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

   作者：常建华 

    中文提要：本文主要依据明代族谱以及元、明人文集中的宗族文献，研究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问题。认为：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形式有三个特点，具体表现为：一是祭祖依附或与社祭结合，二是祭祖依附或与寺观结合，三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就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而言，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败，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

    关键词：宋元时期 徽州宗族 祠庙祭祖 徽州汪氏 社庙
    

    引言

    宋元时期的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以前称歙州）辖有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元成宗元贞元年升婺源县为州），相当于今安徽黄山市附近地区与江西省婺源县，地处山区和丘陵地带。徽州的古老居民是山越人，汉末、两晋之际、唐宋之际外部人口大量进入。由于徽州封闭的地理环境，战乱较少，进入徽州的强宗大族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传统，当地社会经过长时期的整合，至明代已经形成宗族社会，宗族祠庙祭祖得到相当的发展。

    明代的弘治《徽州府志》、嘉靖《徽州府志》、万历《祁门县志》对徽州的宗祠有比较系统的记载，我曾将这些方志与文集、族谱资料结合，探讨了明代徽州宗祠的发展问题。认为：“明朝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祁门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徽州乃至全国宗祠发展的动力。‘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强化了宗祠的普及。徽州地方志对祀先之所的记载，由弘治时的祠堂变为嘉靖、万历时的宗祠，反映了宗族势力的凸显和宗族的制度化与组织化。” 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宫室》记载的15例祠堂中，虽然多是明代兴建，但也有宋元祠堂的沿袭和旧祠的重建。我想了解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的基本形态，以期从长时段观察徽州地域社会宗族的演变。

    宋元时期徽州祠庙祭祖问题尚无专门研究，我主要依据明代族谱以及元、明人文集中的宗族文献试作探讨。

    一、徽州汪氏的祠庙祭祖

    徽州望族众多，汪、程二姓最为著名。徽州学者程敏政说：“新安在万山中，兵燹少经，号多旧族，汪程两姓为尤著。程祖陈将军忠壮公，汪祖唐总管越国公。” 又说：“徽郡惟汪氏姓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谚。” 这两个徽州古老的大族，宗族制度完善，祭祖祠庙发达，我们以其中的汪氏为例考察其在明代以前的祠庙祭祖问题，以期把握徽州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进程。

    徽州汪氏比较可靠的历史从汪华开始。隋末世变，徽州土著汪华起兵平婺源寇，摄歙州刺史，攻下宣、杭、睦、婺、饶五州，建号吴王。奉隋正朔，民不受兵十余年。唐初归顺新朝，为总管六州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汪氏最早的祠堂是纪念汪华的庙宇。程敏政《休宁乌龙山汪越公庙田记》说：“唐歙州总管越国汪公，有庙在歙之乌聊山，始贞观己亥，著于令甲，历代因之，号其庙曰忠烈。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又各即其地为行祠。其在休宁乌龙山者，莫知所从起……越公远孙居汊川者曰永庄，以祠出众力之所成，因时修葺，而阙世守之规非便，乃以成化丁酉于庙之左买地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田若干亩赡其用，诹日告于庙下，以谂其族与其乡之人。” 据此则乌聊山忠烈庙建于贞观十三年（639年），由官府批准。也有记载“唐中世刺史薛邕迁越国公庙于此（乌聊山）” 。而汪华被赐“忠烈”事在南宋，所以另有记载忠烈庙建于宋代。歙县《灵阳方氏谱·祠庙制》云：“忠烈庙，宋时伯起翁开基设像，以祀汪王。” 徽州各地建有忠烈行祠，形成庙宇群，休宁乌龙山的忠烈行祠只是其一，从成化时代的学者程敏政“莫知所自起”来看，其建置年代也很古老。虽然忠烈祠属于名人特庙，而且带有地域神的性质，但是对于汪氏来说，它无疑是一所祖庙。

