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与我 （《东鸟西飞》文集代序）

祖国与我 （《东鸟西飞》文集代序）

我是出生在柬埔寨农村的一个贫苦孩子，生活很不如意，对前途失去信心，未届弱冠，曾欲寻短见。一九五六年中柬建交后，我才知道自己有个伟大的祖国。从此，我有了新的希望，决心投奔祖国怀抱。

一九六 0年六月,我终于回到祖国，受到祖国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免费让我上学。从此，“祖国”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永远深藏在我心中，“祖国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我随时听候祖国的召唤。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正在“华侨大学”读书，真想不到国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严格挑选，要我“投笔从戎”。 “文革”一开始，就把我调离班级，到部队去参加“援越抗美”战争。我知道这是千中挑一、百载难逢、国家考验和培养我的好时机，因而毫不畏惧，愉快地接受了挑战。

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我先后随沈阳军区空军高炮第一师（ 31支队）、广州军区陆军高炮第七十师(170支队)两度秘密入越，保卫谅山省与太原市，与美国空中强盗一决雌雄。当时，我有幸被分配到师政治部群众科工作。此科入越后是“庙小神灵大”：对外，代表我师与越方会谈，安排接待、宴会、群众到访、为当地民众看病等工作；对内，制定外事规章，指导各团、营、连的外事活动，检查纪律，写月结上报中央军委等，可说是师的“外交部”。当时科里人手少，大量工作都落在我身上。这些工作政策性很强，特别是同越方打交道，每句话、每个举动都与祖国的声誉关联，因而“祖国与我”的概念常记心中。经过不懈的努力，群众科终于顺利地完成任务，使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越南战场上发扬光大。因此，越南民众以崇敬的心情感慨地说：“中国军队为越南流血牺牲，但他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只喝越南的水！”

那时，美机天天来轰炸，除核子弹外，什么定时炸弹、子母弹、燃烧弹、磁性炸弹、气浪弹等新式武器都用上，战斗非常激烈。而我们这些搞外事工作的人，经常要在路上跑来跑去，比起有战壕保护的炮手，其危险性更大。但是，一唱起《英雄儿女》中的“地陷下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英雄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时，我就浑身是胆，毫不畏惧地穿过定时炸弹区，冲过美机的封锁线，去执行任务。经过三年漫长的岁月，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交给我的任务，与大军一道凯旋回国。

七十年代初期，印支动乱，不少亲朋将财产转移到香港，要我去接收代保管。经国家批准，我只好率领妻儿，洒泪向深圳桥头堡上的五星红旗告别，心中默默誓言：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与祖国连在一起，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我将毕生捍卫它。

抵港定居不久，因内子为教会一位负责人医好病，可能出于感恩，此负责人愿为我们担保赴美定居。他说只要你们写一封在中国受迫害的信，骗骗美国佬，通过他的关系，保证半年左右就能以难民身份成行。但我坚决不肯写，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受到迫害，生活一帆风顺，退一步来说，就算有受到迫害我亦不写，因为只是政策失误的问题，不关国家之事，不能因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损害国家声誉，此事只好作罢。亲友们知道后，都骂我是笨蛋！笨蛋就笨蛋，反正有损害国家声誉的事，我是绝对不做的。

一九八三年我定居巴黎后，先在一间教会学校工作。校内有部分是亚裔工人，他们不管来自何方，都一律说自己是印支难民，因为这样可以博得同情，而若说自己是中国移民则怕被歧视。我是真的印支难民，但我不认，坚持说自己是中国人。我知道这平凡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故把中国人勤劳耐苦的美德贯彻到工作中，事事起主动带头作用，以改变西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经过一两年时间的努力，果然产生成效，学校领导除不断给我加薪，与我签订永久雇用合同外，还把聘请工人的事交我去办，叫我去找中国工人，他们说中国人老实、勤劳、可靠。而我在物色工人时，亦十分慎重，挑选勤劳、老实的，因为这关系到祖国的声誉问题。

在工作之余，我进行业余创作。我的宗旨是：“写诗要写爱国诗，作文要作颂侨文。”并立下一条原则：谁敢辱骂祖国，我一定要和他笔战到底！

“六·四”期间，一些从大陆逃到巴黎、自封为“精英”的人胡作非为，在巴黎出版假《人民日报》（海外版）；派“女神号”轮船到中国沿海的公海广播，反对中国政府。我气愤地写了一首七律诗讽刺他们，诗曰：

