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周年前后，中美俄的外交博弈持续展演。
首先是美国，其既要强化对俄围堵，更要牵制中国。2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赴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便向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发出警告，要求北京不得对俄提供战争援助，否则将付出代价；随后布林肯又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NBC）访问时称，美国已获悉北京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援助，华府即将公布更多细节。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于2月20日短暂现身基辅，推翻此前“没有访问乌克兰计划”的声明，并带来价值5亿美元的军援，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2月24日中方发佈十二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后，拜登又冷言表示，中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衝突的计划只对俄罗斯有利。简言之，美国有意塑造以下叙事：在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美国站在了代表民主自由的乌克兰一方，中国则支持威权独裁的邪恶俄罗斯。
俄罗斯则一如既往展现强硬姿态，同时有意深化与中国的战略綑绑，希望后者能共同分担美国的战略压迫。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发表国情咨文，除了谴责美国与北约外，还无预警宣布暂停参与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引发各方担忧；2月22日，罕在克里姆林宫接待非国家元首官员的普京，特意接见来访的王毅，称“中俄合作对稳定国际局势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春天访俄。
而中国位处美俄施力间，同样有自己的立场与行动。在访问俄罗斯前，王毅先行去往法国、义大利、德国，并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于会上重申了中国对俄乌战争的基础立场，“乌克兰危机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事情，中方和各方一样对衝突扩大化及长期化感到担忧，中国所做的一切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对话及和平的一边”；2月19日，王毅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并称中方始终支持和平与对话。
2月20日王毅抵达莫斯科，并在22日会见普京。王毅于24日表示，此次访问与俄罗斯取得了三大共识：确认深化中俄战略协作，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对表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而也就在同日，中国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强调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最终达成全面停火。
由上述动作可见，美国希望在战场上消耗俄罗斯，并通过舆论战掣肘中俄关係，中国则想维繫中俄关係，同时避免见罪全球舆论，似乎只有俄罗斯一面倒地对华示好。如此局面，让不少人发出疑问，传统的中美俄大三角是否还存在？俄罗斯此后是否注定成为中国附庸，难再扮演大三角中的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右）2023年2月18日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左）（中国外交部）
大三角关係本质为何
而要回答此问题，需先釐清中美俄大三角的本质。过往各式分析之所以称三国为大三角关係，是因其满足了以下两大条件。
第一，大三角中没有任一方能彻底击败另两方，也没有任一方会被彻底击败。即便在中美苏大三角成形之初，中国国力相对羸弱，其依旧通过一面倒向苏联，争取到了不少生存空间；而后伴随中国“两弹一星”开发成功，中美苏的核三角态势初具雏形，虽说中国的弹头数远不如美苏，却仍可谓具备了初级的报复与制衡能力。
第二，三方之中至少有两方，其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冷战时期，美苏阵营对抗便是此般关係的展演，两大阵营进行多年的地缘零和博弈，中国起初受限国力与身量，难以对抗西方施行的封锁与孤立，只能选择对苏联一边倒。而后伴随中苏摩擦渐显，苏联干涉已与中国生存发生结构性矛盾，北京遂转而缓和中美关係，以此抗衡苏联的战略压迫。
今日的中美俄大三角同样存在结构性矛盾，并可大体归结为：美国有意消除中俄的强国潜力，以确保自己的单极霸权能永远持续；中俄则希望在日渐多极的国际秩序下，寻求本国的民族复兴、获取更多国际空间，故在美国压迫下日渐靠近。
王毅与普京在彼此距离最近的位置面对面坐著，两人仅几步之遥。（Reuters）
归根结柢，大三角的关键在于，不论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差异，最强势方若将次强势方当作主要战略对手、施加压力，次强势方便会拉拢最弱势方加以应对；最弱势方若受压迫，同样也会寻求最强势方或次强势方的庇护，而其选择将影响三方博弈的过程与结果。
在中美苏大三角关係中，中国一直是最弱势方，直至1960年代都仰仗苏联的战略支撑，中苏联手确也成功消耗了美国国力，致使后者在朝鲜与越南两大战场严重失血，既无法完全凌驾于中苏之上，还在1960年代末一度沦为次强势方。然而苏联的对华态度自此渐趋强硬，不仅数次挑起边境事件，更在1969年与中国爆发珍宝岛衝突，中苏联合抗美的基础严重崩裂。
此后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并借印度、越南等地缘支点掣肘中国，身为最弱势方的中国遂与作为次弱势方的美国联合，致使苏联遭遇东西两线的战略牵制，并在1970年代末深陷阿富汗战场，国力严重内耗，最终重回次弱势方。然当美国再成最强势方后，便也与苏联一般得意忘形，开始在台海问题上加压，有意增加对台军售、牵制北京，此时中国再度操作了大三角关係，回以“中苏关係正常化”诉求，美国于是被迫在1982年签署《八一七公报》，希望借著暗示“和平弃台”，换取北京延缓修复中苏关係。
