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世界文化的三大体系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当今世界的组成归纳为八个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
伏尔泰认为，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巴比伦文明。这一观点植根于拉丁文的一句古谚：巴比伦人传给埃及人，埃及人传给希腊人。从这一理论推演，上述八个现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认为是从三种古文明发展演变的：
A.古代中华文明体系
B.古代印度文明体系
C.古代西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地中海）文明体系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融合，产生了克里特（古地中海）文明和迦南文明。在这两个文明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三个宗教文化体系：
A.犹太文化
B.基督文化
C.伊斯兰文化
这三种宗教文化，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地中海－亚伯拉罕宗教文化体系。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出自同一宗教源头的、对绝对唯一神的信仰。这三种宗教文化对于今天西方文明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伏尔泰认为，罗马没落、分裂时，欧洲的大多数民族还处在野蛮无知的状态中。欧洲最早的天文学、化学和医学知识，有很多来自阿拉伯人。西方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与伊斯兰文化不可分割。为了更为直观，我把伊斯兰文化归入西方文化体系，作为当代西方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我们便可以对照理解，古代世界的三大文明怎样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文化体系：
A.中华文化体系
B.印度文化体系
C.西方文化体系
如果这种归纳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援引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作为我们研究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方法。梁漱溟在他的文化理论中，根据人类对生活的态度，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个体系。梁漱溟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向。他认为，人对生活有三种基本态度：
A.奋力向前，谋求自己所要得到的东西。
B.遇到问题，不求改变局势、奋力夺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寻求调和、持中，改变自己的意愿，以目前的处境谋求自己的满足。
C.遇到问题，不向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背离现实生活的本性，转身向后，尽力节制自己的欲望。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力求持中，以求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平衡；西方人向前力求物质上的满足；印度人则退后，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根据不同的生活态度走自己的路，由此造就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体系和印度文化体系。
二、语言、宗教和伦理习俗
什么是决定一个文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以梁漱溟的观点来说，是人的生活态度。亨廷顿则认为是宗教和语言。
宗教指的是一个民族对宗教的态度，即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民族的生活信念与实践，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人的生活态度”。
语言在一般民族中，只是一种生活工具。宗教的信仰与实践却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结构的主要因素。文化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等因素决定，一个文化经由一个民族的生活长期积淀形成之后，是不容易被改变或摧毁的。
弱小民族的宗教、习俗和语言可能被武力征服或毁灭。但某些古老民族被征服后，征服者却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例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民族后，接受了罗马的基督教信仰，使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基督教化。汉民族被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后，蒙古人和满族人先后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使汉文化得以延续到今天，也因此导致满族文化和语言的势微。这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优越于征服者的文化使然。在动荡的世界中，优越的文化可能会暂时的消沉，但是不会被消灭。
语言作为交往的工具，有时会以单一的语言形式出现，如拉丁文，曾经成为欧洲文化交往时的广泛语言。有时又会以一种混杂语的形式出现，如佛兰卡语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商业交往时所使用的广泛语言。地中海东部地区是东西商业的集散地，由于商业交往的需要，形成了一种混杂语。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融汇了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由此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现代商业和学术交往大多采用英语，英语成为一种用于广泛交流的语言。
英语作为母语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汉语。根据1992年的统计，汉语作为母语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8%，英语占7.6%。英语之所以成为国际间交流最为常用的语言，是由于十九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殖民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领导西方集团。亨廷顿认为，中国的经济如果能够保持现在的发展步伐，那么汉语将有可能取代英语，成为国际上最为通用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工具，但却不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本质。因此，语言的普及，并不能作为同化另外一个民族的手段。一个民族可以接受外来的语言文字，但是其生活态度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印度虽然接受了英语，作为国际和国内的交流工具，但是这种做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民族的生活态度。
中国的语言文字不仅自成一体，而且文字本身蕴涵着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字、语文体系和语义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儒道释理念的塑造。要掌握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必须同时对中国文化有所理解。中国语言与其它文字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字不仅仅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所以要消灭中国文化，必须首先从消灭中国文字入手。
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异于其它文化，但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语言视为儒家的语言。如果将中国语文、文字和语义结构，看作儒家思想结构的形态[14]，会导致将中国传统文化简化为儒家文化。就如，中国的文人虽然通称为儒生，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文人都信仰儒家文化。如果因此将中国文化简化为儒家文化，同样也是不恰当的。