    关于行祠之制，程敏政说：“古忠臣烈士有俊功大惠于世，有国者必崇祀之，著于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别有先祖一祀。著于礼，礼法并行不可偏废，而况有俊功大惠于世者，置弗祀者可乎？专祠矣而复祀于家则亵，置弗祀则简。于是中古以来，有行祠之设，卜地为之，其之视公祠则杀，视家礼则隆，亦犹民间不敢僭称社稷而曰义社也。” 国家建庙纪念有功于国家的“忠臣烈士”是一种“专祠”，也是“公祠”。对于被纪念者的家族来说，这种专祠则是一种先祖的祭祀，因此又卜地设置“行祠”，介乎公祠与家礼之间。从形式上看，行祠是作为“公祠”之“专祠”的分祠存在的，实际上行祠除了具有地域性外，主要是作为子孙立祠祭祀始祖或先祖存在的，是一种宗祠。

    汪氏始祖有一些墓祠。所谓墓祠，就是建于墓旁的祠堂，以此岁时节日上冢祭祀先人及合族，墓祠又称冢祠，一般多以堂、亭、庵、精舍命名。汪氏墓祠之一位于歙县吴清山。汪氏有始祖文和，相传为汉龙骧将军，又为会稽令，因爱会稽山水而家于此。其孙澈，汉封新都侯，始迁徽。来孙道献为晋黟县令。汪华为道献之后裔。汪澈、汪道献的墓在歙县东七里的吴清山，因越国公功勋在天祐三年（906年）于墓前建祠，祠中奉这三位祖先图像。另外唐永徽间，汪华还葬歙县云岚山，“父老建祠尸祝之，自唐迄明，将事唯谨”。 其中元末“婺源裔孙元帅”汪同“捐田奉祀甚盛”。

    休宁藏溪汪氏在宋代由汪时若、汪士良等建祠堂，“以奉其先”。

    汪氏的历史由后人追述到鲁成公次子名汪，封颍川侯，汪侯被视为汪氏始祖。实际上汪氏可信的历史是从隋末的汪华开始的。据说汪华有9子，加上其弟，诸支分衍徽州以至其它地区。七子汪爽的后裔，13代汪道安在唐代以兵马使镇婺源，道安有子2人：源、濆，治第大田。源、濆相继去世，葬宅畔，汪氏“遂以所居宅基构祠其上，延僧焚修，遂成大田寺，汪氏为檀者家焉。强（源之子）之曾孙继葬寺后，玄孙景葬寺枫林，松柏掩映，岁时会祀。……元至正壬辰盗作，祠毁碑失，洪武三年东子孙之居水东、环溪石田，浮沙者，复新轮奂，以妥先灵。” 这本是婺源汪氏的一所墓祠，因“延僧焚修”墓祠变成佛寺，后世子孙会祀于此，具有宗族祠堂的性质。道安镇守婺源三浯镇，人赖以安，“既殁，镇人追思不忘，构祠报祀，署曰端公，以官称也。” 道安孙、濆子中元迁婺源大畈，大畈汪氏以道安为始祖，立祠感恩院，“肖公像于感恩之祠”，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兵变，感恩院灾，子孙筹划立祠里中，明初于“里社之东偏买地鼎新祠宇，岁时率族人祭奠其中。……为屋四楹，中奉公像，旁列公以后诸先祖，咸从祀焉。” 端公祠有一个从地域神向族神、从寺观立祠到独立建祠的发展过程。

    大畈汪氏设立大小宗祠进行宗族建设，休宁人赵汸（1319-1369）在《知本堂记》叙述了具体情况，赵汸卒于洪武二年（1369年），享年51岁，他讲的是汪氏在元季的情形。他指出：