故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虽已在1986年对中苏边境驻军、阿富汗撤军问题作出积极表态，中苏关係的正常化却直至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才得以实现。但身为次强势方的苏联已是伤痕累累、内外交困，还来不及操作中苏友好抗衡美国，便已在1991年走向解体，继承者俄罗斯就此沦为大三角中的最弱势方，取代了中国的角色。
王毅2月22日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Reuters）
新的大三角有何不同
在此脉络下，观察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行为，也确有操作大三角关係的逻辑在其中。
冷战结束之初，大三角关係仍不显著。彼时中国希望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极力要与西方扩展经贸合作，同时将维护“中美关係大局”作为外交重点；俄罗斯也努力融入西方，将“成为被西方认可的世界大国”当作战略目标。而正因此时中美博弈未显，俄罗斯担忧中美的持续靠近，会让作为最弱势方的自己失去屏障，故为发展美俄关係，只能咬牙牺牲部分战略利益，例如为让华盛顿顺利进行反恐战争，同意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
而美国虽也知道90年代的俄罗斯相当脆弱，却不放弃彻底征服老对手的梦想，故在苏联解体之初集中精力改造俄罗斯政体、借“休克疗法”掠夺其国民财富、抢佔前苏联的战略空间、推动北约东扩。如此操作的结果，便是让美国的战略重心长留欧洲，并在反恐战争后移至中东，结果忽略了印太地区的中国。此后中国迅速崛起，先是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推出了“一带一路”等跨国项目，美国终于生出危机意识，开始推动战略重心重回印太，以最强势方的行为者姿态，对次弱势方的中国施加压力。
2022年3月28日，俄乌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首轮谈判，但失败告终。图为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8日出席兼併克里米亚8周年纪念活动留影。（Reuters）
在此局面下，作为最弱势方的俄罗斯开始操作大三角关係，希望利用中美博弈的主旋律，获取不同情境下的战略红利。例如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亚危机，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述思维：俄罗斯认为美国视中国为最大对手、战略重心又已东移印太，应不至于为乌克兰一块土地而大动干戈；而中国为免俄罗斯被经济制裁拖垮，失去共抗美国压迫的盟友，也必然会在经济场域“有所表示”。而从结果来看，俄罗斯的盘算有一定准度：美国与欧盟祭出了联合制裁，但不支持乌克兰武力收回克里米亚；中俄则在2014年5月签订为期30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并在2015年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联合声明，展现发展战略协作姿态。
从某种程度来说，2022年俄乌战争的爆发，也有“俄式大三角逻辑”在其中。即普京认为北约与美国不至于介入战争，且乌克兰的抵抗意志相当薄弱，行动应能成为放大版的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可能要承受相当严重的国际制裁，但中国同样会在经济场域“有所表示”。而从结果来看，普京应是失算，因为乌克兰出乎意料展现强烈的抵抗意志，导致原本不看好的美国、北约纷纷介入，战争最终打成各方不断加码的消耗战，至今无法停下。
中国的反应则没有超出俄罗斯预期太多，即虽不提供军援，也无法支持俄罗斯的领土主张，但持续深化中俄经贸协作：根据中国海关资料，2022年的中俄贸易额逼近1,9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能源场域，根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的资料，2022年中国透过“西伯利亚电力”管线进口的俄气，增加至少50%，全年前11个月的俄油输入也增加约10%，达到约8,000万吨。
2月22日，王毅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晤。（Reuters）
而从传统大三角的视野来看，美国的强烈反俄正在减损自己的战略优势，因其身为最强势方，首要施压对象应是中国这一次强势方，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其可谓卯足全力要击败俄罗斯这一最弱势方，造成的结果自然就是俄罗斯倒向中国，推动中俄关係的持续靠近。故外界所谓“俄罗斯成为中国附庸”、“失去作为三角一方的弹性”，其实并未超出传统的大三角模型，且与中苏交恶前的中国相比，当今俄罗斯对华自主性更高，中国也并未展现当年苏联的宰制姿态；然而底层逻辑仍在，若美国的对俄压迫下降，俄罗斯的一面倒趋势也将随之弱化，如此现象虽可能遭致见异思迁的道德批评，却是作为三角之中最弱势方的必然举动。
但外界与其关注俄罗斯是否沦为附庸，不如聚焦新中美俄大三角的两大关键不同，并由此来思考俄罗斯的行为模式。第一，中美的经济实力差距小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1975年苏联经济巅峰时期，其GDP也只佔美国的40.6%，但中国2019年的GDP已达美国的63%，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某些科研场域的成就甚至超越美国。美国或也是首度面对经济体量与自己如此接近的次弱势方。
第二，美苏是在世界市场分割的环境下争霸，中美却是在世界市场统一、 双方经济高度融合的环境下斗争，美国极难对中国进行经贸阵营的分割孤立，因为过强的对华制裁必然引发副作用，损坏西方企业和民众利益，最终在选票上引火自焚。故即便欧美能在新疆等“人权议题”上统一战线，却必然要在经贸、投资、5G等议题上发生分歧。
在此局势下，新中美俄大三角的互动，必然会与过往壁垒分明、战线统一的阵营对峙不同，不仅所涉场域更加複杂破碎，不同议题的支持反对方不能一体适用，其形式也会更趋斗而不破、往持久战方向迈进。俄乌战争终有一日会结束，美俄关係也不可能永远低盪，面对时代新局，俄罗斯作为大三角一员，不会永久困于战争阴影中，也必不会甘于简单“附庸”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