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科学与佛教的对象。科学与佛教都是以自然存在为研究对象。科学是哲学的延伸，并衍生出许多分支。由于西方文明引领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侧重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佛教的研究对象包含物质，但也包含“心”，并认为“心”与物是一致的。佛教更侧重于与“心”有关的终极真理，并包含哲学与科学。科学与佛教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不像其他宗教，佛教完全建立实践的基础上。它的口号是“ Come and see ”， 而不是“ Come and believe ”。事实上，其他宗教在早期也强调实践。
科学的方法论是建立在逻辑思维上。它借助于语言概念来 Make sense 。于是这样的思维引出了逻辑学上四种方法；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具 体 。通过推理找出因果关系并发现类属关系， 从而寻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并将规律的关系转换成量化的数学形式从而上升为理论。并用理论去预测事件。通过科学的方法论，人们可以理解世界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通过理性而解答出来的 sense 。这样的方法论主要是人的线性思维。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可以进行数值或简单逻辑的非线性分析。
3. 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
民主理念的社会运作是要在以上六大矛盾体里取得统一，建立平衡，避免极端。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公正，社会生活和谐。这样，公民素质和社会结构对民主运作就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它要求参与者在作选择时能以这六大矛盾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以使得多数裁决的结果能导致正义的发现，或者是错误的纠正。由此，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具有以下素质，以及民主社会的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A. 公民能认真并负责任地参与民主过程。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行为。因此，它要求全体公民的参与，并将此视为职责。民主运作的参与率往往标志着民主体制的完善程度。不完善的民主运作会使公民丧失对民主的信心，从而脱离民主过程。这样多数裁决的原则就会丧失。
B. 公民有相当程度的受教育的水平，并具有分析问题的能力。
民主运作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讨论与辩论，而不在于最后的抉择。只有通过讨论与辩论，才能使得多数人认清正义，至少也应当使得多数人明白什么是错误。因此，它要求参与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否则民主运作很难产生正确的效果。
C. 公民既要懂得争取合理的个人权利，更要有承担公民义务的意愿。
民主不光是尊重公民个人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承担社会义务。争取个人权利与承担社会义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之间要有合理的平衡，如果只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承担社会义务，那么民主理念就被扭曲了。
D. 公民要有了解信息的平台和交流观点的平台，以防被信息误导和观点交流的堵塞。
公民要有效地参与民主过程，除了需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也需要有充分的信息来帮助其认清问题的根源。没有充分的信息或者在错误信息中，公民无法正确地参与民主过程。因此，民主过程要求信息公开，媒体透明并独立于势力之外。而且民主社会应该有交流的平台使得言论自由的优势充分发挥。
E. 公民能理性容忍民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与偏差，并尊重结果。
尽管民主的最低要求是纠正错误的机制，但民主的运作不可能不产生错误。因此，它要求公民既要积极参与，也要能尊重即使是错误的结果。不能因此而破坏民主的运作程序，因为它是纠正错误，避免更多错误的生命线。
F. 公民不仅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在社会意识里也应该是平等的。
民主的运作取决于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不能只停留的法律条文上。人与人的平等应当根植于社会意识里。在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或世界里，民主的运作是很难达到公正的。
G. 民主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不应该有一个超强势力集团存在。
民主理念的运作需要社会结构的多元。政府只是多元结构中的一个部分。除了政府，政党、组织，企业和社团都是其中的部分。如果存在超强势力集团凌驾多元之上，民主的合理运作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走到相反的方向。
H. 民主运作不应该追求单一模式，而应该强调民族与国家的特点。
每个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文化渊源和特点，因此他们的民主运作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所以，民主的世界潮流应当尊重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模式。更不能以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民族。以暴力来推销民主，无论怎么粉饰，其实质是反民主的。
1.Augustine, City of God,New York:Image Books,1958,页464。
2.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上卷，1993，页386。
3.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4,页xiii。
4.C.S.Lewis：Present Concerns，见罗秉祥：《认识应用教义学》，校园书房出版社，1991，页85。
佛教注重实证？
那么按照佛教的因果理论，宣化上人推荐的果卿居士的文章《妙法老和尚：南京大屠杀的因果》，把南京大屠杀的责任推到了南京人的头上，说是南京人吃鱼的报应；
佛经里也说过，释迦摩尼国破家亡，全族死光，是释迦族杀鱼的报应；
那么印度的僧人被伊斯兰教的屠杀，那是印度佛教徒干过什么坏事呢？
同样讲究因果和轮回的印度教，让印度地层的民众不敢反抗，不敢质疑。因为心里动了不敬的念头，就是造恶业，不但要下地狱，甚至会被调低种姓，失去工作和家园，财产甚至生命。
印度教和佛教做了这么多坏事，他们应到受到报应。
笔者没有兴趣与你辩论，尽管你试图将自己描述成懂佛教的人。你说的越多，恰恰反映了无知。因为你不知道佛教所有都基于实证之上。不修行的人是不会明白佛教经典里讲什么，或者法师讲什么。学科学，要实验；了解佛教要修行。
佛教史上的伪造──佛经写成史的伪造
陈义宪
相信读过佛教史的人都知道，在佛教的历史中，自释迦牟尼涅槃，到公元前后大略有四次的结集，这四次的结集，按照佛教史都说前面的三次结集，都是当场由主讲人，把所知道的佛所说经诵出，再由当时参加的人加以质疑提出讨论纠正，就结束了。直到第四次的结集时，才笔之于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佛经，这是包括经藏和律藏。
从一般现有的佛书上，所看到的都是这样说，给人的感受是：这些说法都是真实的，都是正史，因为不管是大作家或小作家都这么说；甚至连大法师、小法师也都这么说，而且也都说得差不多，因此让许多没有读过佛经的人，不得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以为他们的这种说法就是佛教的正史。当笔者在研究佛书时，竟然发现所有的佛教史都这么说。他们的说法竟然都是在为佛教伪造历史！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上上下下的作者都是你说我抄，大小法师这么抄，居士们也这么抄，甚至连教授和佛学大师也这么说，就这样的，你说我说，竟然就把佛经的史实改变了，让大家都深信这种说法是真的。为使有心的读者可以继续研究，笔者从书架上找到了二十个有关早期佛经结集的记载，胪列于后。（注一）
以下的这段话，是笔者是从圣严法师的《印度佛教史》抄下来的，笔者会在此提出，那是因为圣严法师在所著的书中强调自己闭关六年，而且曾把《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卍字大藏》经都看过了，而且他也强调《四阿含经》很重要，是佛学的基础；所以他当年是一面看，一面记的。结果，他竟然把记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历史记漏了，却把一些早期的法师所伪造的正史，抄进了自己的大作中；他这样一抄，就让很多没有阅过佛经的小作家们，也以为圣严法师所说的是正史，也就你抄我抄了！不可否认的，圣严法师的说法，不是始作俑者，但因为他在佛教界太出名了，也是很会批评基督信仰的法师，因此。笔者就以他的书为例，引出来讨论，然后，再把佛经中的正史详记于后，使一些有心想书写佛教史的人能小心！以下是笔者从圣严法师所著的《印度佛教史》P.66-67.法鼓文化1999,所抄出：
「结集有等诵或会诵之义，即是于众中推出精于法及律者，循着上座比丘迦叶的发问，而诵出各自曾经闻佛说过的经律，再由大家审定。文句既定，次第编辑，便成为最早定本的圣典。
因于佛初入灭，即有愚痴比丘感到快慰地说：『彼长老──佛常言：应行是，应不行是：应学是，应不学是。我等于今，始脱此苦，任意所为，无复拘碍。』
当迦叶尊者听到这种论调之后，因而决心立即召开结集佛陀遗教的大会。因此，当迦叶办完了佛陀的涅槃事谊，许多国王正在争着迎取佛陀的舍利之时，他便采取更有意义的行动。
据锡兰的《大史》第三章所传，迦叶尊者自佛涅槃地赶至王舍城，由于阿闍世王的外护，即在毗婆罗山侧的七叶窟前，建筑精舍，集合五百位大比丘，作为佛灭后第一次的雨安居处，在此安居期间，自第二个月开始，一连七个月（北传谓三个月）从事结集的工作，首由优波离诵出律藏，次由阿难诵出法藏，此即称为『五百集法毗尼』，或称『王舍城结集』又名第一结集。」
不可否认的，圣严法师在写此文时，也曾引说：「据锡兰的《大史》第三章所传」，显出他的写出是有根有据，但问题是他自诩曾详细的读过两套大藏经，而这两套《大藏经》却都明记着另一故事，也是同一时候所发生的事，而且也都是在讲述第一次的结集，但参加的人数却不一样，而且更戏剧化，有可能因为阿难在这一次的事件中驳斥了释迦牟尼的话，使得后代的法师们，不得不放弃这段史实；也有可能后代的法师为要容让一些虚假的佛经，使佛经看起来更浩瀚，或是有其他的原因，所以法师就改造历史。
圣严法师曾表明他是读过两套佛经的人，而且一面看，一面记写，像这么重要的事件，一是出于佛经明记，一是出于钖兰的《大史》第三章所传，在面对两种不同的记录，他竟舍弃佛经，而取钖兰《大史》第三章所传，就让人感到不解，显出圣严法师对佛经的信任度不够。一个拥有法师头衔，有责任对佛法拥护的人，竟然会丢弃佛经的记载，而取旁说代替，就让人感到错愕了！笔者很不解，为何圣严法师明知在佛经中有第一次结集的记载，却要丢弃它，反而去相信这些旁说（历史上的传说）。笔者很想知道圣严法师对此的解释，并想知道为什么法师可以丢弃佛经？若可以，则佛法僧还是三宝吗？
为使读者明白佛经中的结集，笔者把它引出于下，相信读者可以从佛经的记载中看到很戏剧化的演出，可以看到大迦叶对阿难的责难，更可以看到阿难不只反驳了大迦叶的责难，也指出了释迦牟尼做错了事，他指出，如果他请释迦牟尼多留一大劫，这样弥勒又怎能下生而成佛？从阿难的反驳，显出阿难的超越，从佛理的认知，他不只超越了大迦叶，也超越了释迦牟尼。或许就因为这缘故，使后代的法师舍弃这段信史；也有可能早期的法师们故意舍弃这记录，使佛书上所说的四次结集可以代替第一次的结集，使一些后期的「佛学五种人说」（注二），可以堂堂正正的被纳入佛经中。
以下是佛经中的最初结集，从这段佛经中可以明显的看到，真正的佛经只有四阿含，而且在初期就笔之于书。显出后代的说法都是伪作！
「大迦叶、阿那律、迦旃共议。阿难随佛最久，于佛最亲，佛所教化，施为弘摸。阿难贯心无微不照。可受阿难法律，委典载之竹帛。比丘僧议：『阿难白衣，恐有贪心，隐藏妙语，不肯尽宣。』比丘僧曰：『当诡取之，设一高处诸圣上会，以比丘僧，以慈诘问三上下。因问经要，可得诚实。』鸠夷国王，立佛宗庙，精房禅室，凡有三千，诸比丘处其中。诵经坐禅，王谴大臣名摩南，将兵三千，宿卫佛庙。大迦叶和阿那律，共报比丘僧：『佛经结律，名四阿含，阿难从佛，独为亲密，佛以众生淫佚无度，作一阿含；凶怒悖逆，作一阿含；愚冥远正，作一阿含；不孝二亲，远贤不宗受佛恩，不惟上报，作一阿含』。沙门众曰：『唯阿难知夫四阿含，当由阿难出。』大迦叶曰：『阿难白衣，恐有贪意，不尽出经。』众比丘曰：『可以前事结责阿难，当上阿难着于高床，诸贤者众目下问经。』
佥曰：『善哉！诚合大宜直事沙门。』即会圣众，逐阿难出，圣众皆坐，复命阿难令疾进。进为圣众稽首作礼。得应真者，皆坐如旧。未得者皆起，直事沙门，令之升坐中央高座。阿难辞曰：『非吾座也。』圣众佥曰：『以佛经故尊尔于彼，从受佛之上法。』阿难乃坐。贤众问之------大迦叶贤圣众选罗汉四十人，从阿难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疋素，写经未竟。佛宗庙中，自然生出四名树，一树字迦栴，一树宇迦比延，一树字阿货，一树字尼拘类。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写四阿含，自然生四神妙之树，四阿含佛之道树也。』因相约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净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优婆塞戒有五，优婆夷戒有十。写经竟，诸比丘僧各行经戒，转相教化千岁。」（注三）
像以下的说法虽类似，但却更精彩。阿难二下三上高座。也明说为何会分别写四阿含之原因。以下是佛经的说法：
「至九十日，大迦叶、阿那律、众比丘，会共议，佛十二部经，有四阿含，独阿难侍佛久，佛之所说，阿难志讽当从书受，恐其未得道，尚有贪心。欲持旧事诘责阿难，与设高座，三上三下，如是者，可得诚实。皆言大善！众会座定，直事比丘，逐阿难出，须臾又请。阿难入礼众僧。未得道者。皆为之起。直事比丘，处着中央高座。于是让言，此非阿难座。众比丘言：『用佛经故，汝处高座，欲有所问。』阿难就座。众僧问：汝有大过，宁自知不？昔者佛言：阎浮提乐，汝不对？直事比丘阿难下。即下对言：『佛为不得自在，当须我言耶。』众僧默然。直事比丘又令阿难上，众复问曰：
『佛为汝说：得四禅足者，可止一劫有余，汝何以嘿？』阿难下言：『佛说弥勒，当下作佛，始入法者，应从彼成。设自留者如弥勒何？』又嘿煞。阿难心怖，众比丘言：『贤者当如法意具说佛经。』对曰：『唯然！』如是三上。阿难最后上言：『闻如是：一时。』座中未得道者，皆垂泣言：『佛适说经。今何以疾？』大迦叶即选众中四十应真，从阿难受得四阿含：一中阿含，二长阿含，三僧一阿含，四杂阿含，此四文者，一为贪淫作。二为喜怒作，三为愚痴作，四为不孝作，不师作。四阿含文各六十疋素。众比丘言：『用写四分别书佛十二部经。戒律法具，其在千岁中，持佛经戒者，后皆会生弥勒佛所。当从彼解度生死履。」（注四）
从以上的两个记录中可以看到，最初的佛经应只有《四阿含经》而已。也就是现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册及第二册。笔者很好奇的想知道，佛教单单在台湾就有超过一万名的法师；在大陆应有更多法师；若再加上香港，也应有很多。这些法师都自命是佛法的维护者，也是佛法的传扬者。为什么在面对佛教这么重大的事件，他们竟然个个都变成了不敢开口讲实话的人？
笔者在本文所记，只是把自己在佛经所看到的事实提出来，就教于佛教的大小法师们，期待你们能告诉大众真相，让大家知道你们为何要丢弃这段明写在佛经中的信史。若连这种事都可做，那还有什么事不能伪造呢？
注一：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佛学入门手册》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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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大正廿五P.55。
注三：《大正大藏经》第一册P.175.上中下《佛般泥洹经》卷下。
注四：《大正大《大般涅槃经藏经》第一册P190下-191上》卷上。）
佛教的历史和经典充满了意淫和欺骗，这个你不会不承认吧？
释迦摩尼国破家亡，全族死光，是实事求是吧？
印度的佛教被伊斯兰消灭，按照佛教理论是印度的佛教徒造了什么恶业？
梁武帝信佛和李煜都信佛至诚，从而亡国，是事实吧？
喇嘛教里用圣洁的处女的皮做人皮鼓，腿骨号是事实吧？
……
太多了。
印度教和佛教的洗脑功夫非常高，让人的大脑自动屏蔽掉理性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菩提达摩，《高僧传》并没有记载他会武功，只说他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少林武功传自达摩，本来就是中国佛教的谎言。那么少林武功是哪来的呢？
达摩授武功只是个美丽传说,历史中的现实没那么传奇
过去大寺院都有田产,租出去的耕地收不了租常困犹着只会念经的出家人,人家一不讲理要动粗,他们就没办法了,甚至田产也被侵占,少林寺也不例外.所以,寺院开始组织武僧自卫.