    宗法之废久矣，近代盛时，虽号为世家大族者，其子孙往往散越无以相维与凡民等，而况于衰乱之世乎……同郡汪侯仲玉早岁尝有志于斯，中遭多难，虽军务填委，未尝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畈里中创重屋为楹间者五，其上通三间以为室，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及初渡江者及始来大畈者，而昭穆序列左右者十有余世。又为庙于屋南，像其祖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孙之有功德者四人。重屋之下有堂有斋舍，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教之。庙有庑有门，时享月荐，买田以给月费者若干亩，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别为专祠于大畈西浯村先人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焉。盖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夫宗法之不能复，故自前世以来病之，侯之意盖欲因四时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之登斯堂者思世家之远，如彼有功德者之成又如此，则必不肯一日自同于凡民子弟之学……自祸乱以来，所在大族歼夷不能相保，何可胜数。大畈之族以侯力独完，又作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其所以遗夫族人子孙者，可谓远矣。故为书之。侯名同。始得姓者鲁成公子讳汪又尝食采颍川，初渡江者汉龙骧将军讳文和，始居大畈者讳中元，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国封昭忠广仁威烈灵显王。配食者曰团练使积官御史大夫讳濆，神号端公，中元其仲子也，曰顺义军使检校司空讳武，皆以靖寇捍患有功；曰宋西京文学四友先生讳存有经学行义，曰端明殿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以忠节显，皆其谱实云。

    知本堂在徽州有不小的名气，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宫室》记载了15个祀先建筑，约有3所是元代遗存，婺源汪氏的知本堂即其一，可见是比较古老而著名的。弘治《徽州府志》在知本堂下有注文说明，我们将这一说明结合赵汸记文，对汪氏的建祠祭祖做一分析。婺源汪氏宗祠是大小宗祠具备的完整体制，其大宗祠知本堂是一组建筑，独立建于始迁地大畈里。北面通三间的大室，奉始得姓之祖汪侯神主，中居初渡江者汉龙骧将军文和及始来大畈祖中元，左右昭穆序列十余世。正奉得姓祖、渡江祖、始迁祖，左右的属于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的先祖。这是典型的大宗祠。南面建庙，为显祖唐越国公汪华立像，以中元父御史大夫濆及顺义军使检讨司空武、西京文学四友先生存、端明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这四位有功德的子孙配。因为汪华有封爵在祀典，所以可立像为庙，这是特祀之庙。由于是子孙所建，实为宗祠。知本堂附有族学、祭田，由族之尊长主持祭祖事务，体制完整。汪氏又在先人故居别为专祠永思堂，祀高祖而下四世祖先。永思堂的祭田与祭祀由继高祖者主持，是为小宗祠堂。知本堂是汪同所建，汪同曾任“徽州路府判兼佥浙东帅府事” 、“枢密院判”，在乱世“大族歼夷不能相保”的形式下，凭借政治、军事权势使本族“独完”，而且建立大宗祠。在赵汸看来这是复兴宗法的行为，汪同借四时之享，以寓合族之意，使其族人思世家之远，从而力学向上，保持世家大族的地位，是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的深谋远虑。

    休宁西门汪氏出于婺源大畈，再迁至该县回岭，宋初汪接又至休宁西门，子孙日蕃，支分派衍。休宁东山旧有越国公庙，肇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 明弘治中庙坏重修，并创新祠，亦名知本堂。 可见汪氏宗祠具有越国公庙和祠堂合一的特点。

    汪爽后裔汪高迁居婺源回岭。回岭汪氏在元末于祖茔建墓祠，请李祁（1299-？）作《汪氏永思堂记》，该记文说：

    永思堂者，婺源回岭汪氏祀先之堂也。其规为创制，皆出士章之母俞夫人。堂既成，凡旧尝供墓之山泽田地，其岁租悉入焉。先世忌日，率子若孙行祭礼于中，复入田二百亩收其利。每当岁清明节，大会族人致祭，祭讫分遣拜扫诸茔在他远者，以二百亩之利给其费。通计有余，则延师以训族子弟，使皆知学。选能干者司簿书，稽较出入无妄用焉。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亲者咸听。堂建于里之古溪，士章祖茔在焉。