中国的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人们学习汉语，除了学习语言，还必须额外地逐字学会书写汉字。这是阻碍汉字通行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数码计算技术的发展，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三、祭祖和祖先崇拜
儒家认为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而没有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所以主张用人伦来教育人。在家庭内有父子关系，在家庭外有君臣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父子间源劝??鳎??技湟怨Ь次?鳎?蚋炯湟灾堪??龋?び字?溆凶鸨爸?涡颍?笥阎?湟猿闲盼?亍?br />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人的感情。钱穆说：“人类只有最感情的，始是最人生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只注重个人的欲望，在欲望的支使中，人只知为我，顾及不到他人。在一个重情理和伦理的社会中，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人注重情义，才会尊重他人。人处处顾及对方，处处以他人为重、为念，为他人设想，而忘却了自我或自己的欲念。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注重情理。在伦理社会中所贵者，即尊重对方。父母以儿女为重。子女以双亲为重。兄以弟为重，弟以兄为重。夫以妻重，妻以夫为重。朋友、主人与客人、上司和下属，都相互为重，为对方打算。一言以蔽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以对方为重。
儒家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是人类社会不可变革的伦理关系。在这五种人伦中，三种是家庭内的关系，一种是政治关系，一种是社会关系。处理这五种关系必须依循一定的准则，儒家称之为伦常或人伦。这就是中国人崇拜“天地君亲师”的根本原因。“天地君亲师”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是对神的宗教式的崇拜。“天地君亲师”是中国礼教的根本。这种提法，出自荀子。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很多家庭中，还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孝道的文化。中国人特别注重对父母的孝敬，对祖宗和先人的崇拜。这种祖先崇拜，早在商代就已形成，并见诸于商代的文字记载。商人尊其始祖为帝或上帝，将祖先神化。帝，古文通蒂，即果和种子的出处。
商人早期崇拜的最高神为“上帝”，祖灵和自然神都在这位“上帝”之下，称为“下帝”。崇拜祖灵的祭祀后来逐渐规范化，祖灵护佑子孙的观念慢慢形成。祖灵成为商人的保护神。到了商朝末期，祖灵的权威完全确立。对祖灵的信仰，开始排斥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上帝的观念收缩为统治家族的祖灵，不再是超家族的普遍“上帝”。
周人的宗教，尊崇的是“天”。周灭商后，周人将“天”的观念与商人“帝”的观念结合起来，将至上的神尊称为“天帝”，并赋予天帝理性和道德上新的内容，使天帝成为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天本指人的颠额，本意是头顶（颠顶），亦含有本和始的意义。在金文中经常出现。天可能是周王室供奉的祖先。
祭祖主要是出于人对祖宗的敬意。礼记中对祭礼的本质给予了明确和理性的解释。祭祀是由于内心有所感动，通过礼的仪式表达出来，而不是由于外在的因素，迫使人这样去做。所以只有内心真诚，才能充分表达祭祀的意义。
祭对孔子来说，是以祭祖为主，即祖神。祭祖是出于孝道。至于祭祀其他的神祗，则出于人的敬意。庙祭的对象是人和鬼。郊祭的对象是天和神。祭都是发自内心。孔子认为：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诚为实体，礼为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中国人对孔子、老子及其他学者和民族英雄的崇拜，则是汉朝民族宗教兴起以后的事。
四、西方文化与一神教
现代西方的文化，即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文化，都可以在其经典中找到其基本理念。旧约中肯定了耶和华这个上帝是唯一的神，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上帝。圣经告诫世人说：“上帝发言，作如下的训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曾经领你从被奴役之地埃及出来。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恨恶我的人，我要惩罚他们，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孙。但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甚至到千代子孙。”
一神教的神是妒忌的神，不能包容对其他神的信仰。对绝对唯一神的信仰，取消了个体家庭的祖先崇拜，削弱了家庭凝聚的力量。人不再是自然组织中的人，而是社会集体中的人。在社会集体中，个体家族、宗族或氏族的保护神，被视为异端，逐渐消亡了。
罗马基督教会的形成，以家族制度的彻底摧毁为基础，奠定了西方社会集体生活的基石，使个人和集体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
基督教在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和邦神以后，反对一切其他神的崇拜，不惜与其他宗教为敌。因此，基督教不会以建立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其他宗教之祭坛。
基督教组织教会，打破家庭和宗族这些小群体制度。教会是一种超越家族制度的组织。这一组织的建立，是耶稣坚决嘱咐其门徒去做的。教徒人人如兄弟，衣食相共，建立产业共有制，使教会内部结合得极其坚固，团体精神获得高度的发展。
基督教虽然主张政教分离，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很快又混为一处。公元325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虽然不想用武力残杀异教，但事实上却走向反面。
教会政治化后，欧洲社会的集体生活加强。国家权力限制约束了人的身，宗教信仰缚结引导人的心。罗马政教的重新结合，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相合，行其统制，使个人无法逃遁这种统制过强的集体生活。
权力所在，最易引起争端。当一个组织拥有权力时，不管是教会还是政权，为了保有自己的权力，集团间形成对抗在所难免。基督教虽然主张和平，但自基督教在欧洲立足以后，却引起了无数集团间血的斗争。中国自从受到儒教家庭伦理的教化后，大体上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
在罗马文化解体后，基督教给欧洲的集体生活注入了新生的力量。基督教除了继承希腊和罗马留传下来的集体传统外，还接受了日耳曼民族（原始公社）的集体生活传统，塑造了封建主义制度，并且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官僚制度。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崛起，应完全归功于基督教的伦理极其建立的制度。
五、宗教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
在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中，佛教之传入中国，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为成功的例子。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始于公元635年，但是西方文化直到19世纪，还是无法在中国植根。