少林地处中原,历来都是争霸之地.争霸战中胜出一方的武将当然升官发财去了,战败了的－方武将出路通常有投降,自杀还有出家当和尚这三个选择;少林是近水楼台,接收这些败军之将(战败不等于武艺不精)的机会远比其他寺庙高很多.少林武僧的实力也因这些职业军人加入而增强,尤其他们引入的训练方法再经历代不断完善,逐渐演变成－种传统.
学过武术的网友可能都观察到,各大门派利害的招式很多,但主要是打垮对方又不惹官司那种(致命招式能不教都不教).少林功夫不一样,招式以拚命的为主.例如少林拳的招牌招式,狸猫上树,拳打脸门腿蹬胯下同时到位;二郎担山赶日明,低身穿步肩扛对方胯部,腰再挺起时对方已凌空摔出去.倒踢紫金冠....
以前少林功夫流出方面管得严,拚命招式多,是原因之－.一个体格正常悟性稍高的人经他们糸统化地训练三年,赤手空拳也可以是一件杀人武器.反过来看,少林武功与军阵杀伐手段的关糸也就不再模糊了.
据高僧传记载和有关的历史书籍，没有达摩会武功的记录
而《易筋经》则明显是属于道家的经络和养生方法。可能是有武术家改投少林门下，而带入了佛门。
佛教和印度教的经络体系和中国道家与医家的经络体系完全不同，差异非常大。
据七郎提供的资料，这些落败的武将不方便留名于世，于是就拖达摩的名来写书。于是就把达摩神话了。
这么做还有一个类似于仿冒商标的作用。就如中医的古籍。为了能够有比较好的市场销路，或者在学术界能够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古人永远伟大正确的文化中，这么做是不奇怪的。
达摩是中国的禅宗祖师。少林寺是中国的禅宗祖庭，在宗教界地位很高。而能够兼收并蓄，也是少林寺能够在佛教界傲视世界的原因。少林寺的三教合一文化传统在佛教界很有非议，但是却带来了少林寺的鼎盛于辉煌。
诚信也包括实事求是，不懂不要装懂。根据道听途说的东西来下结论是最容易的，也符合自己的偏执和仇恨心态。那对人生道路没有意义，不会使你学到知识。在否定佛教前，先想想自己知道多少。
为什么反对佛教？
佛教对国防的破坏作用巨大：有佛陀亡国，梁武帝，李煜等先例，印度佛教的灭亡；
佛教对科学的破话作用巨大：自闭，自我陶醉。《法华经 普门品》、《大悲心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的刀枪不入，神通、特异功能吹牛；
佛教对法制的破坏：万法皆空；
佛教的独裁的思想：佛圆满智慧、道德，不需要监督；
佛教的行贿文化：烧香、磕头、上供、福田文化；
等等。
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一下这篇文章：
《亲身实录：关于印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489586.html
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的内容，印度教的种姓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给予合理化。为什么提倡行善积德，修身养性，慈悲为怀的印度教和佛教，会像印度那样，对人如此恶毒？为什么喇嘛教会把旧西藏搞得像人间地狱？
按照佛教的理论：
共产党是上辈子积累了功德的，所以才有如此福报；观音菩萨——达赖喇嘛他们流亡，是因为造了恶业的报应；他们对共产党不敬，谤共产党，所以将会堕入无间地狱；他们想积功累德，甚至通过高尚的自焚供佛的伟大行动来消除恶业，也难以奏效；等等。
最后，让我来引用两大活佛的著作来看看佛教理论的双重标准是如何把做恶说成是行善的。佛教就是双重标准的集大成者。括号里的是我加上去的。你可以认为是达赖喇嘛应该如何对共产党保持信心。
忠诚之路
不要找上师（共产党）的错！！！
觉智（Buddhajnanapada）由于信心不够，所以才会把文殊师利菩萨看成是一位结婚生子的和尚，因而阻碍了他获得最高的成就。同样地，你的心理态度，也会使你看到上师（共产党）的过错。一位成就如佛的上师（共产党）怎么可能会有过错呢？不管他做什么，就让他做吧！即使你看到上师（共产党）与别人有男女的性关系或说谎之类的事，也要冷静地观想：“这些都是上师（共产党）在训练弟子时所运用的无上方便法门。透过这些法门，他让许多众生获得精神上的成熟和解脱。比起持净戒，这些方便法门要殊胜千百倍！这不是欺瞒或伪善，而是最高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当他呵责你的时候，你要想：“他正在摧毁我的恶业！”当他打你的时候，你要想：“他正赶走阻碍我精神进步的魔鬼！”
最重要的，你要想一想上师（共产党）是如父爱子般的爱你。他的友谊永远是真诚的。他是很仁慈的。如果他对你似乎是不高兴或不关心，你要想这是消除你残余业障的惩罚。你要以各种可能的方法服事上师（共产党）以取悦他。
归结一句话，不要找上师（共产党）的错。
节选自《接受上师（共产党）加持的重要性》姜贡康著仁波切 塔汤仁波切 著
你在“上帝和信仰在法制社会中的作用”里说法恰恰违背了精神的本质。
的确，在上帝名义前，人类说谎话的几率减少，但能减少多少？这是第一。
第二，为什么能减少谎话，那是基于对上帝畏惧。精神的道路从来不可能建立在恐吓之上。相反，它建立在自觉之上，建立在包容之上。
第三，人可以骗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能觉察谎言的正是人的心。说谎话的人自己很清楚，也会受折磨。这就是为什么中华道德强调做人做事求心安。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心学。而佛教是心学的集大成者。每一文明有自己的方式。厚此薄彼没有意义。
看来你们从否定中华文明中没讲出道理，现在将矛头指向佛教。觉得这样的争论渐渐地脱离了探讨的本源。笔者只从原则上来回答你们。
先想想什么是精神。精神是通向自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唯一可依赖的是包容。而不是排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否定一个事物的前提一定是对这个事物的深入了解。对一个自己不懂的事物的轻率否定，不是自大，就是浮躁。从你们的语言和论述，笔者就知道你们对佛教一无所知。怎么，连最起码的科学精神都没有了。也好，笔者曾写了一系列的“科学与佛教的文章”。这里附上一文。但是，你们大概没这兴趣吧。
科学与佛教 — 1 2011-09-18 17:38:53
多年前，笔者参访美国东部佛教道场时看了一本讨论科学与佛教的书。书中提到爱因斯坦曾说过，“五百年后的科学是佛教”。笔者没有考证爱因斯坦是否说过这句话。实际上，考证的意义并不大。关键在于这句话是否有道理。笔者认为这句话有些道理，尽管表述过于笼统。作为有信仰的科学工作者，笔者关注于科学与宗教，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随着对宗教认识及修行经验的积累，一些模糊的问题开始清晰起来。笔者将这些初步想法写成一个系列，供大家参考。
科学与佛教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科学与佛教的对象。科学与佛教都是以自然存在为研究对象。科学是哲学的延伸，并衍生出许多分支。由于西方文明引领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侧重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佛教的研究对象包含物质，但也包含“心”，并认为“心”与物是一致的。佛教更侧重于与“心”有关的终极真理，并包含哲学与科学。科学与佛教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不像其他宗教，佛教完全建立实践的基础上。它的口号是“ Come and see ”， 而不是“ Come and believe ”。事实上，其他宗教在早期也强调实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学与宗教的认识论。科学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分析与理解的基础上；并强调真理的检验标准是实践。科学的观察最初是从人的正常觉知开始。观察者的五官（眼，耳，鼻，舌，身）觉知外界事物，或者观察者用仪器来外界事物的信息。然后对外界事物的信息进行意识分别，分别的结果得出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使得产生概念以描述事物。概念的确立，最终导致了逻辑思维。科学的认识论完全建立在二元分别的基础上，并用语言作为载体来还原自然的系统结构。这种认识论是排除人的主观因素，完全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被观察的体系不包括观察者本身。它较多地呈现局部性。
佛教的认识论则不同于科学的认识论。佛教也强调实践检验真理；及实践需要观察。可是佛教观察方法是不完全一样的。虽然佛教有时也应用科学的认识方法，但它更强调观察的深层次。所以佛教的观察更依赖于超常的觉知。并通过超常觉知的观察来穿透事物的表像，而达其实相。因此，佛教的实践包含许多超常觉知的建立与运用。这种超常觉知在本质上是一系列不间断的当下觉知， 而没有意识分别。作者将在其他章节系统讨论超常觉知。由于超常觉知是生命的属性，佛教的认识论带有主观的特征。通过佛教认识论得到的真理是否客观性，取决于观察者的心态。在佛教认识论中，被观察的体系与观察者本身是不可分的。它较多地呈现整体性。
科学的方法论是建立在逻辑思维上。它借助于语言概念来 Make sense 。于是这样的思维引出了逻辑学上四种方法；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具 体 。通过推理找出因果关系并发现类属关系， 从而寻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并将规律的关系转换成量化的数学形式从而上升为理论。并用理论去预测事件。通过科学的方法论，人们可以理解世界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通过理性而解答出来的 sense 。这样的方法论主要是人的线性思维。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可以进行数值或简单逻辑的非线性分析。
佛教的方法论是不建立在逻辑思维上，而建立在禅定止观方法上。禅修是帮助人确立超常觉知的唯一途径。在整个禅修过程中，观察者要完全摒弃逻辑思维的习性。因为，正是这种逻辑思维使得人脱离了当下觉知。而当下觉知是建立超常觉知的基础。维持这种不间断的当下觉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对资质好的人，也需要很多年连续不间的努力。而且，超常觉知的建立仅仅是开始。在这些努力的过程中，具有超常觉知的人之间可以通过“心”来传递信息。然而，对不具有超常觉知的人 , 这样“心”的交流就非常困难。因此佛陀也用逻辑的方法将禅修的经验传给弟子，并告诫他们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在佛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上，人对存在的观察是“知道”，而不是理解。中文在这点上比其他语言有更准确的表达，“知道”就是知“道”。
通过对科学与佛教的对象，认识论及方法论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深入地讨论“五百年后的科学是佛教”有没有道理。显然，这句话是否有道理取决于两个因素。 1. 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否存在桎梏，从而使得科学认识无法深入。 2. 佛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否能得到某些“存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无法得到的。作者在前面提到，会专门讨论超常觉知。这第二个因素属于超常觉知的范畴。由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仅探讨第一个因素。
作者认为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存在两个桎梏，使得自身仅适用于部分自然现象而不是所有自然现象。第一个桎梏是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于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它将任何主观意识排除在系统之外。第二个桎梏是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于二元论（ Duality ），它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二元论的局限性。正因为这两个桎梏使得现代物理学在宏观与微观领域产生困惑。由于科学专业与 量子力学紧密相关， 作者就以微观领域来探讨这二个桎梏。现代 量子力学的 困惑之一 ，即 量子的不确定性。它与人感知的确定世界相矛盾。 薛定谔将这不 确定性放大成为非 逻辑的猫论。也就是说存在“不死不活”猫 或者“又死又活”猫。 玻尔更进一步将这 不 确定性归结为 自然界 “ 不可知 ” 的内禀属性，他认为“ 假如一个人不为量子论感到困惑，那他就是没有明白量子论 ”。究竟是 微观世界具有 不可知性还是 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存在局限性。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薛定谔 猫论 的作用在于将 科学问题转换成逻辑问题，而这个逻辑问题直接指向二元论的局限性。自然或者“道”并不按照二元的定义而运作。相反，终极真理始终按照非二元（ Non-duality ）的方式存在。正因为如此，佛教的经典里有很多“不二”的论述。像“空有不二”，“心物不二”，“动静不二”等等。比如，心和物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不可分离。无论强调那一面，都会有局限性。由此，以二元论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无法完整地描述“存在” 的真理性。现代 量子力学的 困惑之二 ，即 “ 量子纠缠 ” （ quantum entanglement ）带来的意识问题。 在量子力学中，共源的两个粒子之间存在某种纠缠关系，不管被分开多远，它们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对一个粒子扰动，另一个粒子（不管相距多远）立即就知道了 。 量子纠 缠在 试验室被证 实，从根本上冲击着 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人们对被研究的“子系统”是否真的与外界无关产生疑问。更进一步，被观察的体系是否与观察者的意识无关呢？这些问题已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了。难道，科学无法独立于宗教之外吗？科学要想发展，就不得不面对它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桎梏了。
近两个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被西方文明所推动。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从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内涵。然而，在东方大地上，文明以另一种行式展开。它与西方文明有本质上的不同，并更强调整体性。很显然，佛教及东方文明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将在五百年后的科学占有重要位置。
佛教这种从头到尾彻头彻底宣扬神秘主义的唯心“修练”“修行”学说完全与科学的理性实证主义相背道而驰，成为反科学理性、科学实证主义的大祸害、大根源与社会文明进步巨的大阻力！
佛教正是束缚国人拼搏精神与个性的枷锁，佛教懦弱了国人的探索精神与尚武精神。给外国的形像是不大爱反抗听官的话即使错了也照办不说一个字，而对平民则打压厉害,没有那种个性张扬的自我个性，甚至有种逆来顺受麻木的忍的思想。
观摩所有宗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现象是什么呢？每一种宗教都会创造一个伟大的文明出来，惟独佛教没有，惟独佛教灭亡了无数的国家，佛教也败坏了无数人的灵魂。
印度教来源于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它创造了印度文明，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它创造了伟大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伊斯兰教来源于基督教、袄教，它创造了伟大的伊斯兰文明，惟独佛教，来源于印度教，却什么也没创造出来。
佛教自从创立以来就好象瘟疫一样，流淌到那里就祸害到那里，这和佛教本身教义有很大关系，试问，一个主张认命，不反抗的教条能做到什么呢？无非是培养一群温顺的狗而已，可就是这些温顺的狗，也得不到人的怜悯，最后，被印度教欺压的活不下去的秃驴们归依了伊斯兰教，真正的让印度的佛教彻底完蛋。
