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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资料中搜寻关于中国的点滴
本文是《The Making of an Army “Old China Hand”-A Memoir of Colonel David D. Barrett》一书中相关内容的编译。包瑞德是Barrett的中文名，他也是一名中国老手（old China hand）。
本书信息：作者是John N. Hart，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种，版权是1985年，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下面就是书中内容，可能有点不连贯，主要是想选其中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这一套丛书都是这个封面。
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 1962年10月2日在台北。
1927年，包瑞德在驻天津的美国陆军步兵第15团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该团的执行官是马歇尔中校，第二营则由史迪威少校指挥。
包瑞德1928年完成任务，离开中国。1931年，他回中国，成为天津第15团的正式一员，他一直在15团待到1934年，同时继续中文学习，教他的是以前在北京教过史迪威的老师。
1934他回美国，1936年又回到中国，一年后，包瑞德升为少校并担任美国驻北京的助理武官。那时美国驻北京的公使（minister）是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而武官是史迪威上校。
另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陆军军官是弗兰克道恩（Frank Dorn），道恩1934年被派到北京学语言，他和包瑞德住隔壁，两人成了终身的好朋友，道恩非常怀念地描述北京：
我的房子和带墙的花园在东总布胡同里，月门倒映在池塘静静的水里，垂柳枝叶随着微风摇曳，就像女人的长发，扫过花坛。。。还有私人教师，他们勇敢地担起教我说读写中文的重任，时不时会离开去眯会觉。他们称我的花园是典型的文人花园，可惜就是没有真正的文人居住其中。
与中国港口城市里严格的内外别居不同，外国人在北京可以培养与中国人的友谊，社交联系的建立和维持也不会给任一方带来歧视。包瑞德后来说：“北京社会并不严格地分成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即通常对我们的称呼”，这正适合包瑞德。包瑞德写道:
不瞒你说，我承认我很容易就被中国人征服了。总体上说，我觉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到目前为止），最迷人，在很多方面最文明，同时毫无疑问是最好看的民族。没有任何其他社交圈能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国人的社交圈更能让我享受，我说的“上层”是指具有绅士风度的人，而不一定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我曾经有一个厨师，他来了不久我就不再把他当作佣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忠诚的朋友，跟他交往，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你要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人，无论男女，有如此的尊敬，喜爱和欣赏，你可以去观察他们在一个人很多的场合下的表现，比如一个大型社交聚会。他们的行为丝毫也不拘谨，教养又是那么优雅，他们尽情享乐，却一点也不吵闹或低级趣味。【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读之，大汗淋漓啊！】
包瑞德也观察到一些他不喜欢的中国人的特性。他举例：
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人无止境的好奇心，尤其是他们根本无法领会，看别人的信件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或者以任何方式打听别人的事，都是最大的低级趣味。我相信，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人与人距离太近的缘故，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正常的消遣。换句话说，生活通常都很枯燥，哪怕一点点不太平常的事，也自然会让中国人浮想联翩。
另一个中国人让包瑞德头痛的习惯：
中国人对我来说是最会玩权谋的人，他们的一个习惯能让我发疯，就是当你招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问，其他客人都有谁？我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是：干卿底事？经常，我要招待的高官的下属会问我这个问题，其动机当然是不愿意有任何级别等同或高于自己的竞争者，或者是避免他不喜欢的客人。
包瑞德还批评一个他发现中国人经常公开表现出来的坏习惯：
中国人喜欢在人种混杂的场合爱说中国话，是另一个他们排外倾向的证据。因为懂中文的洋鬼子比不会说的要好一些，所以他们愿意跟你说中文，这样是把你当作自己人看待。
总结起来，包瑞德认为中国人的优点弥补了他们的缺点，他说：“不管中国人有哪些缺点，我坚定地相信，将来他们会统治整个地球，而且他们也不会温文而雅的统治，相反，他们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卢沟桥事件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外国观察员，是包瑞德少校，他于7月8日驾一辆武官办公室的1929年道奇车到达。此时的双方还仅仅是坚守各自的岗位，互瞪互骂。很快包瑞德就知道外人是不受欢迎的，当他离开的时候，看到了被击毙的日军士兵的尸体还躺在那，周围站了一排他的战友们。后来包瑞德陪着史迪恩又来到卢沟桥，这次，更加紧张的日本兵向他们开火，幸好没打中。
1939年，包瑞德正在重庆忙着安家时，他妻子于北京去世。包瑞德未再婚，虽然他承认，如果他想再婚，最可能娶的是中国女人。他解释为什么没有这样作：
