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
看长云飞度万里时空
正文
冯远理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平津。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也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不久，北方三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日军的南侵、武汉的失守，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往中国大西南的重镇——昆明。至此，这三所北方著名的高校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所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条件十分艰苦、环境极其恶劣的大学，前后坚持竟达八年之久，而且以其培养出众多世界和中国的一流学者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除李政道和杨震宁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外，西南联大还培养了世界著名逻辑学家王浩、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思想家、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著名作家汪曾祺、马识途，诗人穆旦、历史学家何炳棣••••••，自然科学方面的，仅在中国大陆的两院院士中，就有175人之多，朱光亚、邓稼先、黄昆、刘东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加上又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中国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军费开支上；同时在大后方还有大批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敌战区学生需要救助，因此分给每个学校的教育经费不会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象，那时联大的教学和物质生活条件该有多么艰苦。教学仪器和图书文献的严重匮乏自不必说。教室呢，大都是草房子，低矮昏暗。学生宿舍拥挤不堪，十几个人睡在一间屋子是正常的现象。老师的住房也是七拼八凑，一家几代人住在一起也很平常。还有一些院系还在远离昆明的蒙自等地，其条件更为恶劣。学生们吃的是“八宝饭”。所谓“八宝饭”就是“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是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闻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最要命的是，大后方也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一遇到敌机轰炸，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要停止下来。师生们跑到郊外，躲避起来。在简易的防空洞里，陈寅恪教授所作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引得大家拍手称妙。
联大的恶劣环境，没有影响到联大师生们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对真理、学问的追求。由于敌机的轰炸，联大的校舍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昆明多雨，下起雨来，教室里就四处漏水，遇到这种情况，师生们往往撑起伞上课。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联大师生在坚苦卓绝环境中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呢？陈岱孙教授也许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三）
联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它的自由学风，这是联大留给后人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也是最令后人向往和无限怀念的精神遗产。在这里，学生和学生、老师和老师、学生和老师之间可以无拘无束的探讨、争论。在这里，师生们惟真理是从，权势是没有市场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用自己的地位来压制学生。用联大师生的话来说：“那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据著名学者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他正在一间教室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原来是华罗庚教授和他的几位助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的徐贤修和钟开莱。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他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只见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走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写着。接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师生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钟头，只听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搞自然科学的是这样，学习文学和研究人文学科的则更加自由。1938年第一学期开学时，哲学心理学系的学生殷海光选修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曾师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大师鲍赫、对康德哲学很有造诣的教授，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凭着以前对殷海光的了解，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期终却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这学期，殷海光还选了他的恩师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的课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殷海光于是就去听王教授的课去了。在西南联大，学生上课不上课完全是自由的，只要你参加期终考试，照样可以得高分。如果你选了一门课，在学习过程中你认为这位老师讲得不好，中途完全可以退出，老师也不会说你对他不敬。沈有鼎曾开过维特根斯坦的一门课，一开始还有不少学生在听，到最后只剩下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三个学生。沈教授就索性带他们离开教室，到学校后边的花园去上课。美丽、灿烂的花丛下，师生们在这里兴致勃勃、启发讨论，在讨论中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不知不觉或时已正午或夕阳西下。师生之间如此，同学之间如此，教授们之间也如此。沈有鼎也是金岳霖的弟子，他们有着深切持久的师生情谊。后来他们同为清华和联大哲学系教授，变为同事，但这并影响他们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一次逻辑研讨会上，谈到哥德尔的逻辑研究工作，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这时沈有鼎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一般看来，这也许是学生对老师的不敬，但金岳霖不以为然，他欣赏学生的率真，以自然平和的语气说：“那就算了。”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所写的一段话，也许是对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的最好概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四）