佛教是一个完全没有进取精神的宗教，是一个唯心到了什么都能看成没有的宗教，它主张无欲无望，主张退避躲闪，主张一切等待轮回，这样的宗教如何能让国家发展呢？正因为有了佛教本身的懦弱，所以，才有了主张佛教的国家的迅速衰败，前如吐蕃，后如蒙元。
佛教从开始以来，在佛教创始者死后六七百年后,佛教徒才将他的教义写在书上成为佛经,且一直扮演的是一个抄袭者的角色，自己本身没什么经典，边把印度教经文篡改一下做了佛经，其实，根本就是一大骗子，大家如果有空去印度看看，就知道佛教里的这个菩萨哪个佛陀是多么的虚偽，明明是印度教的神，它居然能编个谎话说归依了佛教，其实，这也是一种小人的心态，迷惑无辜群众。就是后来有了那么些典籍，也大多是密宗的，
所谓密宗，就是佛教到了后来在印度混不下去了，于是赶紧的和印度教夹杂在一起，弄出来的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你看里面的造像，各各兇神恶煞的，不是七条胳膊就是八条腿，好不吓人，其实，这不是佛教标准的要求，完全是抄袭印度教的结果。
从西汉以来，佛教东传，到了中土，谁也没当它是回事，为什么？因为它的理论，完全不是人能接受的，儒家的忠孝仁义，可从来没让自己断子绝孙，换谁也不想做这种既绝后又不孝的事情。所以，被主流排斥在外，在当时是一种邪教。
到了三国以后，佛教还是不入流，偶尔又几个相信的，可惜，又是清谈误国的东西，相信的人都是穷苦人，为了逃避劳役，于是都进了庙里做了秃驴，但是，咱们的皇帝好啊，一下就发现了佛教害人，所以，三武一帝好好的灭了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国家才有所恢复元气。
唐代因为姓李，所以，自认为是道教老子的后人，所以，唐代的国教是道教，佛教出的些什么东西，我也不多说了，玄奘真可惜入错了行，怎么就入了一个害人害己的邪教呢。
到了元，可怜的蒙古铁骑被喇嘛们冷风一吹，纷纷的落下马来，顷刻间，一个欧亚的大帝国就这么烟消云散了，为什么，佛教这垃圾。
现代的佛教我就不想多说了，自己去法鼓山，佛光山，四大名山看看，里面念经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就这些东西才佛教，真的，比这些东西好点都不会选佛教的。
佛教的最大弊病就是没有一点积极的人生意义。南京大屠杀中，和尚在日军的淫威下逼奸妇女；而法国的修女则是出面严厉指责德军暴行，救助同胞。
对了，忘记说，大乘佛教是佛教的邪教,所谓的大乘佛教其实本来就是胡编乱造的，泰国日本斥大乘佛教为邪教,真正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注重来生的，大乘可是偶像崇拜，你一跪下去，就脱离了所谓的佛这种垃圾了。佛教这种垃圾居然还有很多人相信，一种完全和生活，组织脱离的宗教，一种进入台湾又变得民间宗教，更不相信信了什么就刀枪不入了。
还有某些人，习惯讨论生死，这很高明，因为不会有死人从地里爬起来告诉你死了还能再死，所以，谁都不知道的自然就能胡说八道，这样的东西你能说，我也能说，完全不能作为论据来证明，如果你想证明的话，不妨先下个地狱给我看看。
关于因果报应，迴圈不爽的道理，恕在上不明白了，佛徒怎么就能和万有引力联繫在一起呢？？？按这么说，佛教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能民展出近现代科学?不用把虚幻的东西硬往科学上套，弄的画虎不成反类犬，按这么说，含糊的几句话也能让你们理解的很高深，包含了一切，只有佛教才能这样吧，因为佛教特别没有概念，和本身印度人没有概念也很有关系，佛徒好好念念空空色色才是真理。
说法越玄越装高深,语言越含糊越离奇越有人信,更有人祟拜，佛教哲学全是垃圾，当代社会宋七力居然都有人信就是个例子
佛徒有思想有力气看进化论，应该感谢祖先吃开了肉，所以才能变成人而不是还是马羊。对于某些人举例的佛法显灵的事情，我真为你们脸红，都什么年代了，你们也好意思出来招摇撞骗？？？为什么瞧不起佛教，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佛教很能辩论,佛教辩论和哲学完全是狡辩逻辑，本来佛五戒不杀生戒是任何生命都不可杀包括虫子，但自从佛教徒拉屎拉出虫子之后，就改口说，是动物……但佛祖也吃肉….于是……
偷换定义是佛教徒的本事，所以不用和佛教徒辩论了，是没有结果又浪费时间的，下文就是一个例子
一出家人拜见佛祖:您已经四大皆空,应该没有烦恼了吧.
佛祖:我仍有烦恼
出家人:却是为何?
佛祖:因你尚未得度
出家人若有所思道:倘若我已得度呢?
佛祖:仍有烦恼
出家人大奇:愿闻其详
佛祖:尚未度尽这尘世之中的芸芸众生。
出家人又问:若这世人之中有一人不能得度,您岂不是要永无休止的烦恼下去?
佛祖摇了摇头:不会.
出家人挠了挠头,大惑:我真的不能理解.请您详解.
佛祖大笑:皆因我性空之内的众生已经得度
看完这个故事,我只有一个感觉,这个佛祖还真不是一般的会诡辩.
有看明白的人没?
释迦以自创之佛教，打垮了所罗门教，他信佛吗，他不信佛，他信他自己，他只相信他自己，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佛。总有蠢人说什么独夫民贼，蠢人们不知道，他们所供奉的的释迦佛正是独夫之首，众贼之王。不附合社会发展的伪文化，最终的归宿必然是死亡，在印度，印度教最终击溃佛教，释加成了丧家之犬，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佛教却一枝独秀兴盛一千多年而不衰落，这是家贼外鬼联合作祟的结果，你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在中国和日本，还是在南韩和泰国，在那金光闪闪的活佛们的身后左右，总隐隐约约的出现儒和道的身影，总有儒和道这两个被佛教的活佛金钱权贵洗空大脑的家奴牛鬼蛇神权威与灭佛人生死相搏，总有那被金钱奴化且戴有所谓道德项圈的读书人去镇压自强上进要求合理的人们。
佛教能在中国长盛不衰，因为它在一翻潜心经营之后已然成功附体于我中国文化中国精神，成功附体于中国的封建皇帝，中国的封建皇帝需要这尊神，需要这尊神用独有的麻醉手段把所有人麻醉成唯命是从的奴隶，需要量这尊神的空空天命因果轮回来装裱自己，需要这尊神的那一张法力无边无所不能无所不有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之金皮，来糊裱自己成一个能对所人予取予夺至尊无上的道和法的代表，这是中国本土有民主蕴含的儒和道所不能给予的。
老奴老朽不是谦虚之词，它入木三分的形象的刻画出儒和道的真实境地，丧失自强不息不能超越孔子老子的儒道日朽月腐，而入土中原的佛教却能在新的土壤中自强不息，用麻醉打劫失落的儒道精英，把麻醉之理越做越大最终成一淹没中国的佛经翰海，佛教，这印度的奴隶文化，成了主宰中国一切的‘中国精神’，小小日本队能在短时间内马踏中国，这是因为旧中国没有人民，有的只是麻木不仁的唯强者是从的奴仆奴隶，佛教以空空善言，以空空天命夺了中国人的自强不息之天害了中国人的厚德载物之母，害中国成一奴隶之邦，害中国人成没有灵魂精神的奴仆奴隶，佛教，以空空伪善行祸害中国之大孽。
信佛的人不是恶人，也不是什么善人，是十足的愚民和蠢人，是官僚权贵是学术权威们的奴隶，行贿的多信佛，赶潮流的人多崇拜。旧中国是一个半奴隶半封建中国，旧中国的西藏是十足的奴隶社会，这都是佛教的祸害啊，佛教的奴隶主义是中国最大之祸害。旧中国多奴隶，旧中国的读书人多犬类[包括今天那些复古西化的蠢人]，这些人咆哮自强，为活佛权贵们服务，以新中国新文化为敌，他们脖子上所戴的理教的道德项圈，注定他们要做一条狗，为握有系在项圈上的绳子[权力]的活佛效犬马之劳，他们咆哮毛主席，提倡佛教的奴隶主义，他们复古西化，是要我中国人放弃自强开拓创新，做美国人所谓知识产权的奴隶。佛教的奴隶主义不打倒，这些人只会做咆哮自强的哮天犬而不会做人，同时在这些犬类的‘威慑’影响下，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强做了孝敬活佛的奴隶。
理论是唯心的，实践是唯物的，唯心的理论必将归于唯物的实践以检验是否正确。佛教唯心理论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唯物实践检验的结果是令人心痛的，近两千年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足以证明，佛教是害人的。劳动才是快乐之本，佛教却以语言打劫为功德，变态啊。任何害人的邪恶的最终是逃不脱其灭亡之境地的，佛教也不例外。
善人们拜佛，恶人们也拜佛，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大街上的地痞流氓的颈子上多挂有那么个玩艺，他们对做恶本没有什么信心，是佛爷的保佑[活佛官僚的保护]让混蛋们信心倍增让混蛋们力量百增，让混蛋们有持无恐。咱老百姓在那些吃夜草吃人肉喝人血的善人的带动下，出血汗出义工，怀着几分得好报的虔诚，怀着几分下辈子做人上人不做牛和马的向往盖一座庙立一泥胎，希望那玩艺能助咱出苦海。泥胎是死的，和尚是活的，和尚感才是庙里说话算话的主，和尚要吃饭需要大施主，恶人做恶心不得安需要花钱买心安，佛教让懒惰的和尚和作恶的恶人各得所好，恶人们有钱给和尚们吃饭享受，和尚们有嘴为恶人们说话超渡，于是和尚成了仙人，恶人成了善人，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联合坑害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
有男人有女人才是一个家庭，有创造有奉献才是真正的文化，佛教没有创造，更谈不上有奉献，它所谓的爱恰恰是吃人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人类文化的共性，，佛教泯灭自强创造，是扼杀中国科学事业的黑手，佛教没有厚德奉献，是中国人贪利忘义的榜样。
烧香的是行贿者，受香的是受贿者，烧香的手中有钱，受香的手中有法，烧香受香是行贿受贿的演练是权钱交易的演练，佛教，世界上最大的行贿受贿集团。受香的活佛官僚能言出是法，烧香的奸商烧钱通融求个方便之门，烧以烟酒，研究研究再说，烧以金钱美女，给你个财源滚滚。佛爷金口，句句是法，皇帝金口言出令行，官字两张口，咋说咋有理。官即佛，佛即官，大官大佛，小官小佛，官是世界上最大的贼，佛是世界上最大的贼。多么浅显的道理，中国人就是揣着明白当糊涂，因为中国人多有做官之心，中国人多有做贼之意。中国人在精神上拜佛，在生活中拜官拜权，所以我说，佛教不灭，那些活佛官僚权威牛鬼蛇神将永远的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佛教不灭，人人平等的新文化不立，佛教不灭，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新理念不立。毛主席说：不破不立。
活佛们多讲救世法，贪官们多念廉政经，于丹南怀谨季羡林之流的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类脏神多把一个‘爱’字挂在嘴边。他们放狗屁不做人事。我不能光用耳朵听他们放屁了，我们要用眼睛看，看他们怎么行怎么做。我的眼睛告诉我，如果你活的不奈烦了，就请达赖李洪治掏你心挖你肺变你为活鬼，我的眼睛告诉我，官僚们就是希望你多做违法事，，你违法越大，对他们的孝敬自然就越多，罚款的收入也越多，我的眼睛告诉我，过去多见警民一家亲同心向四化。今日多见警匪一家人刀枪不长眼。贪官说廉政，活佛说普救，他们贼喊捉贼，他们是祸害的根源，佛教是祸害的根源。
佛教在今日中国重新兴起，这是今日中国的新权贵新官僚新权威需要这尊神，需要释迦的阴魂实现自己之金口玉言，需要这尊麻醉之神把中国人民重新麻醉成中国奴隶好任他们做威做福，需要量这尊神来证明他们吃人是有天命的。佛教，中国独裁者的灵魂，佛教不灭，中国没有民主可谈。
进取开拓是人的天性，奉献与爱心也是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进取道奉献德，进取奉献是人类之共性，百家争鸣是人类个体之个性，没有共性则没有方向，没有个性则没有精彩，佛教，把中国人引入一个没有人类共性也没有个性的迷魂阵中，儒术独崇让中国丧失进取，丧失进取让中国于苦难之中，苦难让中国相信佛教麻醉坠入佛教的迷雾之中丧失自我，千百年来中国人于浑沌之中不知是在做人还是在做鬼，佛教迷了中国人的方向，灭了中国的百家争鸣灭了中国的科技。佛教不灭，中国没有科技中国，中国没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再不能随那此复古西化的蠢人做那观人朵颐失我灵龟之邯郸学步的蠢事了，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而不应该以模仿他人毁自我精神为道德，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自强不息之路，我们要行自己的厚德载物之德，我们要消灭害我们精神佛教，消灭伪君子，实事求是做人做事。
有病要对症吃药，没病无需吃药，是药三分毒，无病吃药只能把健康之身吃成病弱之体，佛教是一味药，是一味能缓解精神疼痛的麻醉药，，这味药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吃成一个手脚无力的东亚病夫，这味药把一个自强上进的中国吃成一个麻木不仁任人宰割的中国，把一个生机绿色中国吃成一个没有活力的荒漠中国，释迦是一个人，用现代话说他就是一个用温言软语解人心理痛楚的心理医生，可我们忽略了这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唯心空想把他当成了一尊无所不能的神佛，我们把过高的荣誉和尊重给了他，同时也把那最深之罪恶连到了他的身上。
尊重是一种美德，然而做任何事情做过了也只能收到画蛇添足适得其反的效果，过犹不及，两千年前孔夫子就这样告诫我们。过份的尊重孔夫子释迦事实上是对他们的作贱和污蔑，是对我们自己的作贱和不负责任的一种无知表现。孔夫子、如来佛，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死了，今天的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件活佛们掠夺人民大众的工具罢了。过去我们以官僚活佛为青天为父母，却换来一个我们自己当牛做马之事实，我们把尊重都给了他们，卑贱也就代表了我们。尊重应该是互相尊重，轻视也应该是互相轻视，对别人过了头的尊重恰恰是对自己过了头的轻视。中国人以印度人释迦为至尊，中国人自己在无意中也就成了至贱的化身。学生应该尊重老师，老师也应该尊重学生，得到是一种快乐，奉献也是一种快乐，尊师重教，过了。
把尊重都给了别人，也就把卑贱变成了自己，每一个生而有用，只不过是用与用的不同而已，看高别人轻视自己和看高自己轻视别人的人都是愚蠢的人。今天有多少蠢人利用人民的尊重自抬其所谓的身价，成神成佛不劳而获，尊重成了打劫的手段成了腐败的工具。今天的我们对明星权威的尊重莫如说是对自我的嘲弄，我们的尊重助长了他们的娇气，给了他们吃人肉喝人血的本钱。旧中国的西藏，尊贵的喇嘛骑在卑贱的农奴的身上，新中国打倒了尊贵的喇嘛也就没有了卑贱的农奴，打倒尊贵也就解放区了卑贱，所以我说佛教不灭，中国不醒。佛这个尊贵的高贵的神不灭，总会有人想尽一切办法去做那高贵的尊贵的骑在别人头上过日子的人，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平等可言。
倒孔灭佛，打倒尊贵的活佛权贵官僚权威，给人民以精神自由，打倒牛鬼蛇神是粉碎活佛官僚以所谓的道德捆绑人民精神之逆举之罪恶行径。每一个都有精神自由的权利，都应有进取和奉献、爱与被爱的权利，倒孔灭佛，打倒一切活佛官僚权威以尊贵坦然受供的腐败行为，给每一个以精神进取的权利，给每一个人道德奉献的权利。病在身体，根在精神，腐败是中国身体之病，这病根是中国被佛教灭了精神，没了精神也就没了激情，这没了精神激情，中国人除了苟且还是苟且，百年曲辱是我们被佛教灭了精神而手足无力。毛主席聚中国精神我们得解放，文革更是把中国精神还给每一个中国人，可这一切多少人视而不见，这只能说明今天的中国远没有清醒。如今皇帝这个大活佛在中国是不见了，可佛教还在，这就如同我们身上的毒瘤割除了，可那病因病根还在，事实上在今天我们中国我们身上已然生出许许多多的土皇帝土活佛，他们各持一方为所欲为。
文革，是中国灭佛运动，灭官僚活佛受供之尊贵，文革，是中国的打狗运动，打牛鬼蛇神吃人之爪牙。毛主席的二十八年，是中国自强不息创造的二十八年，是中国有精神的二十八年，自强是累人的，但自强所得到的是最实际最实在的，这二十八年中，中国人中出了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数学王子陈景润……，这是精神的收获。改革三十年来，三峡我们可以骄傲一把，神舟我们可以骄傲一把，我们收获更多的是满天下的贪官污吏，各式各样的投机掠夺及掠夺性开发资源吃子孙食，改革的目的是好的，但改革的路走的是不尽人意的，这不是人的错，是文化的错，是佛教的罪恶！
表面上看，大陆人个个都很正直；说起腐败，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大有说道“腐败”，人人喊打的气势。可奇怪的是，就是这些许多“痛恨”腐败的人们，却时时作出不守规定，千方百计地与官员拉关系，不惜重金的行贿官员。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迫不得已。
更有一些所谓的人精们，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品格，靠踩踏别人来达到自己受不正当利益者。
面对利益，几乎没有几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能挡得住诱惑。即便有个别者砥柱了贿赂，也架不住多数的围堵，最终只有学陶潜或郑燮，远离官场完事。
尽管人们已看出了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且也找出了治理腐败的办法。但似乎难以实施——许多人不愿当得罪人的监督者，却更愿意选择与有实权的当权者拉关系，增加所谓的感情。名正言顺！
