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西方女士眼里的周恩来--增补重发

3月5日，为赶周恩来诞辰日，急着发帖，没有写完，这里再发一次，留个记录。

3月5日是周恩来生日，今年又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这些年来，周恩来已经被拉下了神坛。一个人一旦从神坛上下来，基本上都很惨，都会走向反面，很多人对他极度厌恶，认为他助纣为虐，作了很多坏事。虽然如此，但我个人，仍然对周恩来非常敬佩，敬佩他的交际能力和个人魅力，所以，值其120诞辰日，我想从我的“本行”--西方资料--来写点文字。
我过去写过一些关于周恩来的博文，这次想从一个新角度来谈，博文的题目开始比较难定，周恩来与西方女人，这个太地摊文学了，太容易误导。最后想到目前的题目，西方女士看周恩来。
第一个是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她是海明威的妻子，跟随海明威于1941年到了战时的中国。玛莎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她本人也是位作家，写了不少书，本博即是根据其中一本,Travel with Myself and Another(byMartha Gellhorn， Eland 1978）中的相关内容编译。
中国的贫穷，生活条件的低劣，给玛萨留下极为负面的印象，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书中（p59--）记载，某天在重庆，一位荷兰女子（据说是王炳南夫人王安娜--应该是德国人）上来问她想不想见周恩来，她不知道周是何许人也，王安娜留下了联系方式。玛萨回去问了海明威，海明威说，周恩来是伊文思（荷兰摄影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朋友，于是两人就去见周恩来，王安娜带着他们，象搞地下工作一样，尽力不被跟踪，最后到了一间刷着白漆的屋子里见到了周恩来，玛萨没有描述海明威的反应（书中，海明威用UC来代表，意思是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也就是书名中的“Another”），她与周恩来一见如故，旁边的翻译似乎都是多余的，海明威夫妇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问不出什么问题，玛萨只能想到法国作家马尔洛（Andre Malraux）的《La Condition Humaine》（她知道书中主人公原型就是周恩来吗？）。周恩来的话，她一个字都没记住，她就是坐在那听得如醉如痴，不是因为周恩来说的话，而是他这个人本身。玛萨写道：周恩来坐在他空空的小房间里，衣着也乏善可陈，但他确实是个人物。我们认为周恩来是胜者（winner），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如果他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中国未来是共产党的。然后，可能是女性+作家的浪漫情怀占了上风，玛萨写道：至于我自己，我是如此地被这个有魅力的人所迷住了，假如他说，拉着我的手，我会把你带到世外桃源（Xanadu）的欢乐宫去。我只要确定这个世外桃源不在中国（可能玛萨被那时中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吓着了），然后拿起牙刷就跟他走。
玛萨接着说，几个月后，他们回到华盛顿，不耐烦地回答着那些整天待在办公室的情报官员关于中国的问题（这证实，海明威的中国之行确受情报部门之委托），我们说，战后共产党将统治中国，为什么？因为蒋介石那帮人坏透了，中国的民主一丁点都不存在，谈民主都是伪君子的废话。老百姓盼望的是变化，任何变化，哪怕是火星来的双头人。可是，中国的第一好人偏巧是个共产党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内还有类似的好人。我们免不了被斥为Cassandras（希腊神话里女预言神，说的话无人相信），还被冠以共产党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另一个美国的时代名词）。后来，当年重庆石灰小屋里的周恩来，以新中国外交部长身份露面，让我吃了一惊。所有的记录片和旅行书籍都显示周的中国跟蒋的中国比，发生了无法估量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改进。
玛莎盖尔霍恩卒于1998年，晚年的她身体渐弱，又得了癌症，最后她不堪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自杀--让人想到海明威的自杀。