    从清明在永思堂大会族人致祭，祭讫分遣拜扫诸茔，推断建于祖茔的永思堂当是祭祀始迁祖，另外从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以祀其私亲的记事也可证明此点。汪氏还有专门的族田，所入供祭外，用于资助族学。所以永思堂是一座宗祠。关于汪氏永思堂和族田，《汪氏节妇传》还有补充资料：“夫人姓俞氏，世为新安婺源人，主簿奇翁孙女也。嫁同邑汪惟德。……汪氏世有赡莹田及地产合三百余亩，世变，夫人虑他子孙不能久守，无以供祠祭，将备价买入己户，岁输赋而租入不以私己。更割田二百亩益之，作永思堂。” 在元末的“世变”关头，俞夫人不仅建祠、置田、设学，还命士章增修族谱。反映出回岭汪氏的宗族建设是针对战乱采取的聚族保族的措施。李祁《汪氏族谱序》说，新安汪氏“分居他县仕有元者，惟回岭为最多” 。可见徽州汪氏中回岭汪氏在元代显赫一时，而其宗族建设主要在元末74代士章及其母亲时进行。

    婺源凤亭汪氏系汪华弟开国公后裔，在元代建有墓祠。郑玉（1298—1358）《风亭里汪氏墓亭记》 有详细记载：

    婺源汪辉谓予曰：“汇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凤亭里，十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汇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凤岭。环岭左右，皆其子孙之居，以其墓之近于家也。昔者，岁正之朝，族人子弟会拜族长之家，然后以鼓乐前导，省谒墓下，还宴于家，明日次谒先世诸墓遍而后止，故坟墓无所遗失。近年以来，省墓之礼既废，坟墓之失随之矣。凤岭之墓或创为宫室，或开为道路，或犯以犁锄，五患几于备矣。侵凌之祸。至有不忍言者，汇之父母方谋于家，图为兴复，族兄样闻之曰：‘是亦吾之志也。’乃合辞以告于族之长，族长首助以钱，力赞其事，然后遍告族之人。闻者以喜，侵者诶愧。于是宫室以撤，道路以塞，犁锄不敢犯，而侵疆尽复矣。又惧久而复有斯祸，围以垣墉，周五十丈，负土封之，累石砌之，创屋四楹以为拜扫之所，族人让德又建重门焉。先生幸赐之言，使刻墓上，俾吾万世子孙嗣而葺之，无或废坠，岂惟宗祊之幸，实风教之幸也。”予闻葬者必诚必信之道，古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夏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识之，欲其既坚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圣人为泫然流涕，况于侵凌惊犯乎？然非有拜扫之礼，世次既远不至于遗忘者几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来，莫之能废也……汇之父名明初，其族长名元伟，于汇为曾祖云。

    该墓祠四楹，祭祀二十世祖、八世祖等，子孙环居祖墓，墓亭即宗祠。族中还有族长，元旦族人子弟会拜族长之家，然后进行墓祭，宗族的凝聚力较强。

    婺源汪氏还有一座泽存祠，不过由于资料简略，我们目前不能断定其属于那一支派。李祁《泽存祠记》 说：

    徽之属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其一也。汪之上世祖武经大夫介然，当宋绍兴初……其七世孙周将构祠于大夫之墓，以虔祭扫，且以藏大夫之手泽，故名之以泽存。

    汪周所建泽存祠，祭祀七世祖宋武经大夫汪介然，也具有宗祠性质。

    总之，最先纪念汪华的祠庙唐宋时期建于歙县，属于纪念专人的特庙，后来在休宁等地建立行祠，形成忠烈庙系统。歙县在唐宋时代还建有汪华的墓庙。从文献资料看，元代汪氏开始建宗祠，集中在婺源大畈、回岭、凤亭等支派。在我们找到的元代汪氏的4个祠庙事例中，有3例是墓祠，另一例的大畈知本堂择地兴建、永思堂设于先人故居。这些祠堂不仅有祭田，大畈和回岭二支还设族学，祠堂与祭田的功能多样化。建祠也不仅只是为了祭祖，而是着眼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凤亭汪氏墓祠更是在族长的组织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大畈汪氏祠堂是大小宗祠堂俱备，大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华特祠结合的大建筑，建祠的目的是合族。所以元代婺源汪氏的建祠祭祖，带有宗族组织化的制度性建设性质。由于纪念汪华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质。