于是，当权者也名正言顺的以“关心”草民的名义，来“灵活”的肢解规则了。
当然，大部分草民便只有为少部分草民“买单”了。
许多人常常感到为何腐败屡禁不止。其实你只要到寺庙里，看到人们在作什么，就会看到产生腐败的文化根源了。
尽管人们来庙里的所为事物不同；但几乎所有的“烧香拜佛”行为，都可以看到一样的行为——给神们送些钱，求神保佑自己或亲人达到自己的心愿。
单说这些“烧香拜佛”的人，肯定是遇到了现实世界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来求神“行行好”，给个方便。就其本身来说，也无可非议。
但如果是一个想当官的人，来此求神，给神烧了很多香和钱。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与行贿官员谋求官位的举动无异。
由此，便可以看出深入民心骨髓的“贿赂文化”其实就是造成腐败屡禁不止的心理原因了——谁都想比别人多占点便宜——无法摆脱的贪婪欲望，给官场腐败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
佛陀讲解送礼对象与回报区别，福田品质与所得功德差别
（做官有权的人是福田，给大官行贿比给小官行贿回报大）
《佛说四十二章经》上云：“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人，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
党刊称中国人“活得累”大事小事托熟人送红包
半月谈
2007年7月21日，某品牌发布会现场排队领“车马费”的媒体记者
去医院动手术之前，要给主刀医生递上一个红包，去驾校学车，要给教练递上一条香烟，去政府部门办事儿，要托熟人，小孩上学，要交择校费，去开家长会，要给班主任送点礼物，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统统都要细心打理，怠慢不得，细细想来，中国人活得可真累啊！以下几类“人情世故”还是没有的好：
医生的“红包”
近日有记者在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10位市民。10人中有6人称给医生送过红包，4人称自己的亲戚朋友给医生送过红包。给医生送红包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送心里不踏实。
记者的车马费
“给记者‘捐赠’车马费。”这几乎可以视为当下中国企业进行媒体公关的要义。
随礼真不随便
某网友在百度知道上询问，“北京大兴的朋友要结婚，我该随多少合适呢？”随礼，渐成每个家庭不情愿的人情消费，演化成“钱尚往来”的送钱怪圈，让人反感又无可奈何。
驾校教练的烟
在驾校学车时，甚至有教练反复向学员暗示“潜规则”。有时，教练半开玩笑地说“你来这么久了也不买包烟？”有时教练拿出一个打火机来说“这个打火机好不好？我这个学员真好，送我这么好的打火机……”
怎样请客吃饭
事情放一边，吃饭为大，中国人对于吃饭向来很是讲究，事情大小决定了饭店的规格，是鲍鱼鱼翅，还是剁椒鱼头。
酒桌上的中国
酒精不燃烧，不算搞社交。酒是用来壮胆的，桌子是用来拍板的，酒和桌拼在一起，则无事不可为。
月饼成灾之后
有个在地方法院工作的朋友中秋前期跟我抱怨说，他们那座小城里月饼泛滥，送月饼就像发过节短信一样，像病毒一样传染到每个人，如果你的电话本里有100个人，那么你至少能收到10盒以上的月饼。
应该怎样做人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往往看他“会不会做人”，假如一个人能把这种种“人情世故”都熟稔了，都做到了，在朋友们眼里，他就算是个很会做人的人了，可是这样做人该有多累？
不是前辈留下来的“人情世故”不行，而是我们歪曲了这些“人情世故”。本是表达感谢尊敬之意，却被人认为必须应当，而且发展到事事均得这样做实在荒唐。——杨淙文
从古至今，这条礼的规则就没有简单过，没有人敢去打破，也不能打破，它强大的生命力是几百代人“灌溉”出来的，根深蒂固了。面对它我们只有坦然面对，对自己的心说，看开点。但是仍有一点点的希望，希望它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熏陶下，有所改善吧！——俞飞
“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媒介和方式，话题中的种种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情世故”的全部内涵。——孙巍
“人情世故”现已变得不堪入目，所谓的人情，一般体现在钱、权上，世故已变成好多人不正当行为的故事了。我看改为“故世情人”还差不多。——刘成亮
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行的原因。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家，就必须尊重才华胜于尊重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聪明人的注意力从钻营吸引到创造上来。否则，中国将只能出口衬衫。——王俊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形态！——徐开安
过节，办事，请客送礼。这都已经成为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就连外国人也都入乡随俗明白了这里面的人情世故，门门道道。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一种传统。可是，到现在都变成了重口味。这个口味，真的其实可以没有。这不，把没实力，本身就带着压力的人更是搞的浑浑噩噩。这样的“人情世故”，真是难。——杨文
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际与生活方式，但是发展到现在却已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面子和关系，这便是人情世故的根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永远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自古以爱所承扬的真诚待人，当被赋予上利益的标签时，显得更加“真诚”了。再这样发展下去，只会造成社会交流的越来越严重的利益当先，连人际关系都开始由各种因素划分开来，这是社会的变相友好。——于瑶瑶
连学生都兴这套了，生日、各种名目的节日同学们都要送礼。虽说都是些小东西，可是这心思可没少花。女生的东西尤其如此，得先观察一阵看她都喜欢啥，缺啥。有人喜欢可爱风，你偏送了个犀利的，那就叫白送。还得惦记着以前谁给自己送了东西，送的是什么价位的，那等他过生日时，也得还礼回去。我还会专门把这些事记下来，以防止有做得不周的地方。真是辛苦。——贝拉
每个中国人都会受这些“人情世故”所烦扰，也不知道这个送礼办事的“习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开始的，现在要彻底消灭这种“习俗”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即使你不去遵从这种“人情世故”，别人也照样去做。礼物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传递自己心意传达对他人祝福的意思，在一些场合，送礼给别人其实不如说是送礼给自己，送出去这点小礼物以求别人给予自己更大的利益，收别人的礼物本是一个件开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收了礼物不就等于接受了一份任务，多了一份责任，事情办不好了还对不起这份人情。唉，总之做人难。——高欣婷
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张大网，铺的哪个角落都是，并且没有脉理，理不了逃不去。这是个锻炼情商的活，完全体现了机遇与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家都不是独立的个体都有相互存在的必要性，只是必要交往演变为了精神压力，并且持续膨胀。——程佳佳
入乡随俗呗，大家都一样的。谁让我们投胎的时候选择了“hard”模式呢？五千年来都如此，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唯一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些“后字辈”把正确的价值观持之不懈地传递给下一代人，同时身体力行。可是，如果不能团结起来，还是白搭。毕竟谁也不愿惹医生不高兴，那可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简直太难了。所以，我不抱希望。——龙在天
且不说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各式好处费，光是压岁钱和份子钱就已经让成年人的世界不堪重负而又无可奈何了。——杨菁
“礼”这个字在中国已经风行了数千年，我们是礼仪之邦，拜访朋友送点礼物、好友长时间不见一起吃顿饭、求人办事带点儿礼品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拿出来讨论。但是这些年，“礼”这个字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已经远离了“聊表心意”，而是与金钱越拉越近，现在的人情世故好像都与金钱有关系了，“礼”字现在就代表拼腰包了。这到底是“礼”这个字变了还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变了？我想原因还是后者吧！假如我们不赋予它那么多的含义，恐怕它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说，人情世故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正在或者是已经曲解了它本身的意义。——李特
“人情世故”这几个字现在说起来都是很自然，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办个事只要有熟人那就好办多了，既然拖了熟人就免不了请客吃饭送礼，唉。记得前一段时间去医院，早早地去挂号排队，等了俩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可是硬生生地被熟人医生插进去三个人，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在这医院有熟人该多好，也不用白白浪费这几个小时了，唉，人情哪，无奈~——雅婷
人情事故让人觉得累，主要是因为有目的性，拉关系是为了办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计算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怎能不累。但如果走亲戚看朋友过节聚餐只是为了慰藉心里的思念，表达积蓄的感情，那就是一种享受。只是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人，也没有纯粹的情，理论上完美的状态在现实中不会存在。但是如果心里明白这一点，至少还是保留一点“纯感情”吧，因为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在内心里都是需要这样没有交换的“人情”的，不是吗？——西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注重礼尚往来，但是现在人们曲解了咱们祖宗留下来的美德，还有一句叫“君子之交淡如水”，礼尚往来是没有多少利益驱使的情况，仅仅是为了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现在的人情世故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了，掺入了很多杂质，拉关系扯关系都是有事相求，人情在现在的社会被无限的放大，作用愈加明显。——张欢
“正是人情世故，转面炎凉。”正是如此，才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如醲。“如今的人把人情世故用得更为直白，执行得更八面玲珑，反而弄巧成拙，被人情所累。目的性太狭隘了，情就变成债了。——杨云
中国人在这个潜规则的社会里已经被真规则了，我们身边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一边大骂某腐败风气一边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学习向领导献媚讨好，我们看不惯学生干部整日围在老师身边，可自己还是为了入党的那个名额给老师送礼、发短信祝贺，我们一边谴责这个社会的制度一边向这个社会妥协。——胡倩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是受礼法约束数千年的社会，延续至今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要做事，先做人”，何谓做人，懂得人情世故即是会做人，简单说就是会察言观色、会来事。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权力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权力资源少的一方向权力资源多的一方示好，以寻求更多的权力，试想一下，你的同学结婚你随礼200，你上司结婚你会随礼多少？——陈晓龙
这是“人情”还是“潜规则”？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于是红包、香烟、择校费、礼物都变得理应如此。可，说是潜规则，又真不如说是“人情世故”，因为人人如此，处处如此，事事如此。人情很早以前就不是那么单纯的礼仪往来了。关系变得太重要，人情、面子都变成了这个社会立足的根本。——潘昕妙
和合
美国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政治就没有完全和上帝分开过。尽管宣传政教分离的人士们坚持把政治和宗教分离，但是，上帝却无法真正离开政治。究其原因，并不是上帝不愿意离开，而是美式政治无法离开上帝。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过很久。特别是那个司法案例，有人要求在公立学校的忠诚宣誓中，删除"上帝"的字眼。
杨小凯在其文章中也对上帝进行过赞美。但是，杨小凯是从经济层面，认为，上帝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对于上帝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杨小凯没有说明。
我对上帝在美式政治中的作用是这么看的：
上帝保证了法制社会中，人们的"诚实"。而个体对社会的"诚实"是法制机制得以实现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如果缺少了个体对外部社会的诚实，法制机制将非常难以实践。
在法制社会，无论是在法庭上作证时，婚誓时，签字时，立遗嘱时，还是在总统上任时的宣誓时，很多关键时刻都需要个体发自内心的"诚实"的誓言。不仅如此，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官员，还是普通职员，一颗诚实而忠於职守的心，是这个社会得以可靠运行的最重要的保证。
那么，个体对於外部社会忠诚而诚实之心是如何保证的呢？
我认为，一个只相信自己，把自己个人当成最高原则的个人，是很难保证他对外部社会的诚实的。试想他进行这样的宣誓："我以我自己最崇高的意志，自私自利，和对自己的诚实，(我内心只保证对自己说实话，而从来不保证对别人说实话。)来保证我的誓言，。。。。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话。"
这种誓言无论如何，都让人无法感到其可靠性。
相比之下，对於一个信上帝的人，怀着对上帝的敬畏，和最高崇拜，他的誓言将是以对上帝的名义进行宣誓："我手按圣经，以对上帝的名义宣誓，保证我的誓言，。。。。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话。"
对於一个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来说，这种誓言是绝对可信可靠的。
从这二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有上帝和无上帝的区别，就在于此。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誓言的诚实是靠法律来保证的。如果你做伪证，那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法律中，对伪证罪的惩罚很重。)
但是，伪证罪的覆盖范围很小。很多誓言并不是对记忆的事实进行证实。而是要求从内心对自己将来行为的保证。你如果从内心深处就是对自己誓言的撒谎，那么，伪证罪也无法涵盖这一虚伪的誓言。
例如，陈水扁即便是在总统就职时宣誓忠於中华民国宪法，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伪誓言，那么，法律并无法奈何他。
