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欧洲时报》的成长 (得奖作品)

二十年前的一个灰暗而寒冷的冬天，我带着一腔热忱来巴黎找寻新生活。

想不到举世闻名的花都，却是天灰灰，地寒寒，仰天难见大太阳的混沌之都。这种鬼天气，哪里适合亚洲人居住啊！更何况一入法境，马上成了一个盲、聋、跛、哑之人。乎盲者，是看不懂法文；聋者，是听不懂法语；跛者，是不知交通路线，出门不会搭车；哑者，是不会讲法语。真是寸步难行，一筹莫展。

给我打击最大的是：邀请我从香港来巴黎合股开餐馆的友人，在筹到资金后，却静静地一个人到省份去开餐馆，使我“沦落”在巴黎。更惨的是有人竟用柳先开作弄伦文叙的上联：“东鸟西飞，遍地凤凰难下足”来嘲笑我。在“归去来兮”，正欲返回香港的关键时刻，《欧洲时报》在巴黎诞生了！这是一张由本地华人创办的正规报纸，内容丰富，除了环球捷闻，法国消息外，还有侨社动态、法国政策法规、医药卫生、财经消息、“花都”副刊等，应有尽有。更可贵的是一张高举爱国主义的报纸，非常适合我的胃口，使我爱不释手。有了《欧洲时报》，使我“盲”了的眼睛顿时“复明”，看到巴黎这个彩色缤纷的大千世界。再加上有一天，我登上凯旋门，看到星形广场有十二条大道从我的脚下“射”向四方，我好像一个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首领，在检阅着川流不息的车队。这情景，顿时给我增添了希望，随即草拟了一首七律诗，头句是“一到凯旋路路通”的双关语。心想：有了《欧洲时报》的慰藉与指点，有了自己奋发的决心，我这只“东鸟”，一定能飞越凯旋门 ,下足巴黎，日后还要像伦文叙回答柳先开的下联那样：“南麟北走，遍山虎豹尽低头”的。于是我横下决心，打电话回香港给内子，说我在巴黎已开了餐馆，叫她马上结束诊所业务，把店铺、楼房出售，带领孩子们来巴黎做“老板娘”。妻子到巴黎，看见我在教会学校做杂工，连房子都租不到住（因为在巴黎租房子，得有三倍于房租的工票），只好哑然失笑。

学校领导对我很好，因为我有一张柬埔寨皇国颁发给我的华文教师证，享受到教师的待遇与尊严。但我不懂法语，像个哑子，在法国人的圈子中倍感孤独。唯一伴随我身边，使我得到无限慰藉的是袋中的《欧洲时报》，工休、餐后都躲在幽处阅读，晚上回家仍看时报，每天几乎把时报的每一个字都看完，可说是时报伴我度晨昏。

我工作的学校是个技工培训所，收容了不少各国孤儿就读，其中也有不少华裔难民子弟。《欧洲时报》成了我工余时间教华人子弟读中文的教材。我辅导他们的数、理、化和教他们读中文报纸，他们教我法文，相得益彰。

1983年《欧洲时报》举办作文比赛以纪念创刊一周年。有人叫我参加比赛，但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在大陆读书是读屎片（尿布），没有料。”我一气之下，写了一篇《甜蜜的微笑》参赛，想不到竟然得了头奖。

不久《欧洲时报》副刊负责人约我到报社会面，鼓励我写作。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竟然进入“爬格”行列。