早在德意志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公元635年，基督教传入中国。景教教士阿罗本（A-lo-pen）将基督教带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太宗下谕容纳景教，并在长安为景教修建了景寺。1294年，方济各派教士约翰·蒙特克莫诺（John of Montecorvino）作为教皇的使节来到北京。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罗马教会的方式，尝试教化景教的教徒。之后，他买了一批男孩，教授他们拉丁文和基督教礼节，并利用他们进行传教。1368年，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一部分蒙古人开始改信伊斯兰教。1380年铁穆尔大迫害，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景教）被扫荡。只有几万聂斯托里派教徒逃亡到南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两次传教，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告失败。
另一基督教派摩尼教在六至七世纪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该教派吸收了不少佛教和儒教的因素，逐渐佛教化和汉化，后来演变成为一个接近于佛教的秘密宗教团体。摩尼教崇拜日月，在中国又被称为明教。1368年，朱元璋在明教的帮助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1368－1644）。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开始在中国传教，基督教第四次来华。利马窦并不是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登上舞台，而是作为一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中国从事工作。他掌握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尝试理解中国的道德、哲学和宗教。他强迫自己学会中国的传统礼节，力图接近中国的学者、士大夫阶层，用中国的词汇来宣讲基督教教义。他希望用这种方法首先赢得中国的统治阶层，甚至皇帝本人的皈依。教化民众并不是耶稣会士传教的首要目标。
1634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开始在中国传道。他们对于耶稣会士允许中国的基督教友祭祖尊孔大为恼火，同时对用中国传统中惯用的名称来称谓“耶和华”这个独一无二的神感到不满。不同的教派为此发生了争端，这就是有名的罗马教会的“礼仪之争”。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发布禁令，禁止中国的基督教徒祭祖尊孔，并禁止用上帝和天来称呼基督教的神，只允许人们用“天主”来称呼“耶和华”。祭祖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大事，也是中国伦理的价值准绳。来自罗马的禁令无异于强迫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停止做中国人。
这一禁令激怒了康熙皇帝。在此之前，也就是1692年，康熙曾经下诏开放整个中国，允许罗马教会传播福音。当时的欧洲人对这一做法非常钦佩。莱布尼茨因此认为康熙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
教皇的禁令受到中国的神甫和耶稣教会的一再反对。尽管如此，1710年，罗马又重新颁发禁令，并威胁违犯禁令者将被逐出教会。1717年，清政府作出反应，驱逐传教士，禁止信仰基督教，强迫基督教徒出教，并拆毁教堂。
中国是允许宗教自由传播的，在康熙年间，基督教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伏尔泰认为，由于基督教会内部的争吵十分激烈，雍正（1723－1735在位）登基后，担心会发生类似日本那样的骚乱，才开始真正禁止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允许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继续活动。
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雍正曾经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已经欺骗了我的父亲，那么别想再欺骗我了。你们想让中国人采用你们的法律。我知道，你们的信仰容不得其他的信仰；这样一来，我们成了什么？成了你们君王的臣属。你们培养的门生只认识你们。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必将对你们惟命是从。我知道眼下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当大批军舰驶来时，就会出乱子。”伏尔泰认同雍正的看法：欧洲的传教士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中国，不同宗教都能容忍其它宗教的存在，但是基督教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认为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都是异端、罪人和魔鬼的同路人。历史印证了雍正的话，当大批的欧洲军舰驶来时，果然出了乱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是获得了中国基督教徒的帮助。
这些耶稣会士，都承认雍正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他一贯关心穷人的疾苦，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让人民有工作做，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他严格地遵守法律，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设施，交通、河流和运河都维修的很雄伟，而且花费低廉。
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五次大规模传播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因为中国禁止鸦片的输入，向中国发动了战争。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还被迫开放五个港口，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全境贩卖鸦片，容许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一奇耻大辱，距离康熙颁发容纳基督教的谕令，恰好是150年。
这样一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无异于殖民主义化。商人、士兵和传教士一起并肩作战。商人是欧洲主宰世界的开路先锋，他们置人的基本道德于不顾，唯利是图。士兵为保障欧洲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惜诉诸武力。传教士和其他白种人一样，相信自己的种族和信仰比其他民族优越，倨傲不逊，漠视他人的风俗习惯。传教时不择手段，以求赢得西方文明的统治。武力与传教，从此成为殖民主义的两种手段。
六、未来世界的文化
人的生活态度，是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西方文化注重物质生活，所以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浓厚。人们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美化自己的意图、目的以及所谓的“理想”，来为自己使用的手段辩解，将自己的手段神圣化和道德化。就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1469-1527）的主张：目的使手段神圣化了。他认为，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可以不顾道德观念的约束，为了获得权力和保有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究竟哪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更为“正确”，哪一种文化最能表达人类“正确”的生活呢？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亨廷顿认为，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这就是世界文化冲突的根源。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曾经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必须向不同的文明学习。他们必须和平共处地生活和交流。他们互相学习，研究彼此间的历史、理想、文化和艺术。他们丰富彼此间的生活。否则，在这个窄小，人口过分密集的世界里，就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诚然，文明之间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只能通过相互间的真诚对话才能实现。传教式的对话只能增加彼此间的成见，于事无补。