另一位女士是Margaret Trudeau，玛格丽特特鲁多，她不是别人，正是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夫人，这部分内容，参考了她的Changing My Mind(by Margaret Trudeau,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2010)和另一本Beyond Reason（by Margaret Trudeau，Paddington Press,Ltd 1979），前者的描述比较简单，本博主要是来自后者。1973年秋（十月中旬），特鲁多夫妇访问了中国，虽然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问了中国，但是加拿大是西方第一个正式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玛格丽特说（Beyond Reason，p148）这是他们出国访问中最成功和最不寻常的一次。当时玛格丽特怀孕7个半月了，但是她还是不顾周围人的担心劝告，爬上了长城。她特别期待着见到毛主席，但是通知来的时候，她正在参观一所幼儿园，所以皮埃尔特鲁多自己去了。虽然失去这次机会令她非常失望，但是与周恩来总理的极为精彩的会见弥补了这个失望。玛格丽特描述周恩来是英俊（handsome），削瘦（thin），风度翩翩（elegant），突出的颧骨和热情的眼睛。他们和周恩来有过几次交谈，到了他们要离开北京的那天，他们问中方陪同人员，什么地方可以吃到北京烤鸭，然后也就没太在意。当天上午，两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文件，结束了以后，特鲁多夫妇准备向周恩来告辞，周恩来以老派的礼仪握着玛格丽特的手说：我听说你们想吃北京烤鸭，我很愿意请你和你的一行人吃一次北京烤鸭午餐。宴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门口的中方首席招待按照中国的习惯，把女士们挑出来，让到另外一个大圆桌去，周恩来总理阻止了他，翻译告诉玛格丽特，周恩来说：特鲁多夫人不喜欢这样的礼仪安排，今天是她的午宴，请她坐在我旁边。玛格丽特写道：接下来发生的，无疑是我五年中参加过的官方宴会中最奇特（most curious）和最精彩（fascinating）的讨论，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尽管周恩来平时特意只说中文，以免他的话被曲解，但是这次，他打破了惯例，为了我而说起英文来，我想是因为我是皮埃尔特鲁多的怀孕的妻子。（关于周恩来的英语，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说他的英语很一般，也有的说很好，但是说的比较抽象，这里玛格丽特的描述，是最明确的。周恩来到了最后几年，还能说非常好的英语玛格丽特在《Changing My Mind》一书中用了excellent一词来形容周恩来的英语。对比下面夏娃居里的记述）
谈到玛格丽特将要出生的孩子，周恩来说：“我对婚外生子的不合法性很反感。我觉得，未婚妇女把生下来的孩子送人，或者堕胎，都是很可怕的事。”停了一会他又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告诉你为什么。革命后不久，一个女人上了火车，下车时把孩子留在车上，身边放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把孩子送给周恩来，让他把我的可爱的儿子抚养成人。对于未婚先孕的我来说，社会舆论压力太大。”玛格丽特急切问道：“你把孩子留在身边了吗？他后来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我妻子和我已经有了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不能领养他，但是我们为他安排了一个好家庭。”“你一直在关心他的成长吗？”周恩来带着明显的骄傲微笑着说：“是的，他长成了一个好孩子。”玛格丽特没料到周恩来的下一个问题：“我想你可能以为中国妇女都得到解放了？”玛格丽特谨慎地回答：“她们似乎跟男人干一样的工作，她们经济上似乎是被解放了，她们成了一支主要的劳工力。”周恩来说：“啊，你错了。她们还没有被解放，你是被解放的。”玛格丽特吃了一惊：“我？我怀孕了，我不工作，我是一个母亲和家庭妇女。”周恩来说：“是的，但是中国妇女对自己的女性化（femininity）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你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在我办公室有一个你们所谓的Girl Friday（玛格丽特说，这显示周恩来英语有多好）（查谷歌，Girl Friday是指女助手，女秘书之类的工作人员），我几乎离不了她，我也很喜欢她。但是有一天她没来上班，我以为她病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了解到她换工作了，因为她怀孕了。她留下话说，一旦这种令人丢脸的状态结束，她就会回来工作。她不想让我看见她怀孕的样子。”玛格丽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大肚子，她抓了一张餐巾，盖住肚子，周恩来笑道：“哦，亲爱的夫人，别这样，别这样，你对自己是女人很自在，感到骄傲。看着你骄傲地挺着肚子，象个女王一样，这是最幸福的一幕，因为你为自己而骄傲。中国妇女对她们自己的女性化、她们自己的身体、和她们的性感（sexuality）的态度还是很封建，她们变成了男版的自己”。玛格丽特说她听了周总理这番话，吃惊之下，居然咽下了整个宴会上唯一让她倒胃口的食物--鸭内脏，北京烤鸭的吃法，是包括了整个鸭子的。

第三位女士的名字是蓓姬德丁（Peggy Durdin）,来自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edited by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eggy Durdin是Tillman Durdin的妻子，Tillman Durdin在1930～1940年代是纽约时报记者，到中国报道抗日战争，Peggy Durdin本人也是记者（或作家），1983年，1930，1940年代在中国当记者的美国人搞了一次研讨会，回忆当年他们报道中国的生涯，本书就是该次研讨会的记录。
研讨的一个话题，是周恩来。

蓓姬说当时在中国做记者，要面对的事情之一就是不同的人物，她说：我认为你几乎不可能爱上宋美龄，另一方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周恩来的个性更有吸引力的人。在马歇尔在南京对国共进行调停的期间，我被周恩来迷住得如此地深，以致于我的丈夫Till（Tillman Durdin的简称）当时临时为马歇尔工作，某一天对我说：蓓姬，你不能再这样对周恩来神魂颠倒了。（原文是：Peggy，now pull yourself together about Chou En-lai,我不知如何翻译才更好。），可惜蓓姬没有具体描述。

（20180303，p80）

 