可见，在法制社会，仅仅用法律来对"诚实"进行保证，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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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宗教，和信仰这三个词汇的意义是有所区别的。
信上帝的人，是把自己的内心，交给了外部的上帝。而且，是长期一致的。而很多宗教，例如佛教，和其他迷信，却是可以临时抱佛脚的。
至於信仰，有的时候却是荒唐的。
让我们设想几个法庭场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1。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基督徒："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基督徒手按圣经回答，"我以我对主的真诚，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对於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主是神圣的。那么，他说的话的确是有保证的。
2。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佛教徒："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佛教徒烧上几只香，然后磕头如捣蒜。"如来佛在上，菩萨作主，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如果这位佛教徒的确是虔诚的，那么，他的话的确可信。但是，如果他是一名临时抱佛脚的佛教徒，那么，他的话就很难保证完全真实。
3。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禅宗和尚："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和尚镇静地回答，"真也是空，假也是空，实话也是空，假话也是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4。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砝沦工弟子："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砝沦工弟子坐在地上，平和地说，"砝沦工信仰真善忍，当然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法官说，"那我问你，王进东是砝沦工弟子吗？"
砝沦工弟子回答说，"王进东不是砝沦工弟子。尽管他做了砝沦工的动作，但是，李老师说他不是真修弟子，我们就不承认他是砝沦工弟子。"
法官问，"你到底是信真善忍，还是信理红稚？"
砝沦工弟子说，"我们最信李老师。李老师说书上的字有错误，我们全体就全体一致同意。完全按照李老师的指示把所有书上的文字涂掉，改正。"
5。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毛时代共产党员："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毛共分子气宇昂扬地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说实话(假话)吗？不过，我今天就是不说。"
6。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国民党时代官员："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国民党官员狡猾地说，"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也就是这么认为的了。窃书不算偷，贪污不犯法，只要我不承认，上面有人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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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信仰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诚实"这个概念的理解的不同。对"诚实"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的确对法制社会的构建产生很大的影响。
谢谢，幸会。
拜读阁下大作，短小而精辟。
“宪政，基督和民主。这个政治的三位一体。”？
将精神融入政治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但是，问题在于以什么精神形式呢？以基督教来一统江山？基督的爱无疑是真理，但是其他的宗教是否也具有真理性？觉得你还是全盘西化的思维。基督教的排他性使得它失去了整合各文明的基础。排他性从本质上就是狭隘性，尽管这不是基督的错。人类精神的道路不可能是唯我独尊，而必然是殊途同归。
附上以前写的另一篇文章。
基督“我就是道”的另一种解释
以佛教作为精神探讨的笔者，对基督教始终没有中断过关注，而且受洗更早于信佛。基督“我就是道”的名言，曾给笔者带来困惑。相信其他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甚至包括一些虔诚的基督徒。有意思的是，这困惑的消除却来源于佛教禅修的深入。基督“我就是道”的话无疑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基督教主流认为基督“我就是道”的意思是：只有通过信基督，并以基督为唯一的“Saver”，才可能被救赎，否则就要下地狱。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在深入讨论之前，让笔者先讲一个故事。
十多年前，两个朋友开始感觉到精神的需求，并向笔者寻问是否应该学佛。他们是夫妻，并且知道本人是佛教徒。然而根据对他们的了解，笔者建议他们去试试基督教。因为感觉他们可能会收获更多。朋友按建议去进行了尝试，而且很快有体会。让人没想到的是，在他们深入后却认为笔者走错了路。他们说，同时相信基督教和佛教是不正确的，不把基督作为唯一的“Saver”是要下地狱的。为了不让好朋友下地狱，他们动员了很多资源来帮助本人。那一段时间，笔者经常收到劝说的电话，最后的电话来自一位有修为的基督徒。两个多小时里他没能说服笔者，最后竟说“基督教在这方面是显得有点霸道，不以基督为唯一的“Saver”，就是要下地狱”。笔者当时叹了一口气道“既然讲霸道，又怎么能够讲爱呢”。他意识到失言了，我们很快中断谈话。笔者后来明白，这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心结。那么对于许多其他的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将基督“我就是道”解释为“不以基督的名，就要下地狱”的观点与基督的爱是不相符合的。近年有几个北美基督教的高人就公开表示不再认同这种解释。他们的勇气必然来自内心的体验，或者神的启示。
那么，基督“我就是道”的话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回到佛陀和基督的时代，看看能否找到另一种解释。两千多年前，佛陀和基督都“道成肉身”。许多信徒向他们请教什么是“存在的真理”（或者什么是“道”）。但“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述。那么佛陀和基督是如果用智慧来解决这个难题呢。佛陀在对待这些问题时，通常是不回答。佛教界许多人认为佛陀在表示“道不可言”。这的确是答案，但那是不是全部答案呢？笔者感觉佛陀还有另一部分非语言的答案。那非语言答案就在佛陀身上。佛陀证得“心物不二”的中道后，时时处于于无所住“心”的状态。佛陀不给语言答案，是在以于无所住“心”的状态启示提问者。如果有较高的内观体验，提问者在看着佛陀时就有可能明白什么是“道”。因为那时有信息通过心而传递。基督在对待这些问题时就干脆说，“我就是道”。只要提问者看着基督，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于无所住的“心”之所以有这种作用，在于其魅力。佛经将此形容为“十八庄严”，基督教经典将此形容为“Amazing Grace”，它没有“自我”，它承载着“爱”。“爱”不是可以把握（有所住）的东西，仅因“自我”的空却才使得“爱”源源涌流。因此基督“我就是道”的话也许可理解为“心就是道”。没有人能够不通过心而达到对“道”的认知，或者对“神”的见证。生活在佛陀和基督时代的人是幸运的。然而，当佛陀和基督离开后，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于无所住的“心”。心的力量衰弱必然导致头脑的力量加强。人们开始完完全全用逻辑去解释佛陀和基督所说的话，而没有意识到佛陀和基督经常避免那样。于是在人类精神道路上就出现了对“名相”的执着。“名”是指对道的逻辑定义，“相” 是指对道的形象描述。在佛教里人们执着于佛像，在基督教里，人们执着于基督之名。那么，基督教主流解释“我就是道”这句话是指“以基督之名”就不难理解了。讲到此，笔者不能不提佛教里著名的一休和尚，因为他是破除佛像执着的第一人。为取暖，他用佛像木材来生火，并称这是以木头佛来供养心中佛。他也因此受到佛教界的尊重。笔者在此不想与基督教徒论证解释的合理，只愿给大家一个提示；即，除了在理论上完善逻辑，更应该让自己的心领着我们走向真理；不这样的话，人们可能不得不等待弥勒降临或基督再来了。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509993.html
《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489664.html
谢谢您的大作，拜读了。写得很好。
既然您都谈到了这个深度，我就借势点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救赎
《圣经》启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圣洁、公义和慈爱）造的，但是人犯了罪（因为骄傲而便宜了正路）。《圣经》就是对人类救赎的一本书。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契约精神就是人类社会的得救的道路。伊甸园就是上帝的恩典之约。从人类社会来看，和平、幸福、美满、自由、信任、受尊重、等的美好恩赐的享受，都要守一定的契
约。比如作为未成年人可以享受家里的恩赐和条件，但是不可以放火把房子烧了，也不可以伤害别人等等。（这就类似于智慧树上的果子）
人类破坏契约的理由很多，越聪明的人越有好的理由，越强大的约有破坏契约的能力，这就是腐败，这就是罪。正如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恩赐（道德、智慧和权利等）越大的人，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强盗，其对社会危害不见得能够大到什么程度。因为得不到大家的用户。而往往道德、智慧和权利等影响力越大，披着辉煌的光环的伟人，如果他背离契约（根据《圣经》，人
类始祖犯罪后，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那么他的恩赐将成为他犯罪的强大能力。而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的问题，导致必须监督和分权制衡理论的出现。
人类个体，和组成的家庭、团体、国家等，都是有罪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都需要监督和分权制衡。
救赎在圣经中主要有两点：
1、律法。因为人类罪性的特点，往往是畏威而不怀德。所以需要威严的法官，严厉的刑罚，让人们不敢犯罪。
2、十架救恩。
在人类背弃恩典之约后。就遇到生存的艰辛，这种艰辛让人们缺乏犯更大的罪的能力，也导致了人们的为生存而陷入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酱缸。人类社团的强大，却往往和这个社团的文明程
度关联。这就是，爱惜自己生命的（自私和野蛮的社团），往往会丧失生命；而爱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为社团自我牺牲精神的社团，却往往得到生命。在竞争中幸存下来。这样，道德往往成为文
明社会所器重的品质。
但是，道德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使得有的人会站在上帝的位置上。用相对正义和真理来取代绝对正义和真理。因为不平等，就会产生双重标准。有
的人被仰视如神，如婆罗门种姓，中国皇帝，君子；有的人被打入地狱，如贱民，和小人。上帝的德性（圣洁，公义和慈爱）将当然无存。所以，以行为称义，出现了天主教的赎罪卷的问题。而因信称
义这个《圣经》的重要教义，到了新教里，才被大力提倡。
如何因信称义？
我们作为人，都背弃了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和契约。圣洁，公义和慈爱是我们人类的永恒的追求。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完全的履行上帝和我们的契约。那么，我们凭证对上帝的相信，有恒久地对上帝的
盼望，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上帝；也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会骄傲而背约的罪性，悔改自己的不义，效法基督。凡事当做则做，不当做则不做。遵守法律，按照《
圣经》的教导，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谦卑的工作，荣主益人。这样就可以被上帝算作圣洁而得救。最要紧的是不能骄傲，因为骄傲会产生不平等的心，会产生自恃聪明和资格而毁约的心。
个人的得救，家庭的得救，社团的得救和国家的得救都原理相同。
而个人还涉及信仰的层面，理性的层面，感性的层面和肉体的层面。
我们的信仰（道德），理性、感性和肉体都有局限性。因为我们虽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监督和分权制约,遵守契约和法律,就是宪政民主的真意.
现代西方的问题,是提倡人权过度,把人权和人民当作无罪的上帝,陷入了自己的网罗.
而《圣经》的教导，是上帝和自己的选民所立的约。现在忽略了选民的这个重要因素。
所以完整版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宪政，基督和民主。这个政治的三位一体。而基督教里的领袖，就是人民的仆人和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羔羊。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宪政民主，附上笔者另一篇文章。
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的哲学误区
西方哲学，政治学中对社会权力结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所谓的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的理念对立与争论，从而导致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潮流。如果更深入地看，两者的根基是权利与平等的理念对立，也就是说：平等与权利，哪个才是正义的基础？左翼人士强调，人类要有正义，而正义的根基是平等。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要种族平等，资源平等，机会平等和财富均等。这个观点强调了社会的群体性，及体系的稳定性。右翼人士强调，权利才是正义的基础。只有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社会才能有正义。如果个人权利随便被剥夺（通过为公的名义），整个社会反而更加不正义。这个观点强调了社会基本要素（人）的个体性，及个体的自由性。因此平等优先还是权利优先一直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中两大思潮争论的焦点。美国每次大选也是围绕这个焦点进行势力博弈。2012年的大选也不例外，争论仍然是平等与权利的价值观之争。如果人们将眼光放远一些，就会发现东方社会也困惑于这两者之间。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对此作出深深地反思。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社会结构从平等向权利的纠正是不言而喻的。在东西文明同时面临此困惑之际，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探讨很有必要。
