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美国老记者回忆报道中国的经历，周恩来，宋美龄

     1982年11月，一批1930，40年代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人在亚利桑那州的Scottsdale聚会，来的主要是当年的记者，也有部分外交官和知名学者。聚会上大家的话题讨论，包括一些未能参加的亲历者（比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书面材料，经过整理，一本那些年代关于美国的中国新闻的口述历史书籍就诞生了--报导中国。其中某些老记者，也许没有斯诺和史沫特莱那样出名，但是象斯蒂尔（A. T. Steele）和德丁（Tillman Durdin）在当时却有着更广泛的读者群。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那时的新闻工作者，很多出自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斯诺就是。

    第一个问题，当年的美国记者是不是偏向中国共产党呢？这些老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说，他们都意识到，双方都在努力操控他们，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不轻信。

     中国战争年代的记者们不禁要思考，四十年以前他们的表现如何。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我们都努力了，但是我们失败了，而且是历史上重大的失败之一。我们没能教育人，也没能与人交流。我们都太肤浅，学者，政府官员，新闻工作者，我们只是一个小集团，我们从未跟农民交谈过。”

     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费正清的观点，利伯曼（Henry Lieberman）总结道：“总体来说我们干得相当不错。”

     抗日时期的汉口，很多人都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去过莫斯科。所以他们的政治观点比较国际化，这些人很容易适应中国局势，因为中国也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

    那是一个抗日战争中的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统一战线的高峰时期，周恩来当时也在汉口。

     今天回忆起来，那时的周恩来和共产党代表团有着特殊的意义。周恩来当时的身份更多的是政府的一员，他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政府发言人，所以也就不能比国民党政府官员比如负责新闻的董显光透露更多的消息。到了重庆时期，国共双方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周恩来也就向记者说了很多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不光彩的事。

    在重庆，新闻的主要来源一个是董显光领导的政府的新闻办公室，一个就是共产党的联络处，在那里记者们经常可以与周恩来或他的某个助手交流。

    利伯曼（抗战时是Foreign News编辑，之后是纽约时报记者）：我关心的是，推动中国的是什么力量？很快我就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也绝不可能对农民进行民意测验就能得出结论，在农民想什么和国民党政府作什么，以及共产党作什么之间，无法建立一种对应关系。我对此很感困扰。

     另一次与周恩来的交往，使我说：“今天我是个男子汉。”我象当时的很多美国人一样，被周恩来迷住了。但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与国共停战谈判有关的很重要的事情，蒋介石和苏联的协议规定，国民党军队有权恢复所有苏联军队占领的中国领土。而周恩来声称，内蒙古有两个地方--热河的赤峰和察哈尔的多伦是在人民军队手中，不应交给国民党政府。

      波特和我刚从满洲里回到南京，却发现赤峰和多伦是那时的热点新闻，我们当时就决定去内蒙古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到了赤峰，发现那里有人民军队，但是也有苏联军队。我拿出一张10卢布的钞票，让一名苏联军队在上面签名，但是他不愿意，坚持说在苏联，在钞票上乱涂乱画是一种犯罪。回到南京后，我们去见周恩来，我们的英雄对我们说了谎，所以我们去与他当面对质：“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他仅仅是耸了耸肩。

      这对我是个沉重打击：我心中的英雄误导了我们。回想起来，我不是真的生周恩来的气，但是这件事使我对中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的政治是毫不留情的，而我只是个小卒子，可以随意操控，从此我就提高了警惕。

      谢伟思（John Service，美国外交人员)：这些新闻界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被受到了当时的风云人物和新闻人物的影响，比如周恩来和蒋介石？白修德（Theodore White，纽约时报记者）在给大会的信中称周恩来和他的公关专家龚澎对“我们的思维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

     珮姬德丁（Peggy Durdin，德丁妻子，当时为Nation，Atlantic和纽约时报写专栏）：我觉得，你几乎不可能喜欢蒋夫人，而另一方面，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周恩来更有吸引力的人。真的，在南京的马歇尔调停期间，周恩来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于我丈夫德丁（当时他暂时在马歇尔手下工作）某天对我说：“珮姬，清醒一下，你被周恩来迷得太深了！”（我得说，这就是有公众意识的丈夫的用处之一。）

     在国民党方面，没有人能与周恩来的说服力和横溢的才华比肩，国民党方面也没人能与周恩来的公关负责人龚澎比肩，那个温柔，漂亮的龚澎，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公关人物。

      亨利利伯曼：周恩来是我遇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是因为他的魅力，他的技巧，他的思维能力和演技。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之一。这是我对周恩来的认识。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例子，就我所知，周恩来的英语并不好，我花了大量时间跟他在一起，试着去了解他。他会运用一个技巧，我认为这个技巧甚至把基辛格都给糊弄了，以为周恩来的英语很流利。翻译会给周恩来的话作翻译，到了采访中的某个战略性的节点上，周恩来会停住翻译，然后用英语对他说：“不对，不是这个词，是那个词。”