    二、徽州其他姓氏的祠庙祭祖

    宋元时代虽然家庙制度不立，但是祠祭祖先仍有一定的广泛性 。就徽州而言，宗族祭祖主要有墓祠、社庙、功德寺、坟庵、寺观立祠以及家祠几种形式，各种形式之间互有交叉。（一）族祠与社庙

    徽州宗族祭祖与社祭有密切关系，歙县篁墩程灵洗的世忠庙，就源于社祭祖先。灵洗死后，“里人坛其墓下以祭，里之社与坛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疠祷之即应。” 据此则梁、陈时代以坛祭祀灵洗，并以灵洗配社祭祀。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程珌等在墓旁买地建庙，朝廷赐庙额：世忠，纳入祀典。篁墩附近的东密岩距汊口程氏最近，程珌于是“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庙，每岁合一乡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 篁墩的世忠庙是被作为社庙和族庙存在的，或者说它具有社庙和族庙合一的特点，而最初社庙为主、祭祖为辅的性质更为明显。徽州汪氏与郑氏祖先越国公、司徒公也是先由社祭后为祠庙祭祀的。明正德十四年（1520年）歙县人唐杲《祁门奇峰郑氏祠堂记》引郑氏族人的说法：始祖唐司徒公“当逆巢之乱，有保障八州功，乡人德之，殁祀之于社，与越国公华比主不迁焉。” 郑氏后建有家庙，毁于元季兵燹之余，正德时重建，祠之神主为始祖唐司徒公。

    休宁的陈栎（1252-1334）是元代徽州的著名学者，他的始迁祖鬲山府君既是族神也是所在村落的地域神，建有墓庙祭祀他。陈栎介绍说：

    始祖鬲山府君讳禧，唐僖宗时避广明之乱，自桐庐郡溯流而上，至新安郡休宁之西曰藤溪里，爱其溪山之清奇因家焉。其后子孙益蕃，一村无二姓，故人称是村曰陈村。府君之始迁也，泛宅浮家，托于鱼钓，积德敦义，乡称善人。没葬于县之南地曰鬲山，岁益久，一方之民神之，乃创庙墓旁，尸而祝之，凡水旱必祷焉。东作不祀府君不敢兴，西成不祀府君不敢食，子孙之祀之有不如鬲山之民之祀者，视桐乡之于朱邑庶几焉。且诸乡大姓之祖有庙食者矣，程忠壮公是也；有墓祭者矣，孙王墓是也。彼其生也，或贵为大将，或南面称孤，没而为神，因其所宜也。若府君生无位于时，托为烟波之钓叟，没乃神于后，永为树艺之田祖，其亦灵异也已。民报事兮，天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鬲山成尘、溪水绝，府君之祠始应歇耳。传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府君为虞之子孙，其亦蒙盛德之余泽而百世祀之者也欤。

    鬲山府君墓祠系乡民创庙墓旁，由于陈村居民主要是陈氏，不难想象，该庙的建设当以陈氏为主。鬲山府君既是陈氏祖先，又是地域神。作为地方神，其神性是田祖，即掌管东作西成的社稷神，一般也称之为社神。因此，墓旁的建筑称庙，体现的是社庙的特点，建于墓旁又具有墓祠的性质，为社庙与墓祠的合一。但立庙的出发点似以祭社为主，即祭祖是依附于祭社的。从明初陈氏建家祠祭祀始祖鬲山府君来看，也可证明我们的推测。这所庙的设置时间，可能是在唐宋时期，并一直延续至元代陈栎生活年代。

    歙县沙溪凌氏是一个大族。据吴子玉《沙溪凌氏祠堂记》说，唐高宗显庆（656-661）间该族安公判歙州而家于此，唐僖宗光启（885-888）间（原文误将光启作为宋朝年号）“荣禄公遇仙者流，授方投井成醴泉，里人为立社，则名之曰：皇富公社。” 安公、荣禄公等一直“俎豆不失”，至明代有宗祠祭祀。可以推测，在凌氏没有宗族祠堂的时代，其祭祀荣禄公等祖先当是在皇富公社举行的，即族祭依附或结合于社祭。