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相同的文化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奋斗。敌对的文化将人们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互相争夺和破坏文明的果实。为了消除人类间的冲突和斗争，人们是否需要一个普世文化，来促进人类的和平共处？未来的世界是否是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融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东欧集团的瓦解，意味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是西方文化的胜利，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文化：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梁漱溟则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不是这三种文化的融合，而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吾民族今后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发挥以得之。”
伏尔泰在他的著作《风俗论》中对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和宗教，极为推崇。他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优于西方国家。伏尔泰认为，“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只有中国的文人学士例外”，“中国是建立在无神论上的最理智的帝国。”
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又应该从哪里做起？
七、传教还是对话
文明之间最为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一个文明战胜、消灭或征服另一个文明。这种交往属于暴力的交往，是短暂的。文化的传播不能只依靠武力和征服，更为重要的是自发地、和平地由一个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文化中，并在另一个文化中生根。后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汉明帝在洛阳西门外为之兴建白马寺。佛教传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世界文化交流最好的例子。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远没有佛教这么顺利。从635年景教进入长安，到1583年利马窦来中国传教，一千年间并没有多少发展。1842年以来，基督教利用殖民主义的势力，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殖民主义被赶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再次中断。直至今天，罗马教会与中国基督教会的关系仍然无法正常化。问题出在哪里？是中国人无法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因为罗马教会不允许一个基督徒成为中国人？
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在台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传教的工作在台湾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但是成效甚微。在一千九百万台湾人口中，只有3.5％信奉基督教，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汉族的原住民。融合了儒道释三教的的民间宗教，却是空前繁荣。这体现在对庙宇的修建中，目前在台湾大约有一万二千多座庙宇。坚韧的民间宗教，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暴力可以强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去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但是不能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信念。只有真诚的对话可以使人放弃自己的立场，完全融合在共同的理念中。如果一个宗教能够通过真诚的对话，寻求新教徒的信仰和皈依，这样的宗教才有可能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中生根。不择手段或是借助暴力来传教，只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
就如孔汉思所说，一个宗教，如果它为迫害犹太人、屠杀印第安人、烧死女巫和异教徒、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其他种种罪行辩护，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宗教。一个好的宗教，只能象佛教那样，能够与其它文化进行真诚的对话。
对于中国的文化，伏尔泰曾经作出这样的评价：入侵中国的征服者，其故土后来都变为被征服者的领土。蒙古人和满族人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国，但最终屈服于中国的法律之下，接受了中国的文化。伏尔泰写道：“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是却用来制造烟花，而不是用来制造毁灭性的工具。葡萄牙人教会中国人使用火炮，耶稣会的教士教会中国人制造大炮。”中国人不善于用暴力来保护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总是可以委屈求全，然后假借仁义道德，以德报怨的善心，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诚然，中国人并非自愿地通过对话而行动，而是必须通过对话来行动。如果人们不愿以动用武力为代价，而是和平地处理问题，那么他们就必须通过对话，也就是交往行动来获得相互的理解。
对话，哈伯马斯称之为“话语道德”。在“理想对话”的环境中，某种“道德原则”的存在是多余的。在人与人的“话语”中，人无需建立任何道德原则。在开始对话时，就意味着参与对话的人都认为，对话的理想条件已经充分具备。参与对话的人只要通过论证的力量，充分地表达自己，有争执的问题，就有希望通过对话的形式获得解决。由此达成的共识，也不会存在任何强制性。
但是，在现实的对话中，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存在，相反，更多的是“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争执，结果总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所谓“公平”的对话，只是意愿者与理想者的一厢情愿。没有“公平”这一“道德原则”，话语道德就只是一个空架子，是“强势者”用语言来说服“弱势者”的一种传教手段。因为这种“话语道德”的出发点，最终还是“功利原则”，以获取个人“最大利益”作为对话的基础。
对话行动一般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对话行动也是人对峙的一种形式，只是人们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这种对峙。孙子认为，不战而能使对方屈服，谓之上策。对话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对话是以优势或最佳的论证来取胜和征服对方。妥协则是根据各自的立场或理由达成一致。在妥协中个人可以保持其基本立场，只是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作出让步。哈伯马斯则要求人们在“交往行动”中，遵从所谓“理性”的引导，通过对话，以取得行为的一致性。这无异于要求弱势的一方，放弃立场，顺从强势的一方。“对话”在这里的作用，只是洗脑。
只有把尊重别人作为对话的起点，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人的真实情感才能浮现。人的“功利之心”被“恻隐之心”取代。“理性”中的“情”，而非“理智”，成为人行为的真正动力。敬重他人是中国人孝道的起点：人的情意以孝和敬为出发点，即对父母孝顺，对他人恭敬。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
这种对话的情理，不是立足于“自我”，而是“我、你和他”，即仁和仨的势位中。中国人可以从家庭伦理生活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中国俗语说：居家自有天伦乐。而自古以来，鳏寡孤独被看作是人生最苦的事情。古人谓之“无告”，有事无人可以告诉，以求心理上的共鸣、生命的交融，比死还要痛苦。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对话，就是人生活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当今世界的组成归纳为八个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