    斯蒂尔（Archibald Steele，New York herald Tribune，Chicago Daily News,  New York Times）: 作为男人，我不想说我被周恩来迷住了，虽然我绝对是被龚澎迷住了。在讨论周恩来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谈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象周恩来这样的人，尤其是周恩来，在多大程度上操控了在中国的记者的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事件的报道。请注意，那个时代的重庆要得到一件事的真相有多困难，从中国的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获得他们的空洞的公报又是多么的无益，这些公报很容易就被证明是假新闻，通常也多是一纸胡言。然后，你会去重庆一条小巷里的一间小屋子，那里有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官，他们当时是我们的盟友，你能听到周恩来这样的魅力人物来给你解释国民党部队和人民解放军在遥远的内地的最新冲突，他会提供那里发生的详细的事实，

     你很容易就会倾向于详细又具体的这个版本和极具说服力的周恩来的说法，同时多少会忽略国民党发布的公报，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正确的。

     勒文（Steve Levine，当时在中国的职务不详）提出一个问题：在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间里，你们是否听过他说过一句偏离党的路线的话？

     拉文豪特（Albert Ravenholt，合众社--United Press）当我们在1946年听说苏联在拆卸满洲里的工厂的时候，我在一次采访中问周恩来：“你对此事的真实看法是什么？”他说：“当然，我反对这种作法，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这是周恩来承认他的观点与党的路线是相反的。

     麦尔比（John Melby，负责新闻的外交人员）：龚澎很坦率，他们反对苏联在满洲里的行为，实际上，她愤愤不平。她说：“但是你能怎么办呢？他们就这么干了，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波特（Philip Potter，Baltimore Sun ）：我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负责报道马歇尔和周恩来之间的谈判，渐渐和周恩来变得很熟悉。我回到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周恩来，问他对于苏联拆卸满洲里的态度，他不见我。我在报道中写到，周恩来反对这种作法；在中国共产党中，有两派，一派对苏联是无条件的信任，另一派则对中国的这个北方邻居持更现实的态度，而周恩来是后者的领头人。后来我再去他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周恩来不愿见我，从此除了新闻发布会，直到我几个月后离开中国，我都没见到他。

     德丁（Tillmen Durdin， 纽约时报）：我从来没发现周恩来偏离官方政策，事实上，他很强调官方政策也在不断变化。1950年代周恩来的出国访问中，一次他在仰光，我正巧也在那里。缅甸政府为他举办欢迎仪式，我也应邀前往。我遇到周恩来的时候伸出了我的手，他不跟我握手。我们在重庆的日子里互相非常熟悉。几个月后，他在尼泊尔，我当时不在那里，但是政策变了，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看着集合在那的记者们，问道：“德丁在哪里？我没看到他吗。”政策变了。

     我自己对周恩来和他的那批人的幻想在某种程度上破灭了，因为在重庆的日子里，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战中，共产党总是推出一些受欢迎的组织，他们会突然发现西北人民政治协会或者贵州人民政治组织或者其它类似的什么组织。这些组织都纯粹是编出来的，在重庆你找不到什么西北代表或者贵州代表，他们不断地编造类似的东西，我最后受够了这种行为。

   [被问到重庆年代，中共的路线是什么的时候，德丁回答]在重庆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会说：“我们与苏联的政策没有分歧。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我们国内的革命的进程。”这似乎是他们公开的立场；对于美国而言，看上去是理性，温和，试图与美国建立关系。周恩来总说：“我对历史上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杰弗逊。我的期望之一，是某天能去美国，也请你们到延安来看我们。”他们的态度是寻求美国的好感和好关系。

     利伯曼：前面我说过察哈尔和热河的事，我想强调的是，当我知道被骗了以后的震惊感过去以后，我渐渐理解了，对于周恩来说来，这是非常自然的，无论如何周是他的政党与国民党进行非常重要的谈判的代表，他会全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去南京的中山陵野餐，我问他马歇尔的调停，当时已经很明显共产党将占领全中国，而苏联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说了类似于，他对来自任何人的帮助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接受外来帮助，你就永远不能确定你自己的独立性。”对于处在他这样位置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声明。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我问他：“为什么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会有幽默感，还能显示他们人性的一面？”但是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确实，当你接触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时，他可以尽量表现出他自己的真面目，而级别较低的党员就不能这样作。

     拉文豪特：对于历史，我觉得有一个角度我们很容易忽视。抗战期间，我会从前方回到昆明，偶尔会和胡志明一起吃饭。那时陈纳德的飞虎队和美国还没有发现他的存在，我跟他坐在一起，长时间讨论当时发生的事件。他很穷，住的屋子大约是10x12英尺大小，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他连地图都没有。我给了他地图和一些用具。胡很聪明，跟他聊天很有意思。到了1946年春天，四月里，我去了河内，见到了胡志明，他还是穿着布鞋，住在河内的法国最高指挥官的官邸，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问他：“为什么你与法国人作交易，让15,000名法国士兵驻扎在越南？为什么你同意参加戴高乐的法属联盟？”他说：“这是唯一能保护我不受中国的国民党迫害的措施。我不得不控制这些中国人，而法国人能保护我。”

