年不可能再次出现在日历牌上这一代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再象 50 年代、 60 年代那样单纯 .... ”我把脸正了过去，看着写字台上方白花花的墙壁，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接着说：“现在想来，当时的状况真叫人好笑，可当时，人们的确是个个都很认真。老头儿、老太太们也排着整齐的队伍，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人人都那么死心塌地忠于自己的派别，声嘶力竭地去参加大辩论，绞尽脑汁儿地去编写大字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了什么呢？那时人们似乎都没去想这个问题。”
你只是静静地听着，并不发什么议论。我接着说了下去。
“我那时才九岁，也跟着大人们一起。造反派，保皇派地，辩论得很起劲儿。我和我的小朋友们 – 当然是同一派别的小朋友，一起去看大字报，看到与我们对立派别的大字报贴 出来了，就在晚上偷偷地撕掉！甚至找来笔、纸，用歪歪扭扭的字写大口号、大标语 .... ”
我边说，还边用手比划着。这时，你突然抓住了我在空中挥动着的右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嘎然停住了讲述。是我讲得太多了，太激动了，还是你 ... ，我没转过脸去看你，只任凭你将我的右手按在你我之间的床上我，你先是抚摸着，然后攥在你的手心 .... 静了三、四分钟，你再没有什么动静。我就让你攥着我的手，继续讲了下去。
“有一次，我们用了对立派别中一个组织的名字，写了与他们相对立的标语，并贴到了醒目之处，第二天，大人们都在追查这到底是谁写的。我当时的字，毛笔字 — 写得很难看，可我的这帮小朋友中，有一个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大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是这群小孩子干的事儿。我洋洋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时他们却狠狠地说了我一大顿，我至今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被你攥住了手，毕竟有些不自在，你又一言不发地静静地听着。我想再这样呆些时下去，天就要亮了。我侧过了脸去，与你的目光相遇了。你仍是那样平静，似乎是在专心听我的讲述。我说，“我讲得太多了吧？这些，。对您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怪没意思的吧？”
你只是微微地笑了笑。我把手从你手中抽了出来，说：“睡觉吧！不然一会儿天就该亮了。”我掀开了被子，起身来，说：“我得去一趟厕所。”
我从厕所回来，顺手关了屋里的大灯，只有我这侧床头柜上的小台灯还亮着。你还是与刚才一样，静静地坐在那儿，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此时屋里的气氛有些不同了，你眼中闪烁着一种我捉摸不透的目光。我刚刚坐到床上，你就一把将我搂进了你的怀中，我还没来得及想什么，你已经紧紧地吻住了我的双唇。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竟也没想到要反抗。你那一下接一下的深深的亲吻给了我那种已经多年没有了的温馨的感觉。我也渐渐地靠近了你。你便将我搂得更紧，并开始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你那温暖的手掌似乎有种魔力，不管它触到了哪里，都深深地拨动着我那根多年来都没曾被触过的神经。你脱掉了你自己身上穿着的浴衣，又轻声问我：“脱掉睡衣，好吗？”没等我回答，你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解开我睡衣的扣子，我的两座雪白的乳峰分别举着它们那粉红色的乳头，羞涩地呈现在淡暗的灯光中。我不知所措地想掩住它们，可是你的双唇已经凑了上去，就在你的嘴唇触到我的乳头时，我浑身象似触了电一般地颤抖了一下，我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你不由分说地嘬住了我的乳头，含在嘴里，一边用舌头挑逗着我的乳头，一边用手将我的睡衣、睡裤全都剥下了。我赤裸着雪白的身体，躺在你怀里，也感到了你滚烫的身体。这种肌贴肌，肉挨肉的拥抱，让我头发晕，眼朦胧，似乎是在云雾中。你温存、细腻地抚摸找我的身体，寻找着我的敏感部位，你那甜蜜诱人的亲吻就像在我的心头上涂抹着掺了酒香的蜂蜜，使我心潮彭湃，热血奔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禁不住地轻声呻吟起来。可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呀！你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翻身压到我身上，你的“小弟弟”在我的两大腿间寻找着去处。我只感到我那封闭了多年的禁区处，有一股股的热泉向外翻涌，似乎在渴望地等待着什么。你的“小弟弟”很快就找到入口，但他似乎是要在那里观望什么似的，在门口绕着圈儿，画着圆，挑逗着我那最敏感的地方。我实在受不住了，可又不知该怎么办，只是紧紧地搂着你的腰，不停地呻吟着，似乎是在求饶。你终于进入了我的体内，我感到你仿佛触到我的心尖儿，止不住“啊啊啊”地叫了起来，你有节奏地在我体内抽动着，我感到了你那“小弟弟”在膨胀，在发烧。我的全身就象是要融化了一般。在它“火山爆发”的那一刻，我也感到我的全身在膨胀。
事完之后，你仍把我搂在你怀中，关切地问我：“你好了吗？”
这句话把我问的蒙蒙噔噔的。
“什么叫‘好了’？”我不解其意地反问道。在你看来这也许是个很蠢的问题。你并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搂着我，用手指在我背上划着，说：“你知道，这种事，对男的来说很简单 .... ，”你打住了，没继续说下去。我有些迷茫。你轻轻地吻起我的额头，脸颊，脖颈耳朵，双唇，并教我说：“把你的舌头给我！”我找你说的，顺从地做了。你紧紧地吸住了我的舌头，并将它与你的舌头叠在一起。你深深地吻着，吸着，似乎是要吸走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血肉。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激情在我的身体内骚动起来，在我每个器官之间穿来穿去，抨击着我那对欲望的压抑。这是一种让人不顾一切的野兽般的骚动，它逗起了我对你的渴望，不顾一切的渴望！哪怕下一秒钟我就会死去，哪怕下一秒钟世界的末期就会到来，我也切切地要得到你！在这股激情的驱动下，在我忍不住的呻吟声中，我伸出手，去摸索你身上那件最宝贵的东西。我找到了它，把它捧在了手里。我感到你也在颤抖。有人说，这东西大姑娘见了不认识，小媳妇见了不害怕。可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属于哪一类。我认识过它，但它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是很陌生；我虽不害怕它，可它此时在我手中就象是一团火 ....