以黑格尔、圣西门,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延续西方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认为正义社会的本质在于生存权利的平等。没有人人生存权利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能提供这种平等的媒介只能是制度与政府，即某种公有，或国有的方式。所以社会应当以群体性为根本，从平等的理念出发来保障个体的生存必须。然而以洛克，波普尔, 柏林, 诺奇克,..为代表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认为保护权利是保护自由的根本，而且保护权利必须以个体性为根本。由此强调个体权利至上，必然导致群体权力应当受到制约。他们提倡限制政府权力，捍卫个人权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强调减少国家的各种限制，降低政府对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推崇一种有限政府(mini-state)。以防止所谓的“父权政府”，即那种要从摇篮管到墓地的政府。他们最有力的口号是“不可强迫我觉得幸福”与“强行平等造成更大不平等”。到此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两者之间真理到底在那一边？不幸的是，近两百年的工业革命与社会发展仍然没有给出更合理的答案。人类社会带着暴力，不断地摇摆在这两者之间，从而使得生产效率低下。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哲学的偏执。自工业革命后，西方哲学主导着世界潮流。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渐渐丢弃内在经验而走向思辨。特别在摆脱神学的启蒙运动后，把握“存在”整一性的精神被基本上留在修道院。而哲学的整一性不是在物质性上(唯物主义)，就是在头脑那里（我思故我在）。在思辨至上的倾向下，局部的逻辑性得到更多关注，而整一性却变得模糊；矛盾的对立被过分强调，而矛盾的统一被刻意忽视。这种趋势很自然地形成所谓的“主义至上”（ism），或者干脆就是“主义就是正义”。社会现象在人的意识里就成为“非黑即白”的逻辑论断。反映在社会政治上就是强调自身理念的合理来否定对方理念的合理，强调理念的差别，不讲理念的关联，因此在西方哲学及政治伦理学里，平等与权利形成对立，社会政治循环在斗争与博弈的怪圈里。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东方文明再次进入人们视野，而东方哲学更为人瞩目。印度哲人奥修曾说过，哲学的抽象到古印度时（玄奘取经时代）就没有新内容了，现代哲学只是在重复以往的概念。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么自易经产生于中国，人们更可以认为哲学的抽象已经完成。那么东方哲学是如何看待“正义的根基是平等”和“正义的根基是权利”之争呢。从东方哲学出发，这两者它们都对，但又都不对。虽然它们都有合理的一面，但又包含了不合理的一面。黑格尔在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时，他只对了一半。因为“存在的同时也是不合理的”。在逻辑思维的二元论里，每个理念都仅仅承载着矛盾的一面而不是整体。社会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而个体与群体恰恰是社会的左右手。没有必要将个体与群体对立起来，搞所谓的“双手互博”。更没有必要在个体与群体，权利与平等之间搞所谓的绝对价值优先。在东方哲学里，矛盾的对立始终是在整体的统一性之下，易经就是在揭示这个道理。整个六十四卦表示社会整体，而卦像则表示各种社会矛盾对立。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卦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社会产生任何偏执，卦像就会失去平衡，因此它需要相应的调整。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东方哲学里，任何理念都仅具有相对的次序优先，而不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理念只有在维护体系和谐时作为调节的杠杆，才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当平等失衡，则平等优先；当权利失衡，则权利优先；反之，刻意地将某个理念作为绝对的价值优先并付诸于社会实践，那它必定产生不平衡，从而走向不可持续性。两百年的工业化与社会发展不正是在揭示这个道理吗？
在以上探讨后，不妨再来看看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平等与权利本身都存在什么缺陷。首先，西方左派认为正义的根基是平等，这并非错误。错误在于将“平等”极端地理解为“均等”。大千世界的魅力在于其多样性与差别性上。要求“均等”的荒谬就好象要求狼长得像羊一样。那么在不“均等”世界里，什么才是“平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想想在所有哲学规律之上，还有什么更值得关注的理念呢？西方哲学已经没有任何可循，而东方哲学却不同。只要观察易经六十四卦，人们不难发现在其之上还有“平衡”与“对称”的要素。不从“平衡”与“对称出发”，就不可能得出真正的“平等”含义。也就是说，平等建立在付出和收获的平衡与对称之上。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平等的社会应当建立在鼓励劳动和鼓励创新上。不劳而获的“均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它不可能有可持续性。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削弱那种靠伎俩不劳而获，或者靠福利不劳而获，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也就没有平等和正义。另一方面，西方右派认为正义的根基是权利，这并非错误,因为保护权利是自由实现的属性。那么右派的错误在哪里呢？与左派情出一脉，右派人士在强调权利时也忘记了平衡与对称。权利的保障与保障权利的环境是不能分开的，而国家与社会正是这种环境；人们无法脱离环境去讲个体属性。人基本权利的获得是来自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由此，为保护权利，必须保护环境。这就产生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与对称。在一个鼓励劳动和鼓励创新的社会里，应该尽可能创造并维护“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业，失者有屋檐”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保障权利本身。从本质上说，人的基本权利的最大获得恰恰产生于将义务也当作权利的时候。而孤立地将权利绝对化，那就是不顾平衡与对称的极端了，也就没有正义了。
西方的左派右派还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误区，即：个人生命是唯一的实体，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国家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西方社会以此来否定任何群体意义，并将任何带有群体理念（为公）与独裁的根源直接联系。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是其本质仍然是西方哲学的误区，它抛弃了哲学整一性以及存在整一性。由此延伸出西方政治伦理学 – 理性主义，认为只要个体都有权利去争利，就会实现制约，达到平等。进而将民主简单地归于人权，并以个体寻求利益最大化来主导人的行为。为达妥协，个体们很自然地将争利过头的负担（债务）放在无生命的国家上，而全然不顾其稳定性。个体的超前消费与国家的提前透支就成为西方社会的特征。在现实中，争利必然依附势力否则一事无成，它必然导向“各说各有理”的势力博弈，乃至最后讲势不讲理。更有甚者，这种争利是不会停止在自己国家，因为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所以在人权至上的口号下，跨国界的掠夺就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理性的组成部分。最不幸的是，欲望驱动的争利一定会跨越人类社会，进而向大自然无尽地索取，从而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这种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演绎连西方精英自己都看出其极端性了，然而在“争利民主”的潮流下，他们也回天无力。显然，在西方思辨哲学的体系里人们无法感受到国家，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它与东方哲学正好相反。在东方哲学里，“存在”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它不仅包含人，社会，国家，还包括自然。说到这里笔者又要问；在所有哲学规律之上，除了对称与平衡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关注的呢？对此，西方哲学仍然是苍白的。而东方哲学认为还有“协同”。对称，平衡与协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是三个重要的哲学要素，而且也是所有方法论（系统工程，统筹学，..）必须关注的整体原则。让我们举例说明，前面说过用易经六十四卦代表社会矛盾，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来调节社会失衡。可是现实社会的失衡往往不是单个矛盾体，而是多重矛盾体。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矛盾失衡就应当强调协同效用。相反，孤立地处理那些矛盾体是不可能达到调节失衡的效果，因为那些矛盾体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协同效应，调节就不可能实现。这样我们渐渐地来到问题的核心 - 协同；生命的一个特性就是可协同能力。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争利”是不可能产生协同作用的。一个体系的可协同能力丧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无论对个人，国家还是大自然都是如此。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可协同能力来源于群体意识，它是维护体系整一性的基础，它也是呈现体系效率的根本。群体意识的深处就是伦理道德和文明价值观，它来源于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和个体意识的自觉凝聚。“理性争利”的法律只可能产生非自觉的凝聚，因为它带有强制性。任何强制性的东西都背离了人类精神 – 自由。所以法律只造就群体意识的“形”，而道德造就了群体意识的“魂”。从本质上说道德来源于精神，也就是个人自觉地对整体价值的倾注与投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这个道理。群体意识最终通向精神的同体感受 - 即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它已经是心的内容，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一句话，道德与精神是国家的命根子, 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没有它。每个以色列人都把国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没有国哪有家！这一点中华民族也有深切的体会。
最后让我们来探讨西方在个体与群体，权利与平等理念上哲学偏执的文化根源。西方有自己璀璨的精神文明-即基督（爱）。爱本身属于精神体验的范畴，然而过多的思辨使得西方将基督的爱看成外来恩赐，而不是自身存在的特性。因此西方过多地关注自身与神的关系，而没有注重体察自身内在本性，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内在精神体验的缺乏，神必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人性的恶，而看不到人性的善。这样其哲学脱离精神，走向思辨就不可避免了。哲学是连接人类精神和思想的桥梁。一面是“内在经验”，一面是“逻辑思辨”。“内在经验”是把握存在整一性（同一律）的途径，而“逻辑思辨”是理解存在局部运动的方法。哲学偏执必然导致理念的极端，进而崇尚“主义”立论。从这些出发，西方知识界对群体意识有一种自发的恐惧。因为他们往往将群体意识看成“无私”。群体意识虽然有“为公”含义，但它不是诉诸“无私”。群体意识是个体在寻求利益时自觉地限定范围的举动，因此它与民主的真正意义有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民主的个体意义是从自由走向自觉，因为精神是对自由的通透；民主的整体意义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因为文明对效率产生诉求。无论主义有多大魅力，人们最终总是跟随着道德。个体与群体，权利与平等是“道”的手心手背，而社会的正义体现在它们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之上。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关于“西方的失败是西方哲学的失败”这句话虽然贴切，但笔者认为东西方的进步与挫折都渊源于自己的哲学倾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摆在东西方面前的应该文明的互动与交流，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回答你的宪政民主，笔者只好用以前的写的一篇文章了。
民主的道义内涵与东西方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政体走向民主成为潮流。但是，争议存在于中国应该采用那种民主的运作方式，才能使得国家政体能在良性互动中不断完善？这样的争论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激烈，各种观点表述的背后都渗透着每个海外华人那爱国之心。对文明的依恋使得大家在各种平台上交流，乃至争论。这样的争论使得对民主理念进行系统论述成为必要。而争论或辩论更会使人们对民主理念的理解加深。笔者在此表达粗浅的看法。
1. 民主的渊源与属性:
民主源于希腊意为人民。即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法国大革命时，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诉求自身权利的口号。在那以后，民主成为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诉求公平与公正的理念。那么，民主的属性是什么？
首先，民主是政治理念，而不是宗教理念。类似于其他政治理念，民主并不具有宗教理念的普世价值，例如博爱与慈悲。因为宗教理念的普世价值超越民族，国家， 地区与时代。而政治理念是无法达到这一点。例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它完整地表达了理想社会人的义务与权益。没有人否认这种理念的合理，但它无法超越时代，所以有“乌托邦”的特性。民主的理念也是如此。因为它不仅无法超越时代，也无法超越国家。所以，要想使民主理念具有某些普世价值，它必须包含以下的内涵。
2. 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
民主即由民作主。它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态（政体或国体）。民主既是人的自主性的体现，又是合理的国家意志的集中。用林肯的话，即“民有，民治，民享”。民主不仅是政治理念，同时也是文化理念，它必须包含平等，自由，协商，妥协，合作。它诉诸于：
国家权力与民众权益之间的和谐统一，
多数裁决与保护少数之间的和谐统一，
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之间的和谐统一，
参与过程与尊重结果之间的和谐统一，
合理选拔与自由选举之间的和谐统一，
长远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和谐统一。
如果没有以上六大矛盾体的相对平衡，体制会渐渐失去可持续性。从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完善的民主理念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寻求正义机制，至少它也应当是一个可接受的纠正错误机制。否则，它就没有普世价值。然而，当将民主内涵进行以上的抽象化，系统化和哲理化后，人们不难看出，它也具有相当 程度的“乌托邦”特性。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理念的社会运作取决许多条件。