      然后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讨论结束时，我说：“噢，顺便说一下，你的一位老朋友要我问候你。”我给他一张方方将军的名片，方方是抗战时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的指挥官，当时是马歇尔调停在广州的共产党代表。我在广州待了一个星期，在那里一直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的厨子很好。当我去河内的时候，方方将军说：“你知道吗？胡志明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一张名片。”我把方方的名片递给胡志明，他一下就不再理我了，也几乎不再说话了。显然我让他对联合阵线的使命等等感到难堪了。最后我站起来，说：“总统先生，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你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比取得政权之后要有用的多。”他也站起来，摸着他的胡子，说：“是的，我认为你说得对。”

     这也是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记忆。二战期间，我们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他们手中无权，因此比较平易近人，一旦你掌了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迪恩（Hugh Deane，ChritianScience Monitor自由撰稿人）我认为，总的来说，周恩来把他的政治目标和个人的修养非常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他是最受爱戴的人，也是很多动情的故事的主角。

    索尔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 合众社）：我与周恩来有一次经历，虽然只是偶遇，却能体现一种特殊的品质。

    那是1954年在莫斯科。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归来，他觉得自己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伟大的突破，但是后来他自己却为之感到遗憾，因为这个所谓突破，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伟大。但当时他却是载誉归来，经过莫斯科时，苏联为他在斯比罗多诺万大厅举行欢迎宴会，这还是赫鲁晓夫时代，记者们都应邀前往，以及所有这种场合下到场的人物。苏联人对宴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等级制度。所以低级官员和记者聚在中心大厅里喝伏特加，吃鱼子酱,然后是按级别大小排列的内部房间，每个人都不能离开你所在的房间。自然，记者是唯一到处走动的人。我们总是溜到下一个房间，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再进入内部密室。这一次，我们几个人也是如此，这次，内室门口有一名警卫，他站在那里，他的肘部的姿势使得你不能越过他，但是你可以把身子倾着越过他看到里面的情景。

    周恩来正在边走边敬酒，客人们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当时包括马林科夫，布尔加林，莫洛托夫和其他人。除此之外，那间内室里还有四个旁观者，他们是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英国，法国，印度，记不清第四个是谁了【索尔兹伯里的书《To Peking and Beyond-A Report on the New Asia》里谈到这件事时提到瑞典，所以这第四者，应该是瑞典】。我对这些人也感兴趣，但是我的注意力还是被周恩来吸引过去了，他用英语在敬酒。这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毕竟有四个说英语的外交官在场。

    但是问题在于，苏联政治局那帮人里没有一个人懂一个英语单词，我立刻觉得有戏。周恩来说英语，他的祝酒词必须从英语翻译成俄语。我开始往里看的时候，他正好走到米高扬跟前，然后英语向他敬酒，米高扬不太礼貌地打断他，说道：“周，为什么你不说俄语？你的俄语非常好啊！”周恩来用英语回答道：“为什么你不说中文呢？”米高扬感到很不好意思，说道：“中文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周恩来说：“没那么难，明天早上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很高兴教你中文。”

    就在这时，我们被从门口推开了，但是我看到的一幕已经足够让我了解了很多事。这个小插曲，显然不是演给我们记者看的，因为我判断他没有看到我们把脑袋伸进去窥探。那么，他是演给谁看呢？俄国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显然是给外国外交官看的。他肯定是在发送一个信号，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的信号。他在展示1954年中国和苏联的距离和分歧，他在微妙地强调这些分歧，各种各样的潜台词都表现在他那天的行为之中了。我一直感到，这是他的最高成就之一，也是他的表演才华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一次。他自己都陶醉在其中，我也是。

     法地曼（Annalee Jacoby Fadiman，时代周刊，生活周刊）：1941年是个蜜月时期。国民党政府中大家都象英雄一样勇敢，非常好。我到重庆的第一个星期，我受邀与蒋夫人共进午餐，她聪明诱人，英语说得非常好（比大多数美国人说得好）。她给了我一支烟，那时的中国饭店都有布告写着：“爱国的中国人不抽烟。”所以我说：“不抽，谢谢。”到了下午三点，我们还在谈好莱坞和女人喜欢的话题，然后我说：“蒋夫人，我其实抽烟，但是我以为这会冒犯你，我看到饭店里的布告。”她很可爱地笑着说：“噢，那是给老百姓看的。”

    （大家似乎同意蒋夫人正好是周恩来的反面，她很难让人喜欢，也缺乏坦诚。但是，费舍尔记得，有一次，她放下了她的戒备。）

    费舍尔（McCracken Fisher，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合众社）当我在1941年到达重庆，我要求并获准采访蒋夫人。我问她：“你是不是有时会对一直要显出一副众人眼中的英雄形象而感到厌倦？”她说：“假如你发表这个，我要你脑袋。不过，是的，我确实感到厌倦。”我一直没发表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