对于一个军官来说，要在战争期间娶个中国姑娘是不可能的，另外，领馆武官不可能娶外国女人，除非他们不在乎立即被撤职。这个规定不是针对中国人的，即使是与加拿大人结婚也是同样待遇。
包瑞德解释中国妇女对他的吸引力：
大多数男人，如果享受过一个真正爱你的上品中国女人的甜蜜，温柔，优雅，和无我之后，美国女人的爱就再也不能满足他们了。没有人比我更爱我的祖国，也没有人比我更赞赏美国女人的优良品质，但是我很讨厌很多美国女人所表现的那种自负，傲慢和自私。另外，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相比于中国女人，美国女人老了以后就越来越不优雅了。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没有地位，但是她们从来就不象日本女人那样在男人面前卑躬屈膝。在我认识的中国男人中，怕老婆怕得要死（惧内）的人不在少数。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很久，包瑞德就被他看到的中国军界的情况所震惊，他说：“中国士兵是好样的，就是被愚蠢的领导给浪费和背叛了。”
1942年10月，在1940年大选中被击败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问中国，包瑞德是“地陪”，他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次访问的“前线”是潼关，隔着黄河，和日本人占领的地区是正对面，威尔基一行人被允许透过一个炮兵观察镜，察看一个穿着汗衫的日本兵坐在河对面一条运河口。这景象让人热血沸腾，真的！离“前线”这么近，我可以在我的亚洲战区勋章绶带上再加一个战星，我已经荣获两个了。
包瑞德清楚地记得威尔基访问西安的情景：
欢迎活动是认真准备的，上千的学生经过认真的训练和排演，高呼“威尔基万岁！”那些可怜的逆来顺受的教师们则仔细地看着威尔基的车队，生怕错过示意学生喊口号的最佳时机。
在重庆，中国人为威尔基安排了大量的社交活动。包瑞德参加了一个孔祥熙主办的一个大型晚宴，他写道：
我永远忘不了晚宴前的一个事件，蒋总统没有出席--上帝不参加晚宴，但是蒋夫人来了，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美丽，周恩来和夫人也来了，蒋夫人以最优雅的姿态迎接他们俩，你会以为他们是至死不渝的好朋友。中国人那种对自己痛恨的人都能表现得非常可爱的能力真的让人佩服。如果这是虚伪，那我爱虚伪。
我感到有些吃惊的是邓颖超穿了身西式晚礼袍，虽然不是迪奥（Dior）制作，但她穿出了一个好身材--她不能算美丽，但也绝不丑。但是周恩来没有屈就这个欢乐场合，他还是穿着普通的蓝色棉布共产党制服，裁剪合体，熨烫笔挺。我觉得今晚他遵守普罗尼亚斯的忠告：“忠实于你自己”（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包瑞德在重庆担任美国武官直到1943年秋，那时他发现如果他一直待在这个职位上，是没有希望拿到将星的了，很多他的同龄人，甚至比他还年轻的，在作战部队或是参谋位置上人都超过他列在了提升的名单上，因此包瑞德请辞并被批准。
1944年夏天，美国决定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史迪威问手下，谁最适合，包瑞德的名字被提出来，史迪威同意。去延安可以说是包瑞德生涯的高峰，但是也为他将来的低谷埋下伏笔。包瑞德有一本（可能是他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Dixie Mission》记述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延安活动。
包瑞德在二战的末期担任与中国军队的联络官，日本投降后，他留在中国，重新担任武官助理，他跟自己好朋友多次威胁说，如果他写回忆录，题目将是《在25年内，从武官助理到武官助理》。
1946年12月，包瑞德回到美国，住了四个月，这是他到十年里第一次离开中国。
1948年10月，包瑞德和领馆二秘想去北边看看，获得第一手资料。到了北京飞机场，却没有向北飞的飞机，二秘在日记中记述，包瑞德在机场看着一架架飞机降落，里面的货物被卸下来，然后他对二秘说：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了，当将军们开始把他们的金条和小老婆（二奶，还是小蜜？）往后方运的时候，末日已经不远了。
1949年2月中旬，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外国人事务办公室”，但是美国在北京的总领事馆（总领事O. Edmund Clubb和包瑞德）被告知，此办公室不会以官方身份与他们打交道，因为“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没有外交关系”。到年中，该办公室被“外侨事务办公室”所取代，但是名字的变化并没带来态度或政策的变化，美国外交官还是没人理，理由还是没有外交关系。包瑞德和Clubb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回到了中国人总是羞辱和阻止那些想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年代。包瑞德发现，他在北京街头遇到在延安时很熟悉的共产党人，他们会假装不认识他。
1950年，所以美国外交人员离开中国，包瑞德去了台湾，担任美国使馆武官，他写道：
自从1922年第一次看到北京，我就一直期望从陆军退休后能住在那。可是，当我真的退休的时候，去大陆已经不可能了，去了也会被铐起来，所以我认定，我从1950年到1952年在那工作的台湾，应该是我的第二最佳选择，我也从美国陆军部获得批准。于是我就从旧金山向美丽岛出发了。
走前，我到中华民国总领馆去申请签证，他们告诉我，这事被递交给台北处理，我还以为这只不过是个程序问题，每个人都得走这个过程，我申请的太晚了。于是，我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发了一封航空信，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他代我把入境的事情在我到达前办妥当，然后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登上了船。在基隆上岸时，他们告诉我，我被禁止进入台湾。
蒋介石亲自通知他在旧金山的总领事，不要给我发签证。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诡计，当然，那人也没这个责任通知我，除非他能作一个正直的人该作的。
我被允许在台湾逗留一个星期，之后我去了香港。在为中国和台湾服务了26年之后，我却被拒之门外，我还骄傲地以为我享有“一位中国最可靠的朋友”的好名声。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被禁止入境，当然我有我的判断，也有我的情报来源。