    祁门孚溪李氏先祠是一所墓祠，并兼有社庙的性质。程敏政《祁门孚溪李氏先祠石桥记》说：

    徽李氏之居祁门者号孚溪，特盛。有先祠焉，合其族而祀之。前桥圮久不治。弘治辛亥岁五月乃克新之。其族之人具颠末以来告曰：吾族之先有讳彻者，盖诸李之祖，彻后八世曰府君秀实，再入孚溪而光大之，以垂裕我后人。计其生在宋太宗祥符间，有子六、孙二十有五、曾孙一百有二，其胤实繁而未分。逮元至正庚申，裔孙曰见山，始倡建祠于府君墓左，奉祀事而配以社。规条戒约所以世守者，既备且严，盖于今百三十年，祠亦中毁而再新矣。

    建于元至正年间的李氏先祠祭祀宋代始迁祖，属于合族祠堂，但是“奉祀事而配以社”，将社祭附于墓祠，从而使墓祠兼有社庙的性质。但这是先有祠后有社的事例，与前面所说的陈氏鬲山府君相反。之所以如此，在于陈氏的事例产生于唐宋，那时宗祠尚未出现，故祭祖依附祭社。而李氏事例所在的元末，宗祠开始兴起，但是当时人们的祭社观念还比较强，所以将社祭附于先祠。类似者还有休宁山斗程氏，在明成化四年（1468年）建成祭祀程灵洗的世忠行祠，正堂之外有为堂“各三间，以奉乡社”。 乡社处于行祠配的地位。

    郑力民先生在探讨徽州宗族社会时，敏锐地抓住了广泛存在于徽州各地的社屋，探讨其与宗族的关系，认为徽州社屋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由侧重族社而为村社的演化过程。他指出：“在宋明之间一段有社无祠的时期内，徽州各姓包括祭祖在内的种种族事活动即是在社中进行，或以社的名义举办，从而这时的社即兼有后之祠的功能。” 我所揭示的上述事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郑力民的观点，只是他把徽州宗祠兴起作为明代中后期的现象，我则强调明代中后期是徽州宗祠大规模兴起之时，而徽州宗祠的出现并且与社祭发生兼容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我们既要看到宋元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不同特征，也要注意这两个时期徽州社会的内部变化过程和同质性。

    墓祠祭祖还有休宁县南陪郭程氏，于至正八年（1348年）建永思亭。朱升作记文介绍说：“休宁陪郭程君和卿与其从父饶州路铜冶场提领贵老，立亭祖墓之旁，题曰‘永思’，以飨其先。又置膳茔之田，定合族之约，俾后人世守之。” 程氏建祠的重要目的是合族。徽州吴氏先墓位于存山，吴氏建有墓祠思存堂。

    （二）功德寺、坟庵与寺观立祠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往往依附或者结合于佛道及其寺观。弘治《徽州府志》卷十《寺观》在介绍当地著名寺观时，提到一些寺观与祭祖有关事情，为了便于了解，我们将其列表如下：

    弘治《徽州府志·寺观》所载祭祖事例表

    县别 序号 名称 记事

    歙县 1 崇福寺 宋察判汪时中建，母金氏夫人祠墓在焉。

    休宁 2 齐祈寺 在二十一都，唐会昌中建，宋庆元乙卯僧净昙迁于夹山，西庑有率口程氏祠。

    3 审坑庵 在县东南四十里，旧名天王堂。宋淳祐四年孙万登建大佛、钟楼、华严阁，又东偏讲堂奉孙吴二氏神主。元主簿曹泾记。

    4 著存观 在县西五十里，宋珰溪金桐冈竹所为父进士金革墓前建，程纯祖记。

    婺源 5 宏山庵 在三十一都，宋绍兴庚午僧弥寿、邑人胡十三建，元皇庆癸丑德兴桐川胡文英？建墓祠，胡云峰记。至正壬辰兵毁，国朝洪武间僧法真重建。

    祁门 6 忠国显亲下院 在邑北五里万石，旧名霄汉资圣院，唐乾宁三年建，宋大中祥符八年丞相汪伯彦之祖重建，敕功承恩，建炎初伯彦请于朝，敕改今名，而筑祠写真祀于寺……徐季洪序其事，刻之石。