第四位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夏娃（Eve Curie），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访问过中国，居里夫人有两个女儿，夏娃是小女儿。她是美国记者和作家，1942年初访问了中国，是她一系列访问中亚洲的一站，她的经历记录在她写的Journey Among Warriors （作者是Eve Curie，由Doubleday, Doran and Co.,Inc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一书中。夏娃到了重庆后，接触了朝鲜的抗日志士，还见到了日本左派鹿地亘（Wataru Kaji),她跟鹿地亘的会面，由一对夫妇安排，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位金发德国人，有可能是王炳南夫妇，夏娃说，男的德语不错，英语不行。
在一次新生活运动的茶会上，一位最保守（most conservative）的中国女士把夏娃介绍给抽恩来夫人，夏娃对此感到很有意思，她说，这就象是胡佛总统夫人介绍她与Earl Browder夫人见面（Earl Browder好像是美国共产党主席），这似乎说明国共两党互相妥协容忍，但是当一些美国朋友安排夏娃去访问周恩来本人时，他们却象做地下工作一样神神秘秘的，他们带着夏娃在晚上在城里绕来绕去兜圈子，据说是以防警察跟踪，但是夏娃不理解：周恩来不是八路军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官（liaison agent）吗？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重庆，这就是他的工作啊，政府当然知道周恩来住在哪，有什么好保密的呢？夏娃怀疑这些措施可能是为了她。这让我想起前面的海明威夫人玛萨盖尔霍恩在几乎同一期间同一地点，会见周恩来的情景，看盖尔霍恩的书，我也同样的疑问，我那时以为这是盖尔霍恩对中国情况不了解，也可能是她的某种搏眼球的手法。但是夏娃居里的描述，验证了海明威夫人的说法，而夏娃的猜测应该是正确的，这些保密措施，是为了来访者的安全。
夏娃到了地方（曾家岩50号？），门开后她们看到穿着淡蓝色军装的士兵在工作，又看到一位穿工装（overalls）的老党员，此人前额谢顶，唇上胡子从嘴角两边垂下来（应该是董必武）。
周恩来从位子上站起来迎接夏娃。夏娃对周恩来的描述是：他是一个精力旺盛（vivacious）的人，面部表情丰富，也有点紧张（nervous），一双黑黑的眼睛。他的姿态不象东方人，也没有典型的中国人的幽默。他不停地吸鼻子，到是很有中国特色，也颇恼人。我听他谈话有些困难，他说话很快，英语单词发音难懂，从他那一串英语短句中，反映出一个非常聪明的政治领袖，一个具有外交家智慧的将军，他能精准地分析形势而又不坚持于党的路线。周恩来为我澄清了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谈话期间邓颖超进来了，她的态度友好，直发披在肩膀上，她拿进来一些边区生产的布料给客人看。
夏娃提到日军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控制是非常松散的，不知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指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似乎确实是这样，日军占领的是一些据点，不可能占据一个一个的村庄。
夏娃提到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外国人都有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红”，一位看破红尘的美国记者对她很形象地说：“中国共产党站在罗斯福的右边某处。”这暗示中国共产党甚至连“粉红”都算不上。1923年，当苏联和中国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孙中山和苏联大使Joffe签署了一个协议，里面申明，苏联体系不应该被引入中国，因为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主义（sovietism）成功的条件。周恩来夫妇跟夏娃共进晚餐，饭后闲聊时，夏娃提到共产党战士和游击队员唱的歌曲，她问哪一首最流行。周恩来一下站起来热情地说，我可以让战士们来给你唱。于是，战士们进来唱，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从夏娃记录的英语歌词来看，）

（20170508）

第五位是韩素音，她只能算半个西方人，她父亲是中国人。在她的自传三部曲之一《夏日无鸟》（Birdless Summer：China, Autobiography, History(作者Han Suyin，由G.P. Putman’s Sons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里有如下描述（p215--）：
那个1941年德春天在重庆，突出的事件是周恩来的一次讲话。地点是在两个小山包间的空地上，两边都有防空洞。周恩来露面两小时前，这里已经挤满了人，有些人爬上了杆子，或者站在从家里搬出来的桌椅搭起的台子上，想更好地看到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身材匀称，面孔削瘦，浓密的乌发，非常镇静，非常英俊，动作灵活。周恩来可能是今天活着的最有智慧的政治家，有着最谦虚的态度，敏锐，耐心和远见。你一见他，就会感到一种来自几乎是触手可及的自信、自我控制和智慧的冲击。后来的岁月中，我了解到他是世界上最明智的人之一，可以同时想到各个层面上的多种选择，可以用最少的语言暗示深思熟虑的结论。他站上一张桌子，好让群众看得清楚些，他的眼睛冷静地在人群里看过来，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等着他说话。他谈了四个小时，我们听着，毫无倦意，希望他就这么永远说下去。这是你能听到的最简单（simplest），最不复杂（least complicated）的，毫无华丽辞藻（unrhetorical），最接地气（most basic）的演讲之一。周恩来谈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进攻（应该指不久前的皖南事变）。。。结束后，我非常想过去见周恩来，但是我太害羞了，人群挤来挤去，虽然我随着人群跟他走，却不能靠近。。。回家路上，我好像走在云彩上一样，所有恐惧都消失了，逻辑和理智透彻明了。

（20170505wanshang）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