包瑞德的好朋友，大使兰金（Rankin）向蒋介石申诉。蒋总司令坚决不肯改变决定，而他唯一的解释是，“我有我的理由。”
外界流传着很多种说法，了解包瑞德也了解中国的美国军界人士普遍认为，国民党领导的最高层对包瑞德在他们身边就是不自在，自从这批人还在大陆担任小军官的时候，他就认识他们，因此他知道这些人太多的秘密。包瑞德自己认为，这件事的根子在1944年，他去延安与蒋总司令最仇恨的敌人会谈；他还认为，他可能得罪了蒋经国，一次有美国人参加的会议上，蒋经国的翻译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犯了一个大错误，包瑞德以最有外交手腕的方式指出这个错误，之后蒋经国就痛恨他；还有就是他对国民党的批评，被人从华盛顿泄漏给国民党。
E.J.Kahn（China Hands的作者）提出一种解释：在台北大家都认为，是包瑞德在一次晚宴上说的话把他自己给害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很迷人的中国女人问他，你认为蒋总司令多久能反攻大陆。包瑞德不是个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他说他认为这永远不可能成功。那个女人，原来是宋子文弟弟的妻子。
最有戏剧性的解释来自包瑞德在北京的日子里的老朋友道恩，道恩那时在五角大楼工作。道恩说包瑞德参与了一个1952年下半年在台湾发动政变的计划，这是一个中美双方的计划，其目的是推翻蒋介石，用一个中国军方和美国政府都能接受的人来代替。这个行动的中心人物是国军总参谋长孙立人将军。孙是佛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自从远征军时期后，在美国军界非常受欢迎。蒋介石的情报机构侦得了消息，整个计划被粉碎，孙立人被软禁。这件事把包瑞德牵涉进去，道恩说，某位已经退休的美军上校得到消息，必须在一小时内离台，否则就会被逮捕。一位陷入政变计划很深的美国上校不得不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他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来不及带任何行李，以避免被捕。道恩没说这个上校是谁。
如果包瑞德牵涉其中，他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他在这件事上非常谨慎，而在其它事上，他总是直言不讳，甚至不隐瞒自己对蒋介石的不满和蔑视。但是，如果包瑞德真的与此计划有牵连，他应该不会在失去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之后，还要申请去台湾。
包瑞德坦率地说，自1939年他妻子去世后，他在经过一段恰当的守孝期后，认识了一位非常可爱的中国女朋友，她也愿意与他结婚。但是，如果在退休前结婚，他就会失去保密等级，也就因此不能再担任武官了。他这次去台湾的一个目的就是准备与她结婚，这下这件事也没希望了。对于他在海峡两岸的遭遇，包瑞德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说到底，包瑞德痛苦的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爱只是他一厢情愿，跟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不管是军人，商人还是传教士，他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上，也没能摆脱一种讨好的性质。他感到不解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拒绝了他，所以他染上了另一种爱恨交加综合症，中国和中国人给他的生活带来如此多的欢乐和如此多的痛苦。到了最后，他一方面仍然完全迷恋陶醉在这个国家和人民当中，而另一方面，他也对自己陷入这样一个超级魔咒而深深地感到怨恨。因此，他能够绝对诚实地说：“我很幸运能在中国工作，我是如此的幸运，假如我能不需要任何收入就可以生存的话，我愿意不拿任何工资而仅仅为了能经历我所经历的而在中国工作。”
在另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状态下，包瑞德也可以同样诚实地抱怨道：“有时我真想向上帝祈祷我从来就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给我造成极大的精神上的困扰，还不说更严重的麻烦。但是，即使如此，中国人也给我的生活带来如此多的快乐，以致于我根本无法与他们分离，就像我无法与美国分离一样。我对他们是五体投地，我也仍然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迷人，最聪明，总体上说最漂亮，也是最有意思的人民。”
对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宣传，他愤怒地说道：“居然没有中国人能写出一本象样的需要诚实的思维，研究，整理资料和客观态度的书，我一想到这就冒火。中国人能写出美妙的诗歌小说，还可以写哲学论著，但这些都不一定需要诚实，智力或其它方面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都不理解什么是公平或忠诚或客观地考虑任何题目。有了这些障碍，你怎么能期望他写出任何有些许价值的关于中国状况的亲身经历呢？”
包瑞德1962年写道：“也许我在延安时就应该知道，归根结底，共产党人始终是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我没象有些人那样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农业改革者’（agrarian reformers），但我也承认，某种程度上我也被这种说法蒙蔽了。现在我可以清楚而又痛苦地看到，我在评判中国共产党时犯过错误，其中一个是认为他们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党人。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事后诸葛亮。”
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旧金山的一家军人医院去世，享年84岁。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隐入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