3. 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
民主理念的社会运作是要在以上六大矛盾体里取得统一，建立平衡，避免极端。从而实现利益分配公正，社会生活和谐。这样，公民素质和社会结构对民主运作就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它要求参与者在作选择时能以这六大矛盾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以使得多数裁决的结果能导致正义的发现，或者是错误的纠正。由此，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具有以下素质，以及民主社会的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A. 公民能认真并负责任地参与民主过程。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行为。因此，它要求全体公民的参与，并将此视为职责。民主运作的参与率往往标志着民主体制的完善程度。不完善的民主运作会使公民丧失对民主的信心，从而脱离民主过程。这样多数裁决的原则就会丧失。
B. 公民有相当程度的受教育的水平，并具有分析问题的能力。
民主运作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讨论与辩论，而不在于最后的抉择。只有通过讨论与辩论，才能使得多数人认清正义，至少也应当使得多数人明白什么是错误。因此，它要求参与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否则民主运作很难产生正确的效果。
C. 公民既要懂得争取合理的个人权利，更要有承担公民义务的意愿。
民主不光是尊重公民个人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承担社会义务。争取个人权利与承担社会义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之间要有合理的平衡，如果只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承担社会义务，那么民主理念就被扭曲了。
D. 公民要有了解信息的平台和交流观点的平台，以防被信息误导和观点交流的堵塞。
公民要有效地参与民主过程，除了需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也需要有充分的信息来帮助其认清问题的根源。没有充分的信息或者在错误信息中，公民无法正确地参与民主过程。因此，民主过程要求信息公开，媒体透明并独立于势力之外。而且民主社会应该有交流的平台使得言论自由的优势充分发挥。
E. 公民能理性容忍民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与偏差，并尊重结果。
尽管民主的最低要求是纠正错误的机制，但民主的运作不可能不产生错误。因此，它要求公民既要积极参与，也要能尊重即使是错误的结果。不能因此而破坏民主的运作程序，因为它是纠正错误，避免更多错误的生命线。
F. 公民不仅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在社会意识里也应该是平等的。
民主的运作取决于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不能只停留的法律条文上。人与人的平等应当根植于社会意识里。在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或世界里，民主的运作是很难达到公正的。
G. 民主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不应该有一个超强势力集团存在。
民主理念的运作需要社会结构的多元。政府只是多元结构中的一个部分。除了政府，政党、组织，企业和社团都是其中的部分。如果存在超强势力集团凌驾多元之上，民主的合理运作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走到相反的方向。
H. 民主运作不应该追求单一模式，而应该强调民族与国家的特点。
每个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文化渊源和特点，因此他们的民主运作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所以，民主的世界潮流应当尊重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模式。更不能以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民族。以暴力来推销民主，无论怎么粉饰，其实质是反民主的。
4. 民主理念的东西方实践：
用以上民主理念的目的以及民主运作所依赖的条件作为标准，我们不妨将东西方的民主实践作个探讨。由于文化的多样性，民主的实践在各个国家都不相同。这里笔者选择中国与美国作为探讨的例子。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同属于文明国家。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对民主运作的要求更高。它比民族国家具有更高的探讨价值。
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在美国： 美国的民主虽然产生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但因多民族的移民，需要超越民族的文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权运动打破了不平等的壁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社会制度。尽管仍然存在很深的种族歧视意识，但法律上的平等是民主运动的巨大进步。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使得个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美国在二十世纪末叶达到最高峰。由此给美国人带来很强的自信，有时甚至带点傲慢。在这种潮流下，美国人固步自封。进入新世纪，美国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开始爆发。当仔细地观察问题的根源，人们发现正是美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解读造成诸多矛盾的对抗。哲学告诉我们，任何极端的措施都不具有可持续性。民主理念的运作也不例外。那么美国民主运作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将美国民主实践与以上民主理念和条件相比时，可以发现差距非常大。它既没有做到民主关切的六大矛盾的和谐统一，又不具备民主运作的许多条件。那么它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很显然资本作为超强势力存在使得美国社会结构失去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G, 并因此影响其他条件。在三权鼎立的美国，政府分为行政，立法与执法结构而相对独立，并存于多元之中，但是资本势力超然于社会多元之上。自由选举的目的是选出大众接受的政治家来实现他们的治国理念。不幸的是，民众可以选举的候选人却是“资本选拔”出来的。这样，民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 – “选拔”被资本操纵了。这些被“资本选拔”政治家必然要对推动他们当选的资本负责。因此他们无法承诺选举誓言。美国愚人节的一个讽刺笑话是：政治家无权参加那天的说谎比赛因为他们会使其他人落慌而逃。政治家信誉如此沦落，民主政治的希望是渺茫的。这种失落感使得相当多民众脱离了民主过程。这使得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A没有充分实现。各次大选中，民众的参与率不高。民主运作取决于交流。即人民为自己的未来探讨共同的问题。探讨需要信息，交流需要平台。然而，媒体却是资本势力的大本营。没有媒体的掩护，资本势力的运作将暴露无遗。于是“资本选择”的媒体产生了。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D没有充分实现。美国普通民众简单朴实，不具有基本的哲学素养。在选择性的媒体下，他们失去许多判断能力。民主在他们眼里就成为“用选票来争取个人的利益”。人们遗憾地看到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B和C 也没有充分实现。多元民族本是民主社会的优势。但种族歧视隔裂了多元文明的交流。工作外的时间里，美国的民族是分裂的。由此可见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F也没有充分实现。这些先决条件的丧失，使得美国的民主运作远远达不到民主的最低标准 – “纠正错误机制”。让笔者举例说明。1）国家债务问题：每个美国人都清楚，国家债务的累积是危险的。它对国家的负面影响，随着数量累积正在非线性地加速，危机就在前面。而且，正确的解决方案也是清晰的，唯一的。那就是缩减福利与军费，并促进经济，增加税收来将债务压低到可控水平。然而没有政治家敢在大选中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这通不过“资本选拔”，也通不过民众选举。即使真心想解决问题的候选人侥幸成为领导人，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民主运作产生的各大利益集团相互牵制，以至于体系的灵活性丧失。机构的僵化使得美国民主连这么简单的逻辑错误都不能纠正。 2）多年战争问题：近代多次战争是美国民主一个奇特的现象。这种暴力形式与民主理念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美国总是一次次将它强加于人。每次战争发动前，美国民众总是支持的。而战后反思总找不到充足理由与价值。用战争来诠释民主，显然是错误的。可这样的错误美国民主也是无法纠正的。因为战争是资本取势的需要（维持美元霸权）。精通marketing的媒体总会告诉民众，战争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民主的需要。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在那种时刻又随着媒体跑了。回顾这些，人们不禁要问，曾经促使美国社会进步的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从哲学上，这并不奇怪。当理念带来优点时，它的缺点就伴随其中。进步是理念的优点被民众接受，衰败是理念的缺点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当民主被曲解为“以选票来争利”时，民主运作走向极端。
那么，什么是民主的道义内涵？笔者建议下面五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并补充。
民主的人类学含义：即人的自主性 - 自由思想，自我表达，自我实践并为此负责。
民主的政治学含义：即政治秩序的理性化，使得过程透明，程序合理和社会有序。
民主的社会学含义：即平等参与社会结构调整，使得资源，知识和责任达到共享。
民主的经济学含义：即发挥整体优势与个体积极性，使得做事效率提高成本降低。
民主的伦理学含义：即通过交流讨论与辩论，公民认清什么是正义从而自我约束。
也就是说，自由意味着责任，平等意味着共享，民主意味着表达与倾听，实践与纠正。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想象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当反思民主走向庸俗化时，人们不可能不关注到产生它的文化背景。即美国现实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肯尼迪总统为什么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这么想。当仅仅关注自身利益时，我们正在将民主权利拱手相让。多数裁决的原则就成为多数选举少数裁决。在资本至上的环境里，最终成为资本裁决。资本从诞生起，一直是把双刃剑。它既能整合经济又能炒作泡沫。为防止资本垄断，西方精英也是竭尽全力。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在“术”，而不在“道”。“资本智慧”总能找出摆脱法律束缚的“术”。神学家Reinhold Niebuhr说：“正因为人类能够接受正义，所以有可能实行民主，但又因为人类有非正义的倾向，所以必须要有民主”。但是这个民主不能是“以选票来争利，以势力来博弈”的游戏。而应该是揭示正义的途径。正义往往基于个体而达于整体。克服个人主义的倾向，树立为公理念是民主实践走向完善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放在中国：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主实践大致始于科举制度，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进入平民政治。但实质是君权下的有德精英治国理念。正是这种制度为国家提供了人才，缓和了社会矛盾，也正如此，延长了封建专制的寿命。在列强侵略和民主新思潮下，这种专制的弊病无法使体系自身调整。革命就不可避免。经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人们看到中国的民主实践也不尽人意。当将中国民主实践与以上民主的目标和条件相比时，差距也是非常之大。那么它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类似于美国，政府作为超强势力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结构不符合民主运作的先决条件G。此外，民众民主参政的平台匮乏（条件D不充分），大多数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低（条件B不充分），使得民众参与民主的积极性不高（条件A不充分）。而且，只有内部选拔没有公开的选举。正因此，西方将当代中国说成是专制独裁。而有些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如果民主=选举，那么这种观点或许有道理。但是民主的内涵远远大于选举。中国政治体制的确不民主，但认定它为专制独裁，则逻辑依据不充足。民主是国策体现民意并造福多数。选举仅是体现民意的一种方式， 不是唯一方式。让我们用民主的五个道义内涵来梳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用逻辑来推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是个奇迹，而不可思议。历史上，任何大国的社会转型都付出惨重代价。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唯一的例外。当现在回顾它的历程，可谓是非常艰难。从解放思想到真理标准，从摸石子过河（小岗村）到杀开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从国企改制到引入市场，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价格闯关，从与国际接轨到世贸谈判，，。每一步都困难重重。每一步的成功都是下步的必须，而每一步的失败则全盘尽失。那么，在一穷二白的大国进行如此社会转型，克服这么多困难而不犯大错。靠的是什么？如果说这是独裁压迫与贪污腐败的结果，显然是荒唐的，因为独裁和腐败的体制是无法促进经济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靠得是自身某种调节改错的机制，靠的是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同时发挥集体的优势。而这正是民主运作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在决定改革开放政策过程中并不存在决策独裁。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预定可行的决策供执政党专制。在不清楚什么道路走得通时，只能通过解放思想大家想办法，不断探索与实践，才能将可行的方法集中并推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独裁专制是指执政党为自身利益而加强与控制权力。但是，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是执政党为国计民生而放权的过程。这两者是无法等同的。那么，怎么给改革开放下一个定义呢？笔者认为它是由执政党主导的，大多数国民参与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它的成功表明在其过程中含有很大程度的民主，其根源就在于“为公”理念。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在于脱离了“实事求是”，滥用“为公”理念。然而，人们也清醒地看到很多钱权交易，个人意志等等腐败现象存在于改革过程。为了改革成功，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已看清民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包括执政党。但中国民主成功的保证恰恰是有序协商，稳定渐近的民主方式，而不是“茉莉花”式的革命。民主始于个体，必归于整体才有意义。离开“为公”理念的有序，民主的路走不远。民主基于现实，必适于将来才有意义。离开“实事求是”的探索，民主的路走不实。改革虽然初步成功，但是它没有终点。每个阶段都有新问题涌现。悲观者总是被那些问题所困惑。却不知只要坚持“天下为公”和“实事求是”，人们总会找到解决的方法。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关键在于开放。它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不拘泥于任何模式而又借鉴于所有模式。当然，中国民主不能依赖执政党为公的自觉。任何政党和民众都会有不自觉的时候。民主社会是要通过交流使得不自觉无法成为主流。从“天下为公”和“实事求是”出发，公民充分参加政治运作的平台是不难建立的。