伏尔泰认为，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巴比伦文明。这一观点植根于拉丁文的一句古谚：巴比伦人传给埃及人，埃及人传给希腊人。从这一理论推演，上述八个现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认为是从三种古文明发展演变的：
A.古代中华文明体系
B.古代印度文明体系
C.古代西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地中海）文明体系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融合，产生了克里特（古地中海）文明和迦南文明。在这两个文明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三个宗教文化体系：
A.犹太文化
B.基督文化
C.伊斯兰文化
这三种宗教文化，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地中海－亚伯拉罕宗教文化体系。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出自同一宗教源头的、对绝对唯一神的信仰。这三种宗教文化对于今天西方文明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伏尔泰认为，罗马没落、分裂时，欧洲的大多数民族还处在野蛮无知的状态中。欧洲最早的天文学、化学和医学知识，有很多来自阿拉伯人。西方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与伊斯兰文化不可分割。为了更为直观，我把伊斯兰文化归入西方文化体系，作为当代西方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我们便可以对照理解，古代世界的三大文明怎样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文化体系：
A.中华文化体系
B.印度文化体系
C.西方文化体系
如果这种归纳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援引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作为我们研究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方法。梁漱溟在他的文化理论中，根据人类对生活的态度，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个体系。梁漱溟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向。他认为，人对生活有三种基本态度：
A.奋力向前，谋求自己所要得到的东西。
B.遇到问题，不求改变局势、奋力夺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寻求调和、持中，改变自己的意愿，以目前的处境谋求自己的满足。
C.遇到问题，不向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背离现实生活的本性，转身向后，尽力节制自己的欲望。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力求持中，以求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平衡；西方人向前力求物质上的满足；印度人则退后，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根据不同的生活态度走自己的路，由此造就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体系和印度文化体系。
二、语言、宗教和伦理习俗
什么是决定一个文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以梁漱溟的观点来说，是人的生活态度。亨廷顿则认为是宗教和语言。
宗教指的是一个民族对宗教的态度，即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民族的生活信念与实践，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人的生活态度”。
语言在一般民族中，只是一种生活工具。宗教的信仰与实践却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结构的主要因素。文化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等因素决定，一个文化经由一个民族的生活长期积淀形成之后，是不容易被改变或摧毁的。
弱小民族的宗教、习俗和语言可能被武力征服或毁灭。但某些古老民族被征服后，征服者却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例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民族后，接受了罗马的基督教信仰，使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基督教化。汉民族被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后，蒙古人和满族人先后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使汉文化得以延续到今天，也因此导致满族文化和语言的势微。这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优越于征服者的文化使然。在动荡的世界中，优越的文化可能会暂时的消沉，但是不会被消灭。
语言作为交往的工具，有时会以单一的语言形式出现，如拉丁文，曾经成为欧洲文化交往时的广泛语言。有时又会以一种混杂语的形式出现，如佛兰卡语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商业交往时所使用的广泛语言。地中海东部地区是东西商业的集散地，由于商业交往的需要，形成了一种混杂语。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融汇了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由此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现代商业和学术交往大多采用英语，英语成为一种用于广泛交流的语言。
英语作为母语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汉语。根据1992年的统计，汉语作为母语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8%，英语占7.6%。英语之所以成为国际间交流最为常用的语言，是由于十九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殖民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领导西方集团。亨廷顿认为，中国的经济如果能够保持现在的发展步伐，那么汉语将有可能取代英语，成为国际上最为通用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一个民族思想的工具，但却不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本质。因此，语言的普及，并不能作为同化另外一个民族的手段。一个民族可以接受外来的语言文字，但是其生活态度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印度虽然接受了英语，作为国际和国内的交流工具，但是这种做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民族的生活态度。
中国的语言文字不仅自成一体，而且文字本身蕴涵着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字、语文体系和语义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儒道释理念的塑造。要掌握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必须同时对中国文化有所理解。中国语言与其它文字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字不仅仅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所以要消灭中国文化，必须首先从消灭中国文字入手。
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异于其它文化，但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语言视为儒家的语言。如果将中国语文、文字和语义结构，看作儒家思想结构的形态[14]，会导致将中国传统文化简化为儒家文化。就如，中国的文人虽然通称为儒生，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文人都信仰儒家文化。如果因此将中国文化简化为儒家文化，同样也是不恰当的。