精英料子没三斤，分裂国家靠外人。

江子才穷出假报，黔驴技劣求女神。

海洋禁令无知晓，主子心思不会跟。

失道行为人共逐，女神玉殒化烟尘！

吾尔开希大叫“新疆地位仍未定”；柴玲乞求外国政府制裁中国，但未成功。我写了如下的一首七绝诗骂他们：

“新疆地位仍未定”，游说制裁事不成。

开希早应名该死，柴玲此后叫才零。

有一个自诩中国学者，一到巴黎就在报上发表题为《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文章，把中国四十年来的建设说得一无是处，把中国骂得狗血淋头。我以他的题目《不堪回首月明中》做一首七律诗反击之：

曾因勤奋著书丰，又得关怀奖誉隆。

本应忠诚扬国粹，奈何叛逆作爬虫。

阴沟闪缩哀情冷，卵下苟延哭路穷。

此后茫茫何处去？“不堪回首月明中！”

在此，特别感谢《欧洲时报》拨出宝贵篇幅，给我发表上述两诗，以抒发心中的怒气。

第二首诗刊出不久，就看到《欧洲时报》上登出越南胡志明市 林琅 先生如下的七律和诗：

作家无行诡谋丰，卑鄙沽名骗誉隆。

有辱炎黄非好汉，甘为凉血可怜虫。

航天建树声耸世，异地造谣术告穷。

斯文败类遭众弃，“不堪回首月明中”。

可见辱骂祖国者，遭举世爱国华侨华人声讨也！

中国 40周年大庆，法国侨领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我冒着被法国学校“炒鱿鱼”的危险，硬要请假一个月随团回国。可是有些人在报上公开咒骂回国的侨领为“嘲领”，我仿李白诗回答这些“猿猴”：

朝辞法地彩云间，万里唐山一日还。

市面猿声啼不住，飞机已过昆仑山。

在国庆游颐和园活动时，我写了下面的一首七律以明志：

湖水粼粼泛彩霞，满园笑脸赛鲜花。

少先擂鼓催欢乐，老妇扭腰助喧哗。

各族人民歌党伟，五洲龙裔夸国华。

讽嘲辱骂难拦住，游子天生爱祖家。

在京期间，我写了《北京没有戒严气氛》、《人民大会堂国宴》、《北京清洁工人的伟大》，还独家采访了李鹏总理和在巴黎传说是被打倒了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将军，写成《与李鹏和秦基伟交谈》等近三十篇文章，及时寄回巴黎刊在《欧洲时报》我的专栏内，使世人明白真相。

《巴黎龙吟诗社》本来是个爱国诗社，但在 1994年换届选举时，有人企图将它拉向右转。当时，我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极需要静养休息，而且忙于餐馆事务，但得知此企图后，我不顾生命危险，决定同意筹选会提名我参加社长竞选的决定，终于把诗社的领导权夺回来，继续沿着爱国主义的方向走下去。

我在凡尔赛市开了一间餐馆，名曰“金荷酒家”，是用黄庭坚“共倒金荷家万里”诗句，以示思乡念国。十年来，餐馆接待过除西藏以外的各省中国宾客。每当有中国团到来，我都在门前贴上“热烈欢迎祖国亲人莅临本酒家”的标语！ 吴仪 女士来就餐时，看到这条标语非常高兴。席间，她知道我们曾在国内受过教育，就开玩笑地问内子；“你是湘雅医学院毕业的，现在做厨师，后悔吗？”我们回答说：“绝不后悔，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沦落到什么地步，我们的心总是和祖国相连的！”她听后，满意地点头，并送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品给我们。凡有中国团到来，我都与他们讲述三年灾害和“文革”时期的苦楚，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以使这些年轻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个湖南水利考察团到来时，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我与他们举杯共祝，大唱抗日歌曲，把餐馆作为纪念场地；银川一个自费旅行团到来时，刚巧是中国国庆，我特地送了葡萄美酒并与他们共度节日，使他们非常高兴。在中国旅行团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内中有不少是廉洁高官，但个别人有点不像样，饭后叫我在发票上开大数，有的还要求我给数张盖了酒家印章的空白发票，以便拿回国内作弊。对这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我一概宛然谢绝。

总之，今生今世，无论我飘流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事，我都把国家的声誉、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祖国与我”这个概念早已深藏在我的心中，它已成了我做人的最高准则。

（ 1999年9月15日 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