    7 报慈庵 在六都，宋绍兴十七年建，里人程伯原之母乃丞相汪伯彦秦国夫人之女，创是庵以奉丞相。

    8 祖成庵 在十二都……宋里人汪伯俞建寺，写二公像以祀之。

    绩溪 9 崇真道院 在县东南仁里，宋元祐甲寅里人程县尹文彬建，捐田地八十二亩，以助修理，后毁。国朝正统丁卯程朝宗、程思仪等陈其事于县，乃令徙于新兴寺，侧有程氏先祠在焉。

    10 乳溪道院 在仁慈乡一都，元元贞乙未市民胡信建，后废。国朝洪武初胡仲彰重建，舒頔作记，有胡氏先祠在焉。

    表中属于墓祠或坟庵的有序号1、4、5、7诸例，属于功德寺的有序号6的事例，属于寺观立祠的有序号2、3、8、9、10诸例。下面再结合表中没有的事例分类说明。

    所谓功德寺，就是由皇帝敕赐达官贵人的寺院，用来以佛教仪式荐福祖父亡灵，设置者需自办田产并造寺，然后申请朝廷赐寺额。功德寺出现于唐，盛于宋。表中序号6的祁门忠国显亲下院，是在南宋初年作为功德院的。汪氏在寺中建祠设置画像。宋代歙县程氏的功德寺也是墓祠，程敏政《宋丞相程文清公墓祠记》说：

    歙之古城关有昭孝积庆寺，宋丞相程文清公元凤之祠墓在焉。初公之葬也，建寺营坟，皆出朝典，一时哀荣之盛，故老犹能道之，盖于今二百年矣。寺既毁于元季，赡坟田亦为前住僧所私鬻。公六世孙孟、亿两人者，大惧祠之寝废，乃捐己资，赎田归寺，又与令住僧常贵募财力鸠工。寺为正堂三间，左右掖室二间。以旧祠湫隘岁时不能容子孙之展谒，增葺五间，门庑、畜廪、宾舍、僧房次第告完，缭以樊墙，涂以丹垩。

    程文清为南宋理宗、度宗时人，昭孝积庆寺是他的功德寺，建于坟旁，也具有墓祠的性质。该寺毁于元季，明代增葺，则变功德寺为典型的墓祠了，由于新祠是为了子孙岁时展谒，成为宗祠。

    坟庵，通常是委托僧道于墓旁房屋守墓也便于墓祭，由于庵逐渐由守墓向祭祖转化，也就成了墓祠，同时庵还具有寺的性质。所以坟庵和墓祠有时不易区分。坟庵在宋元时代是比较盛行的，明初朱吉（1342-1422）说：“近世大夫士立家庙外，或有于墓所建庵，延释流之香火之奉春秋拜扫以追时思。” 反映了墓所建庵祭祖的情形。上表中有四例是墓祠或坟庵，其中三例是宋代的，一例是元代的。关于序号7的祁门程氏报慈庵，程敏政《祁门善和程氏重修报慈庵祠宇记》有更详细的介绍，他说南宋初年伯源（即伯原）兄弟“立墓祠以奉祀”，“尝推始迁之义列祀中奉以下诸祖于报慈，入田以饭僧，每岁清明蒇事则燕享以合族，盖三百年矣。” 报慈庵作为墓祠用来合族，成化时该族重修是祠。歙县的善应庵，“买田十亩，筑室十间，田以供粢盛，屋以祀其先。” 规模可观。