中国的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人们学习汉语，除了学习语言，还必须额外地逐字学会书写汉字。这是阻碍汉字通行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数码计算技术的发展，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三、祭祖和祖先崇拜
儒家认为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而没有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所以主张用人伦来教育人。在家庭内有父子关系，在家庭外有君臣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父子间源劝??鳎??技湟怨Ь次?鳎?蚋炯湟灾堪??龋?び字?溆凶鸨爸?涡颍?笥阎?湟猿闲盼?亍?br />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人的感情。钱穆说：“人类只有最感情的，始是最人生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只注重个人的欲望，在欲望的支使中，人只知为我，顾及不到他人。在一个重情理和伦理的社会中，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人注重情义，才会尊重他人。人处处顾及对方，处处以他人为重、为念，为他人设想，而忘却了自我或自己的欲念。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注重情理。在伦理社会中所贵者，即尊重对方。父母以儿女为重。子女以双亲为重。兄以弟为重，弟以兄为重。夫以妻重，妻以夫为重。朋友、主人与客人、上司和下属，都相互为重，为对方打算。一言以蔽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以对方为重。
儒家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是人类社会不可变革的伦理关系。在这五种人伦中，三种是家庭内的关系，一种是政治关系，一种是社会关系。处理这五种关系必须依循一定的准则，儒家称之为伦常或人伦。这就是中国人崇拜“天地君亲师”的根本原因。“天地君亲师”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是对神的宗教式的崇拜。“天地君亲师”是中国礼教的根本。这种提法，出自荀子。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很多家庭中，还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孝道的文化。中国人特别注重对父母的孝敬，对祖宗和先人的崇拜。这种祖先崇拜，早在商代就已形成，并见诸于商代的文字记载。商人尊其始祖为帝或上帝，将祖先神化。帝，古文通蒂，即果和种子的出处。
商人早期崇拜的最高神为“上帝”，祖灵和自然神都在这位“上帝”之下，称为“下帝”。崇拜祖灵的祭祀后来逐渐规范化，祖灵护佑子孙的观念慢慢形成。祖灵成为商人的保护神。到了商朝末期，祖灵的权威完全确立。对祖灵的信仰，开始排斥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上帝的观念收缩为统治家族的祖灵，不再是超家族的普遍“上帝”。
周人的宗教，尊崇的是“天”。周灭商后，周人将“天”的观念与商人“帝”的观念结合起来，将至上的神尊称为“天帝”，并赋予天帝理性和道德上新的内容，使天帝成为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说文解字：天，颠也，至高无上。天本指人的颠额，本意是头顶（颠顶），亦含有本和始的意义。在金文中经常出现。天可能是周王室供奉的祖先。
祭祖主要是出于人对祖宗的敬意。礼记中对祭礼的本质给予了明确和理性的解释。祭祀是由于内心有所感动，通过礼的仪式表达出来，而不是由于外在的因素，迫使人这样去做。所以只有内心真诚，才能充分表达祭祀的意义。
祭对孔子来说，是以祭祖为主，即祖神。祭祖是出于孝道。至于祭祀其他的神祗，则出于人的敬意。庙祭的对象是人和鬼。郊祭的对象是天和神。祭都是发自内心。孔子认为：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诚为实体，礼为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中国人对孔子、老子及其他学者和民族英雄的崇拜，则是汉朝民族宗教兴起以后的事。
四、西方文化与一神教
现代西方的文化，即犹太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文化，都可以在其经典中找到其基本理念。旧约中肯定了耶和华这个上帝是唯一的神，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上帝。圣经告诫世人说：“上帝发言，作如下的训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曾经领你从被奴役之地埃及出来。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恨恶我的人，我要惩罚他们，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孙。但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甚至到千代子孙。”
一神教的神是妒忌的神，不能包容对其他神的信仰。对绝对唯一神的信仰，取消了个体家庭的祖先崇拜，削弱了家庭凝聚的力量。人不再是自然组织中的人，而是社会集体中的人。在社会集体中，个体家族、宗族或氏族的保护神，被视为异端，逐渐消亡了。
罗马基督教会的形成，以家族制度的彻底摧毁为基础，奠定了西方社会集体生活的基石，使个人和集体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
基督教在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和邦神以后，反对一切其他神的崇拜，不惜与其他宗教为敌。因此，基督教不会以建立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其他宗教之祭坛。
基督教组织教会，打破家庭和宗族这些小群体制度。教会是一种超越家族制度的组织。这一组织的建立，是耶稣坚决嘱咐其门徒去做的。教徒人人如兄弟，衣食相共，建立产业共有制，使教会内部结合得极其坚固，团体精神获得高度的发展。
基督教虽然主张政教分离，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很快又混为一处。公元325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虽然不想用武力残杀异教，但事实上却走向反面。
教会政治化后，欧洲社会的集体生活加强。国家权力限制约束了人的身，宗教信仰缚结引导人的心。罗马政教的重新结合，国家权力和宗教信仰相合，行其统制，使个人无法逃遁这种统制过强的集体生活。
权力所在，最易引起争端。当一个组织拥有权力时，不管是教会还是政权，为了保有自己的权力，集团间形成对抗在所难免。基督教虽然主张和平，但自基督教在欧洲立足以后，却引起了无数集团间血的斗争。中国自从受到儒教家庭伦理的教化后，大体上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
在罗马文化解体后，基督教给欧洲的集体生活注入了新生的力量。基督教除了继承希腊和罗马留传下来的集体传统外，还接受了日耳曼民族（原始公社）的集体生活传统，塑造了封建主义制度，并且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官僚制度。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崛起，应完全归功于基督教的伦理极其建立的制度。
五、宗教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
在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中，佛教之传入中国，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为成功的例子。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始于公元635年，但是西方文化直到19世纪，还是无法在中国植根。
早在德意志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公元635年，基督教传入中国。景教教士阿罗本（A-lo-pen）将基督教带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太宗下谕容纳景教，并在长安为景教修建了景寺。1294年，方济各派教士约翰·蒙特克莫诺（John of Montecorvino）作为教皇的使节来到北京。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罗马教会的方式，尝试教化景教的教徒。之后，他买了一批男孩，教授他们拉丁文和基督教礼节，并利用他们进行传教。1368年，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一部分蒙古人开始改信伊斯兰教。1380年铁穆尔大迫害，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景教）被扫荡。只有几万聂斯托里派教徒逃亡到南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两次传教，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告失败。