西南联大从昆明解散到三校返回北方迄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但令人的遗憾的是，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虽然越来越多，教授也越来越多，但大师却越来越少，以至于大师成为一个稀有的品种。我每每读到那个时代教授、学者的文章，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感。既然没有证据说明我们的人种出现了退化，那就一定是我们教育制度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大学不能够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如果学术不能独立，如果学术仅仅只是官场的婢女，那么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南联大离我们而去，西南联大只能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忆、一个遥远的绝响。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平津。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也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不久，北方三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日军的南侵、武汉的失守，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迁往中国大西南的重镇——昆明。至此，这三所北方著名的高校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所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条件十分艰苦、环境极其恶劣的大学，前后坚持竟达八年之久，而且以其培养出众多世界和中国的一流学者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除李政道和杨震宁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外，西南联大还培养了世界著名逻辑学家王浩、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思想家、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著名作家汪曾祺、马识途，诗人穆旦、历史学家何炳棣••••••，自然科学方面的，仅在中国大陆的两院院士中，就有175人之多，朱光亚、邓稼先、黄昆、刘东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加上又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中国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军费开支上；同时在大后方还有大批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敌战区学生需要救助，因此分给每个学校的教育经费不会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象，那时联大的教学和物质生活条件该有多么艰苦。教学仪器和图书文献的严重匮乏自不必说。教室呢，大都是草房子，低矮昏暗。学生宿舍拥挤不堪，十几个人睡在一间屋子是正常的现象。老师的住房也是七拼八凑，一家几代人住在一起也很平常。还有一些院系还在远离昆明的蒙自等地，其条件更为恶劣。学生们吃的是“八宝饭”。所谓“八宝饭”就是“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是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闻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最要命的是，大后方也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一遇到敌机轰炸，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要停止下来。师生们跑到郊外，躲避起来。在简易的防空洞里，陈寅恪教授所作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引得大家拍手称妙。
联大的恶劣环境，没有影响到联大师生们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对真理、学问的追求。由于敌机的轰炸，联大的校舍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昆明多雨，下起雨来，教室里就四处漏水，遇到这种情况，师生们往往撑起伞上课。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联大师生在坚苦卓绝环境中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呢？陈岱孙教授也许说得对：“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又或许联大校歌所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三）
联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它的自由学风，这是联大留给后人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也是最令后人向往和无限怀念的精神遗产。在这里，学生和学生、老师和老师、学生和老师之间可以无拘无束的探讨、争论。在这里，师生们惟真理是从，权势是没有市场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用自己的地位来压制学生。用联大师生的话来说：“那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据著名学者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他正在一间教室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原来是华罗庚教授和他的几位助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的徐贤修和钟开莱。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他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只见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走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写着。接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师生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钟头，只听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搞自然科学的是这样，学习文学和研究人文学科的则更加自由。1938年第一学期开学时，哲学心理学系的学生殷海光选修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曾师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大师鲍赫、对康德哲学很有造诣的教授，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凭着以前对殷海光的了解，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期终却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这学期，殷海光还选了他的恩师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的课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殷海光于是就去听王教授的课去了。在西南联大，学生上课不上课完全是自由的，只要你参加期终考试，照样可以得高分。如果你选了一门课，在学习过程中你认为这位老师讲得不好，中途完全可以退出，老师也不会说你对他不敬。沈有鼎曾开过维特根斯坦的一门课，一开始还有不少学生在听，到最后只剩下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三个学生。沈教授就索性带他们离开教室，到学校后边的花园去上课。美丽、灿烂的花丛下，师生们在这里兴致勃勃、启发讨论，在讨论中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不知不觉或时已正午或夕阳西下。师生之间如此，同学之间如此，教授们之间也如此。沈有鼎也是金岳霖的弟子，他们有着深切持久的师生情谊。后来他们同为清华和联大哲学系教授，变为同事，但这并影响他们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一次逻辑研讨会上，谈到哥德尔的逻辑研究工作，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这时沈有鼎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一般看来，这也许是学生对老师的不敬，但金岳霖不以为然，他欣赏学生的率真，以自然平和的语气说：“那就算了。”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所写的一段话，也许是对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的最好概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四）
西南联大从昆明解散到三校返回北方迄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等教育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但令人的遗憾的是，我们培养的大学生虽然越来越多，教授也越来越多，但大师却越来越少，以至于大师成为一个稀有的品种。我每每读到那个时代教授、学者的文章，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感。既然没有证据说明我们的人种出现了退化，那就一定是我们教育制度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大学不能够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如果学术不能独立，如果学术仅仅只是官场的婢女，那么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南联大离我们而去，西南联大只能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忆、一个遥远的绝响。
哈哈，真TMD老！
那篇讲邓丽君的文章怎么没了，昨天没来得及仔细看，今天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