“我从来没想过它会为第二个女人服务。”你在我耳旁悄声说道。
我被你提醒了什么，在刚才的激情和朦胧中，我完全忘记了你是个有妇之夫。我像被烫着了似的，立即缩回了手。我还从没有如此放荡过自己。当它再次进入我体内时，我心中如同是翻了五味瓶似的，说不出是甜，是酸，是苦，使麻还是辣。
你关上了我枕边床头柜上的台灯。屋里一片漆黑。你再次把我搂紧你的怀中，问：“困吗？”我摇了摇头。“那就再聊会儿吧，”你说，“反正我也不困。”
“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你问我。
我就景避情地说：“安全感，被保护着的感觉。你呢？”
“你猜猜看。”
“拥有感，”我仍是就景避情地说：“满足感。”
看来我是说对了。你又把我往你怀中紧楼了一下。
“你听聪明的呀！”你说，“你都当过妈妈了，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好了’呢？”
这时我似乎是懂了你所说的‘好了’的意思了。
“可我与我原来的丈夫做爱时，从未有过在你这儿，刚才的这种激情，也从没有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我只是尽尽做妻子的义务而已。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就怀上了孩子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说道。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婚结得很匆忙，也没有时间堵蜜月，新婚之夜，他只是让我脱得一丝不挂，躺在那里，供他欣赏，可他却并不碰我一个手指头。第二夜也是如此。那时我们还都很年轻，我还在大连的外语学院接受日语培训，是利用学期间的一个星期的休假，办好了结婚手续，在家里住了两天后，又去了他天津老家的亲戚们那儿转了一圈，我就匆匆返回大连了。后来他来大连休了十几天的晚婚假。那时，大连外语学院的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下课后、就寝前。三个月之后，我就去日本留学去了。”
也许是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或者是天色已经开始了发亮，你的脸庞和屋子里的一切，都能朦朦胧胧地看到了。
“你跟大连还真有点儿缘呢。”你说。
“我大姐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大连，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我初中时，自己地一次单独出远门，就是上大连，我姐姐那儿去。她那时还住在集体宿舍里，一间屋子住着四、五个她的同学、同事。那次，我第一次去她那里，还偏偏赶上她退受了工伤 --- 吊车吊的工件 --- 一个轴箱，没被吊好，掉下来了，砸在了她腿上，幸好没伤着骨头，只是刮走了一大块肉。那时，大连缺油少肉，每月只有两斤细粮。姐姐怕我吃不惯玉米面大饼子的粗粮，找同学、同事换来细粮票，给我买米饭、馒头吃。她还把厂里给她养伤的鸡蛋都攒了下来，在宿舍里悄悄地点着自己缠的电炉，炒鸡蛋给我吃。那时我才十四、五岁，随着父母去五七干校，被下放到湖北省的农村里。也许是因为农村的空气干净，饭菜新鲜，我到了农村后，一个劲儿地长个子，当地的农民都说我像是被浇了大粪似的，个子长得那么快。但我当时只是长个子，不长肉，体形细高细高的，我姐以为我时营养不良，一个劲儿地给我补养。”说到这儿，我禁不住地笑了起来。我看了看你，你还听得很专心呢。我便接着讲了下去。
“那时，我还从没见过大海，我姐腿上有伤，行动不便，就叫她的同事带我去海边玩。当时正是夏天，我是利用暑假期间去大连的。我见到了大海，就想跳进去游个痛快！那时候大连的海滩真干净，老虎滩、黑石礁我都去过。可后来我姐的同事说，她们不敢带我去游泳了，说是我净一个人往深海游，她们看不住我了！”
“我第二次去大连，就是到那儿培训日语。那时大连外语学院的条件差，我几乎每周都要跑到我姐那儿去，到她车间的澡堂去冲澡、泡大池子；上她那儿去打打牙祭，开个小灶。那时她在厂里已经干了十二年了，可还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她父亲也去看她 --- 我与姐姐 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 那时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至今为止也只见过那一次 …… ”这时我听到了你的鼾声，便收住了嘴。可你仍是紧紧地搂着我，一点儿也没放松。我枕着你那宽实肩膀，也闭上眼睛。就这样呆了几分钟，我试着想从你的臂膀中挣脱出来，可你却把我搂得更紧，你的鼾声也没间断过。看来我得枕着你的肩膀睡觉了。
与你相爱一百天(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