缤纷的生活，更激发我的创作热情，从 1984年初至1987年，诗、文发表在时报上更多。1988年，《欧洲时报》还为我开辟了一个《花都随想录》专栏，叫我每星期写两篇文章。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胆地接受这个挑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1989年中，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六•四”事件。在这事件的前后，旅居巴黎的所谓“精英”分子，闹得最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这“高天滚滚寒流急”之时，巴黎却出现“大地微微暖气吹”的可喜局面：《欧洲时报》旗帜鲜明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以不倚不偏的办报立场，正面及时地报道了中国发生的事件，还同意我在《花都随想录》专栏内发表了《侨社三态》、《精英无料》、《为精英正名》等诗、文，对“精英”们的胡作非为严加驳斥。经过报社一番努力，总算把那些辱骂华裔会会长郑辉先生；勒令华侨俱乐部领导限期表态；在巴黎出假《人民日报》（海外版）；高叫“新疆地位仍未定”等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1989年十月，中国在困难中迎来了国庆四十周年大庆。巴黎各侨团纷纷组成代表团回国庆祝，我亦冒着被单位“炒鱿鱼”的风险，硬要请假一个月回国。当时敢回国是要有点勇气的，因为市面上沸沸扬扬，有人还公开在报章上骂归国的侨领是“嘲领”。在出发前夕，《欧洲时报》交给我一张该报的“特派记者证”，叫我回国后为报社写些文章。当时，时报的巨头和他们的一大群记者都去了，还要我这个“南郭先生”做什么？这显然是给我一个学当记者的机会，于是我大胆地接受了任务。

那时，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保卫森严，中央首长们坐在围着“铁马”的圈内自成一统，规定各人不得离座祝酒。为了采访当时传说纷纷的新闻人物李鹏总理和秦基伟国防部长，我直冲禁区，保卫人员马上来阻拦。当我表明身份后，竟然奇迹般地准予进入禁区，使我独家采访到二人的新闻。真想不到《欧洲时报》之名在国内如此家喻户晓，连李鹏总理和中央首长都知道《欧洲时报》。

在国内期间，我接连写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与李鹏和秦基伟交谈》、《北京没有戒严气氛》、《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广州情深深似海》等二十多篇文章，登在我的专栏《巴黎随想录》上，总算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1992年末，我荣幸地接到时报纪念10周年的请柬。正当我整装赴宴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医生说我心脏有严重问题，立即送我到医院急救。在蒙笼中，觉得有一物件放在我胸前，我挣眼一看，只见《欧洲时报》四个红色大字。内子说：“你祝贺《欧洲时报》十周年报庆《我与我墨颂时华》的文章，已发表在上面了！”我顿时百感交集，暗自下泪。想起我儿子们尚小，事业才起步，刚答应以口歌笔颂时报，却即将死亡，心有不甘。于是我不能死，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顽强地活下去。想当年在越南战场上，美国飞机出尽所有炸弹都炸我不死，今天死神是奈不了我何的！在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下，我微笑地叫内子回家休息，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听着急救机中发出节奏均匀的脉搏声，以静制动地与死神搏斗。真想不到在这危急关头，《欧洲时报》总编梁源法先生，带领刚从香港来的，越战时期我的亲密战友苏春霖先生，出现在我的病榻前，还带来报社朋友们的问候！它像雪中送炭那样，给我增添了求生的信念。经过近一星期的急救，终于渡过危险期，使我回复健康。在这十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得以兑现“我与我墨颂时华”的诺言。

“十年人事几番新”。前十年的《欧洲时报》已出现崭新而巍峨的报社大厦，赢得侨社的信赖；这十年的《欧洲时报》，已进入电脑化，拥有一批充满活力的新人，增加了更多的版面，并增办了《周末版》、《丝绸之路》法文版，拥有更多的广告客户，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一纸风行欧洲，成为真正的当之无愧的《欧洲时报》。

在《欧洲时报》创刊 20周年的大喜大庆时刻，作为时报成长过程见证人的我；作为时报长期忠实读者的我；作为时报一手栽培成长起来的我，心情分外激动！在此，特祝我的良师益友――《欧洲时报》，与时俱进，从胜利走向新胜利，从辉煌走向更辉煌！

2002年12月20日作于巴黎

（此文获纪念《欧洲时报》成立二十周年作文公开赛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