另一基督教派摩尼教在六至七世纪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该教派吸收了不少佛教和儒教的因素，逐渐佛教化和汉化，后来演变成为一个接近于佛教的秘密宗教团体。摩尼教崇拜日月，在中国又被称为明教。1368年，朱元璋在明教的帮助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1368－1644）。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开始在中国传教，基督教第四次来华。利马窦并不是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登上舞台，而是作为一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中国从事工作。他掌握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尝试理解中国的道德、哲学和宗教。他强迫自己学会中国的传统礼节，力图接近中国的学者、士大夫阶层，用中国的词汇来宣讲基督教教义。他希望用这种方法首先赢得中国的统治阶层，甚至皇帝本人的皈依。教化民众并不是耶稣会士传教的首要目标。
1634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开始在中国传道。他们对于耶稣会士允许中国的基督教友祭祖尊孔大为恼火，同时对用中国传统中惯用的名称来称谓“耶和华”这个独一无二的神感到不满。不同的教派为此发生了争端，这就是有名的罗马教会的“礼仪之争”。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发布禁令，禁止中国的基督教徒祭祖尊孔，并禁止用上帝和天来称呼基督教的神，只允许人们用“天主”来称呼“耶和华”。祭祖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大事，也是中国伦理的价值准绳。来自罗马的禁令无异于强迫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停止做中国人。
这一禁令激怒了康熙皇帝。在此之前，也就是1692年，康熙曾经下诏开放整个中国，允许罗马教会传播福音。当时的欧洲人对这一做法非常钦佩。莱布尼茨因此认为康熙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
教皇的禁令受到中国的神甫和耶稣教会的一再反对。尽管如此，1710年，罗马又重新颁发禁令，并威胁违犯禁令者将被逐出教会。1717年，清政府作出反应，驱逐传教士，禁止信仰基督教，强迫基督教徒出教，并拆毁教堂。
中国是允许宗教自由传播的，在康熙年间，基督教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伏尔泰认为，由于基督教会内部的争吵十分激烈，雍正（1723－1735在位）登基后，担心会发生类似日本那样的骚乱，才开始真正禁止基督教的活动，但是允许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继续活动。
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雍正曾经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已经欺骗了我的父亲，那么别想再欺骗我了。你们想让中国人采用你们的法律。我知道，你们的信仰容不得其他的信仰；这样一来，我们成了什么？成了你们君王的臣属。你们培养的门生只认识你们。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必将对你们惟命是从。我知道眼下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当大批军舰驶来时，就会出乱子。”伏尔泰认同雍正的看法：欧洲的传教士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中国，不同宗教都能容忍其它宗教的存在，但是基督教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认为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都是异端、罪人和魔鬼的同路人。历史印证了雍正的话，当大批的欧洲军舰驶来时，果然出了乱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是获得了中国基督教徒的帮助。
这些耶稣会士，都承认雍正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他一贯关心穷人的疾苦，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让人民有工作做，以保持国家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他严格地遵守法律，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设施，交通、河流和运河都维修的很雄伟，而且花费低廉。
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五次大规模传播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因为中国禁止鸦片的输入，向中国发动了战争。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还被迫开放五个港口，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全境贩卖鸦片，容许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一奇耻大辱，距离康熙颁发容纳基督教的谕令，恰好是150年。
这样一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无异于殖民主义化。商人、士兵和传教士一起并肩作战。商人是欧洲主宰世界的开路先锋，他们置人的基本道德于不顾，唯利是图。士兵为保障欧洲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惜诉诸武力。传教士和其他白种人一样，相信自己的种族和信仰比其他民族优越，倨傲不逊，漠视他人的风俗习惯。传教时不择手段，以求赢得西方文明的统治。武力与传教，从此成为殖民主义的两种手段。
六、未来世界的文化
人的生活态度，是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西方文化注重物质生活，所以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浓厚。人们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美化自己的意图、目的以及所谓的“理想”，来为自己使用的手段辩解，将自己的手段神圣化和道德化。就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1469-1527）的主张：目的使手段神圣化了。他认为，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可以不顾道德观念的约束，为了获得权力和保有权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究竟哪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更为“正确”，哪一种文化最能表达人类“正确”的生活呢？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亨廷顿认为，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这就是世界文化冲突的根源。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曾经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必须向不同的文明学习。他们必须和平共处地生活和交流。他们互相学习，研究彼此间的历史、理想、文化和艺术。他们丰富彼此间的生活。否则，在这个窄小，人口过分密集的世界里，就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诚然，文明之间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只能通过相互间的真诚对话才能实现。传教式的对话只能增加彼此间的成见，于事无补。
