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中国战胜特大洪水

欢呼中国战胜特大洪水 

今年夏天，由于气候反常，中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降大雨，华南的西江，东北的嫩江和松花江，甚至西藏都发生洪水泛滥，特别是长江全流域，遭遇到特大的洪水袭击。其来势之凶，洪峰之多，历时之长，超过了1931年和1954年的特大洪水。前两次洪水，给沿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次在保卫长江大堤的战斗中，却奇迹地、史无前例地高奏凯歌，最大限度地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国战胜了特大洪水！ 

为什么这次中国能战胜特大的洪水？鄙人认为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中央政府领导人的重视。洪水一发生，江泽民主席、朱鎔基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就高度重视，十万火急地指示全国军民抗洪，把抗洪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长江大堤，誓与大堤共存亡。中央特派了温家宝副总理到长江流域第一线协助指挥作战；朱总理两下江南视察灾情，调拨抗洪物资，决定拿出20多亿元人民币投入抗洪。江主席在长江大堤最危急的时刻，站在最危险的荆州大堤上，不顾个人安危地发表长篇演说，呼吁全国军民继续战斗，夺取抗洪的胜利！为了抗洪，他决定推迟访问俄、日。长江险情稍退，他再次来到湖南了解灾情，指示防病及善后重建工作。比起1931年长江决堤灾难，南京政府消极抗灾，积极上井冈山“剿共”的举动，真有天壤之别，不愧是“人民政府”的称号。 

其次是军民誓死保卫大堤。洪水一发生，沿江上百万民众为了保卫家园，决心与洪水奋战到底；数十万的人民解放军及时奔赴抗洪前线，与人民并肩作战。他们提出堤在人在，决心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言。从军区司令、将军们到普通战士，个个奋不顾身地守卫在大堤最险处，用身躯抵挡住洪水的冲击，还动用了特种工程部队抗洪。其规模之巨，人员之众，物资之多，时间之长，是世所罕见，无异是打了一场大仗，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色。依愚见，如果没有解放军的助阵，要战胜这样特大的洪水，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如果没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并肩战斗与支援，单靠军人的力量，亦是孤掌难鸣的。从而证明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第三是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次抗洪斗争中，全体抗洪人员都穿上了救生衣，还调动飞机、船只、汽车和一切急需品进行抢险救急。装泥土的袋子从以往的稻草袋、麻袋改换成编织袋，这些都归功于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带来国力的增强，我相信要战胜这样大的洪水，是非常困难的。1954年之所以不能战胜类似的特大洪水，我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当时国力薄弱分不开的。 

第四是有海外华侨华人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炎黄华胄虽然分布在五湖四海，且大部分已入了当地国籍，但他们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根是在中国。每当祖国有困难时，他们都鼎力支援，表现出血浓于水的亲情。就拿这次抗洪来说，全球的炎黄子孙都动员起来了，他们有钱出钱，有物出物，尽最大的能力支援灾区。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筹集到善款有十九亿多人民币。这项巨大的善款，对支援灾区抗洪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是符合实情的，它充分反映出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性。“华侨华人本一家”，因此，我建议大陆当权者，从广义上不要再划分华侨、华人，还是用回以前的模糊观念，一律称为“华侨”的好。无事时把华人当作“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到有事要捐钱时才称华人为“同胞”，这种“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做法，会伤害华人感情的。 

最后，顺便一提的是坏事变好事。古有“黄帝划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之语。说明洪水自古以来，始终是中国的隐患。故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解放以来，中央政府确实对治水下了很大力气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把中国几条主要河流治好。对“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计划研究了三十余年，还未定案，直到1991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中央才下决心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今年长江全流域的洪灾，使中央又认识到治水的重要性。可喜的是中央已下决心，调拨更多的财力物力，加强治水的力度。窃想，要根治长江水患。单靠筑堤截水的方法是不够的，还要疏通河道才是彻底解决办法。这次用了大禹之父鲧的拦塞方法侥幸战胜了洪水，但在根本上还是要采用禹的疏通河道办法才是。报载，洞庭湖再过几十年将有消失之虞。如果真的是这样，将是极大的不幸。曾记否？“气蒸云梦泽”的诗句，今天只有“云”和“梦”，这个“泽”已无影无踪了。新疆的罗布泊于1979年后也完全干涸了。如果洞庭湖和鄱阳湖也变成“云”和“梦”，那“两湖熟，天下足”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也将给后代带来无穷的灾难。所以，除了把长江大堤加固，还要把长江流域全程和湖泊疏通才是根本办法。这项工作是极其艰巨的。但只要有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地坚持治理下去，最终会把水患清除，后代子孙将会过着幸福生活的。  

                                1998年9月19日原载《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