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华大文章之三:华大作家东瑞
华侨大学诞生的年代,正是“读书无用论”极左思潮统治教育界的年代。因此,华侨大学亦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冲击最大的是中文系、政治系等文科。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以后入学的文科学生,真正能安静地坐在课室内学习基础课的时间不多,很多时间要到校外搞形式的调查。如下乡搞“四清运动”,一去就是停课半年。再加上不久就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华大这个初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如此,初期的华大仍能出作家。享誉香港的名作家东瑞,就是我们中文系六四年级一班的黄东涛。
黄东涛是印尼归国侨生,他是和其姐先后从福建集美侨校考入华大的。他个子高大,有些虚胖,可能是少运动之故。他沉默寡言,谦虚憨厚,有点只专不红的书呆子味儿,甚少参加自由课的体育活动。他与我同属一个学习小组,政治学习时他发言不多,若是遇到非发言不可时,他都会事先列好发言提纲,发言时似乎有些紧张吃力,额头上有时还沁出汗水,但谈到文学时他却津津有味了。有一次,他看见我在黑板上写的“雷声烈,神州六亿学王杰。学王杰,丹心一颗,献给伟业”的《忆秦娥》词时,竟眉飞色舞地大赞好,还为我起了个花名叫“雷声烈”,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我第一次学写诗词,就受到他善意的“打击”,从此再也不敢动笔写诗词了。
黄东涛对上级分配他进华大学习,起初是有些情绪的,他嫌华大新办,师资缺,怕影响前途。为了这事,他曾偷偷地问我,华大有几位教授?其实,当时我比他更糊涂,还以为助教比讲师大呢!但我还是对他说:“一个人是否能成名成名家,不在于学校质量高低,不在于有多少教授,主要是在于自己能否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想不到这句夸夸其谈的“伟论”,竟然对他产生作用,只见他面有喜色,频频点头称是。从此,他真的安心在华大学习了。
他学习是很用功的 ,字体写得很端正、美丽,学习成绩优良。然而,在那个年代,专心钻研功课似乎是一种罪过。为了使他不致被人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傍晚的自由活动课,我喜欢拉他去打篮球。
“文革”前夕,我离开班级,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一年后回国到华大探亲,想不到黄东涛的才华在摆脱了人为的束缚后,已充分显露出来,他和同学合编的《毛泽东诗词解释》,有较高的水平。
八十年代初,他已成为香港名作家,我也在香港珠宝金行当经理。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出版了不少著作。但我当时对文学提不起兴趣,最有兴趣的是伦敦金价、纽约期金。我只和他通了一次电话,在一次找他不遇后的不久,我就离开香江来巴黎定居了。
黄东涛的作品,是我到巴黎后才有机会真正拜读到的。他确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小说写得生动,引人入胜,散文写得优美、细腻、如诗如画。不然怎么能得到散文大师秦牧的欣赏,并为他的《香港一角》作序呢?东瑞的成就,不但是我班的光荣,同时亦是华大的光荣!
华大从开办到“文革”后期被关闭学校的第一阶段,虽然是短暂的几年,但造就的人才不下万千。这些人现在已散布在三湖四海、五洲七洋。到底初期的华大养育出多少作家,多少工程师,多少政治干部,多少医学专才,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单凭我们这个小小的班级,据我所知已出了东瑞作家,几位报社主笔和一个县长来推论,整个华大肯定是出了不少名人的。
( 1989年5月24日原载《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