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相同的文化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奋斗。敌对的文化将人们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互相争夺和破坏文明的果实。为了消除人类间的冲突和斗争，人们是否需要一个普世文化，来促进人类的和平共处？未来的世界是否是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融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东欧集团的瓦解，意味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是西方文化的胜利，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文化：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梁漱溟则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不是这三种文化的融合，而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吾民族今后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发挥以得之。”
伏尔泰在他的著作《风俗论》中对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和宗教，极为推崇。他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优于西方国家。伏尔泰认为，“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只有中国的文人学士例外”，“中国是建立在无神论上的最理智的帝国。”
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又应该从哪里做起？
七、传教还是对话
文明之间最为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一个文明战胜、消灭或征服另一个文明。这种交往属于暴力的交往，是短暂的。文化的传播不能只依靠武力和征服，更为重要的是自发地、和平地由一个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文化中，并在另一个文化中生根。后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汉明帝在洛阳西门外为之兴建白马寺。佛教传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世界文化交流最好的例子。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远没有佛教这么顺利。从635年景教进入长安，到1583年利马窦来中国传教，一千年间并没有多少发展。1842年以来，基督教利用殖民主义的势力，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殖民主义被赶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再次中断。直至今天，罗马教会与中国基督教会的关系仍然无法正常化。问题出在哪里？是中国人无法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因为罗马教会不允许一个基督徒成为中国人？
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在台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传教的工作在台湾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但是成效甚微。在一千九百万台湾人口中，只有3.5％信奉基督教，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汉族的原住民。融合了儒道释三教的的民间宗教，却是空前繁荣。这体现在对庙宇的修建中，目前在台湾大约有一万二千多座庙宇。坚韧的民间宗教，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暴力可以强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去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但是不能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信念。只有真诚的对话可以使人放弃自己的立场，完全融合在共同的理念中。如果一个宗教能够通过真诚的对话，寻求新教徒的信仰和皈依，这样的宗教才有可能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中生根。不择手段或是借助暴力来传教，只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
就如孔汉思所说，一个宗教，如果它为迫害犹太人、屠杀印第安人、烧死女巫和异教徒、发动鸦片战争以及其他种种罪行辩护，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宗教。一个好的宗教，只能象佛教那样，能够与其它文化进行真诚的对话。
对于中国的文化，伏尔泰曾经作出这样的评价：入侵中国的征服者，其故土后来都变为被征服者的领土。蒙古人和满族人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国，但最终屈服于中国的法律之下，接受了中国的文化。伏尔泰写道：“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是却用来制造烟花，而不是用来制造毁灭性的工具。葡萄牙人教会中国人使用火炮，耶稣会的教士教会中国人制造大炮。”中国人不善于用暴力来保护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总是可以委屈求全，然后假借仁义道德，以德报怨的善心，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诚然，中国人并非自愿地通过对话而行动，而是必须通过对话来行动。如果人们不愿以动用武力为代价，而是和平地处理问题，那么他们就必须通过对话，也就是交往行动来获得相互的理解。
对话，哈伯马斯称之为“话语道德”。在“理想对话”的环境中，某种“道德原则”的存在是多余的。在人与人的“话语”中，人无需建立任何道德原则。在开始对话时，就意味着参与对话的人都认为，对话的理想条件已经充分具备。参与对话的人只要通过论证的力量，充分地表达自己，有争执的问题，就有希望通过对话的形式获得解决。由此达成的共识，也不会存在任何强制性。
但是，在现实的对话中，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存在，相反，更多的是“强势者”与“弱势者”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争执，结果总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所谓“公平”的对话，只是意愿者与理想者的一厢情愿。没有“公平”这一“道德原则”，话语道德就只是一个空架子，是“强势者”用语言来说服“弱势者”的一种传教手段。因为这种“话语道德”的出发点，最终还是“功利原则”，以获取个人“最大利益”作为对话的基础。
对话行动一般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对话行动也是人对峙的一种形式，只是人们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这种对峙。孙子认为，不战而能使对方屈服，谓之上策。对话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对话是以优势或最佳的论证来取胜和征服对方。妥协则是根据各自的立场或理由达成一致。在妥协中个人可以保持其基本立场，只是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作出让步。哈伯马斯则要求人们在“交往行动”中，遵从所谓“理性”的引导，通过对话，以取得行为的一致性。这无异于要求弱势的一方，放弃立场，顺从强势的一方。“对话”在这里的作用，只是洗脑。
只有把尊重别人作为对话的起点，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人的真实情感才能浮现。人的“功利之心”被“恻隐之心”取代。“理性”中的“情”，而非“理智”，成为人行为的真正动力。敬重他人是中国人孝道的起点：人的情意以孝和敬为出发点，即对父母孝顺，对他人恭敬。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
这种对话的情理，不是立足于“自我”，而是“我、你和他”，即仁和仨的势位中。中国人可以从家庭伦理生活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中国俗语说：居家自有天伦乐。而自古以来，鳏寡孤独被看作是人生最苦的事情。古人谓之“无告”，有事无人可以告诉，以求心理上的共鸣、生命的交融，比死还要痛苦。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对话，就是人生活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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