    寺观立祠就是在佛寺道观立祠祭祖，它有多种形式。上表中的五例，至少有三例是宋代于寺观立祠祭祖。序号2的休宁率口程氏在齐祈寺西庑建祠祭祖，汪循《柏山祠堂记》也记载了该祠：“宋三三宣议府君讳敦临姓程氏，既定卜居于率口，复捐资辑众，徙里中齐祈梵刹于柏山。既没，释者净昙德公，乃相与筑祠肖像于刹西偏，昭祀不忘。公嗣遂割祭田若干亩，畀之以为常祀。”并评论寺观立祠说：“予惟祠堂作于《家礼》也，中世以来，才智有力者每假营创而因以寓于浮屠老子之宫，其意以为家之造废不常，有朝富贵而暮丘墟者，不足恃。足恃以延吾祀者，不若旧院名刹，事变不迁，能久于世也。” 他把寺观立祠作为“中世”祭祖的特点，指出其原因在于借寺观以存祠祭祖先。这是因程敦临有功于寺院，所以寺院为他筑祠肖像，程氏进一步为寺院割祭田。此外，祁门程村程氏始迁祖琬“三世孙寿，当宋时为贵溪学官，始以儒学发身而迪其人，寿五世孙天禄始入田于颐真道院，以奉其先之祀。” 程氏因向道院施田而附设祠堂祭祖。

    休宁等慈庵僧人碧庵上人出率溪何氏，13岁出家，“铢累分积，买田十亩，以兄次子本中纯孝嗜学可托也，祝之，收所入永为烝尝资。又买田入庵之常住，嘱其徒为奉先祀，亩数亦如之……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谋，到十年春正官有旨，僧蓄置田土，许归并元籍中，甫克文册，谓竟其志，讵知事不然，志犹未竟，……又自建钟楼于门之东偏，妥何氏神主其下，前所云嘱其徒为奉先者，始有定所。” 钟楼中设何氏神主。徽州道士张应元“被旨授兴道观提点以归，……遂捐己资，买田若干亩，入本观供聂仙焚修，又斥其资二十五亩有奇，助玄妙道众半岁午膳，于以祠事其先人，原与兹山为久长……后人见其祠而思其贤，视公之祖、父，不啻如自己所出。则晨香夕灯，岁时祭享，毋以世远而遂亡其初，则今日舍田建祠者，非无所为然也。” 张道士和碧庵上人都是出家人，在自己所属的寺观置田为先人进行祠祭。

    婺源永川俞氏在南宋建道院设祠堂，屡兴屡废，持续到明代。据《东园公撰龙潭道院记》说：“我龙潭道院之建，盖始于宋咸淳二年，予世祖顾轩公卜居于洪村羊栈园之仙人池，去本乡十里许，恐拱把之木不胜傍居者翦伐，遂辟址构院。三清殿巍然北向，西将坛、必兴楼、一经堂西坐而东面，而厨房、致思祠、双桂堂东坐而西面。殿宇崔嵬，规模轩厂（厂，当作“敞”），复割田供祭，兼膳羽士，以寒食、忌日循式致奠。”俞氏于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建道院，设致思祠于寒食、忌日祭祖。记文接着说，元至正四年（1344年）“寇犯星源基址，几为林莽”。丰州路儒学教授邦衡公致政归，“遂出余俸，重葺灵宇，就原址扩建祠堂复旧致思之名，而斯观巍然一新，□胜曩昔矣。”然而到了至正十二年（1352 年）观宇又为兵燹所毁，明洪武初年，宗兴公修复。该族另有宗祠仁本祠，建祠年代不详，从《仁本祠重饬序》 的行文看，建祠时间较早。

    （三） 家祠

    徽州许氏建祠堂祭祀四代祖先 ，应当是一所家祠。宋元时期出现了家祠向宗祠转变的情形。

    结语

    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的祭祖形式比较多元化。元代婺源汪氏的建祠祭祖，已带有宗族组织化的制度性建设性质。特别是婺源大畈汪氏祠堂，大小宗祠堂俱备，大宗祠知本堂是始祖祠和汪华特祠结合的大建筑，建祠的目的是合族。由于纪念汪华很早就被官府和徽州地域认同，徽州汪氏祠堂的一个特点就是都祭祀始祖汪华，具有始祖祠的性质。宋元时期宗族祭祖形式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祭祖依附或与社祭结合，二是祭祖依附或与寺观结合，三是墓祠祭祖是祠祭的主要形式。就祭祖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而言，是祭祖从依附或与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落以及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兴。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长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宋元祭祖变化趋势的继续。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即佛教社会文化由强变弱、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这两种变化消长的关键点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