5. 民主理念的历史使命：
在探讨中美两国的民主实践后，有必要总结民主理念的历史使命。自产生以来，民主一直被强调为政治理念。然而从其道义内涵来看，民主更侧重于文化理念。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因此诉求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正义的过程，改变自我的过程。通过民主方式集中起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形态，更深入地说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将人生价值定义为“处于利益链的最高端”时，民主的质量就降到最低端。因此，在诉求民主时，我们应该学会改变自己。民主不是绝对的自由。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民主的生命线就失去了。也就是说，通过民主运作来实现社会改良就不可能，革命就不可避免。革命不属于理想的社会变革。但它是天道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民主是文化理念，它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矛盾。资本主义强调资本的优点，而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的缺点。实践证明，合理的社会应当既能发挥资本整合经济的作用，又能防止资本成为“不劳而获”的工具。无论那种制度，关键在于谁能用好这把双刃剑。为防止资本垄断，西方想到政府限制，东方想到“为公”理念。然而没有 “为公”理念的政府往往是资本的附庸。倡导个人主义的西方在此陷入理论误区。Reinhold Niebuhr认为：社会仅仅是累积的个人利己主义，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为。这种论点说明这位神学家没有明白“心”的力量。“为公”理念是基于“同体感受”，即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它不仅仅是精神体验，更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力量源泉。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很难理解它的。精神体验的缺失反映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局限。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理性被完全引向思辨，而“内在经验、直觉”或康德的“纯粹理性”被基本忽视。当然这与西方对“纯粹理性”研究的技术匮乏有关，现代实验心理学仅达到潜意识的层次，但从来没有更深入的突破。因为他们不懂这种突破只建立在自身体验而不是它身实验；它需要实践者倾“心”的投入，它需要一批批人的探索和一代代人的传承。由此西方政治伦理学完全流于逻辑思辨，如目的理性，公共理性，程序理性等等。把民主简单地归于人权，并以个体寻求利益最大化来主导人的行为。并寄希望道德理性能产生于“你思”与“我思”的重合。然而现实是，个体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恰恰就是选择“我思”的过程，这种重合是不现实的。同时争利必然依附势力，否则一事无成。它必然导向“各说各有理”的势力博弈，乃至最后讲势不讲理。“你思”与“我思”的重合不能只停留在人权平等。平等的含义是那么深厚以至于只能用心去感受。在参观美国国会辩论时，现场使得笔者无语。大厅除了讲演者空无几人，那里没有表达与倾听的平等。真正的平等从不来自诉求，平等就在我们的心里，当“表达”时，不忘“倾听”，当“得到”时，不忘“奉献”，，，。将众多平等内涵叠加一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和的心，一种对“纯粹理性”（道）的体验。它是“Grace”的源泉，也是思辨理性的基石。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有“你思”与“我思”的最大重合。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中学”一文中说，西方像是用一条腿走路。
在描述“存在的内在秉性”时，东方就不仅仅导向理性，而是导向道理。道理就是“道”和“理”，即对道的精神体验，以及在其基础上的逻辑思辨。这样，人的行为不仅有寻求利益的思辨，也有对是否符合道与德的考量。做事求“心安”成为中国人的意识。“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都富有体验和思辨。道德考量的文化历史积淀使得中华民族具有较深“同体感受”和悲悯情怀。他们向往大同世界，喜欢群体生活。然而在西学东渐下，东方“为公”理念也陷入误区。首先，大同世界的理念脱离了对道的体验，反而依赖于西方超现实的意识形态 – 共产主义，并把所有制的公有作为“为公”理念的依据，而加以实践。如果说中国的这种实践产生于反帝反封建的救亡潮流而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在进入和平后，应当健全法治，走向德治，而不应该将维系“为公” 社会建立在“斗争哲学”的载体之上。 人们向往高尚，但无法移植高尚。“为公”社会的维系不能仅靠理念的坚持，因为它既不足于抵抗物欲的侵蚀，又容易造成理念的输出来苛求他人。“为公”社会的维系更应该通过道德的力量，因为它是和谐的本源。无论主义有多大魅力，人们最终都是跟德走。由此人们看到，东方在当代是用两条不健全的腿走路，一路跌跌撞撞。因此，我们不仅要恢复传统文化，恢复道德力量，也应该学习西方，走向公共理性，程序理性和沟通理性的细节建立，并形成自己文明特色的民主体系。这样人们会在维护整体的前提下，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作为文化理念，民主最终的诉求是道德。没有效率的民主是“民粹”，不讲次序的民主成“民暴”，不顾整体的民主叫“自私”，牺牲明天的民主谓“庞氏”，放弃责任的民主属“无知”。如何建立一个“为公”的社会使得资本不再成为桎梏是东西文明都面临的挑战。这挑战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理念，而是深及文化习惯与道德的力量。在它面前，东西方唯一可以依赖的仍然是民主。有西方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是左派思潮回归的年代。笔者感觉，这种回归更多会在经济层面。如果没有“为公”理念促进的有序民主所产生的效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无法在全球化进程中胜出。从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东方文明回归的年代。人们会更多地从整体和个体的平衡来看待问题。它也许漫长， 但它带着希望。
没错，Reinhold Niebuhr是不赞成人性完全是恶。但他还是主张人性基本是恶的。而且，西方基督教主流始终是这么认为。例如，Reinhold Niebuhr认为：社会仅仅是累积的个人利己主义，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为。这种论点说明这位神学家只有知识，而没有深度的精神体验，没有明白“心”的力量。
刘宗坤
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与二十世纪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名字似乎连在一起。不过，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却源远流长，它深植于《圣经》对人性的理解之中。只是，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政治灾难后，对于尼布尔阐述的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的智慧有了更深的体会。
立足点
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的立足点在于：正视人类本性的缺陷。用神学语言讲，就是人的罪性；用哲学语言讲，就是人的局限性。任何政治学说都与对人性的理解分不开。比如，孟轲讲性善，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修齐治平，这自然就有了圣王政治论；韩非讲性恶，人人天生叛逆，所以需要高压政治，严刑峻法。而《圣经》对人性的理解既非单纯的性恶论，也非单纯的性善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人类有上帝的形象，一切均为美好，这似乎倾向于人性为善。但是，始祖的沦落改变了这一状态。上帝的形象即使没有在人类身上完全丧失，也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人既沦落到罪的状态，故无法继续生活在非政治的伊甸园中，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组成社会，因而有了法律，有了强制，有了政治暴力。
奥古斯丁神学的看法
奥古斯丁以降的主流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尽管世俗体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它毕竟是人类罪性的后果，是人陷于沦落状态之后的权宜安排。在历史上，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状况，比如奴隶制、暴力、强制、压迫等，但这并不意味基督徒认同这种种不良状况。一方面，人类因沦落所造成的混乱和罪恶必须受到扼制。在世俗领域，国家便承担起这项任务。国家要维护最低限度的和平与正义，使人类在沦落状态中不至于弱肉强食、彻底毁灭。就此而言，国家法律无异于上帝对人类沦落所做的补救。国家既是对罪性的惩罚，也是对罪性的补救。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必须看到，人类无法借助政治手段达到完善状态，建立人间天国。上帝的国度是非政治性的。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这反映在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分立。世俗国家本身不具终极目的，而成为向另一更高目的演进的环节。她的本质不在别处，就在于其政治性。这意味国家不能以神圣价值的承担者自居，国家权力不能超出世俗事务的范围，而进入信仰领域。属灵事务乃在国家的许可权之外。因而，在人类沦落的状态，国家权力在世俗事务方面仍然能起积极作用，这是一种消极状态中的积极，是一种否定状态中的肯定。
「沦落」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现实，也成为奥古斯丁思考人本性和命运的出发点。人类社会的一切建构、一切法律和学说都必须从这一基本现实出发，否则便会导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不过，尽管他承认国家法律及其所维护之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但是他却不认同强权逻辑。换言之，尽管奥古斯丁在世俗范围内容忍强权的存在，但是强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理，建立在强权之上的国家和社会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正义的国度。奥古斯丁的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其奥秘就在于他所阐发的人类沦落与救赎的生存图景。这一图景把人之生存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即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世俗之城并非以信仰为生命，它只寻求地上的和平。其自身的和平目的，及臣民之间权力与服从的和谐关系，都当出于自愿，而限度则为：能够共同获得并维持有限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上帝之城——就是有限的人生中以信仰为生命和圣洁的那一部分——必须利用地上的和平，直到我们那需要地上和平的有限生命终结为止。”
新教对世俗权力不同的看法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张力，构成了后来基督教国家理论的特征。尽管随著教会权威的起落兴衰，人们对于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所代表的空间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二者之间的张力，却从没有随著历史上种种世俗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而消解。比如说，改革宗的《比利时信条》就重申，国家、君王和官吏均是人类沦落后的产物，上帝因人类处于沦落状态而赋予世界以法律和制度。世俗权利由此出现，并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世俗权力之许可权只限于关注世俗国家的福祉和保护圣职，却永远不能取代圣职。
不过，在国家和政治问题上，新教改革却存在著不同的走向。路德宗更多强调保罗所讲的世俗权力来自上帝的观念，把世俗秩序看作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在路德的神学中，遵守世俗秩序便成为基督徒的义务和美德。国家权力赋有神圣性质，它不容质疑，更不容摧毁。即使对于不义的世俗权力也是如此。不过，路德宗并没有取消国家法律之上的上帝的律法。比如，《奥斯堡信条》就明确指出，上帝的律法高于世俗律法，若二者相矛盾，则信徒应当选择顺从上帝，而非顺从人。
加尔文恢復了人的罪性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在加尔文看来，人类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之所以平等，乃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皆是罪人，人人皆要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之所以不平等，则是因为上帝让一部分人服侍别人，另一部分人则统治别人。这与人类始祖的犯罪无关，而是人类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就此而言，上帝的意志是人类靠理性无法把握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上帝为何会做如此的安排。加尔文派据此而以人的罪性作为社会学的出发点，即人不是因上帝所造才处于平等地位，而是因皆犯罪才有了平等。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种犯罪的命运，掌握世俗权力的统治者更是如此。因而，加尔文反对路德神学中把世俗权威神圣化的倾向，他更多承袭了奥古斯丁神学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把理性的个人主义与非理性的权威主义联系起来。
那么，对于加尔文而言，人的罪性和沦落，在社会政治方面到底意味著什么呢？简单地说，这导致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制约权力：“从人的堕落这一原理中，加尔文所引出的第一条结论是，统治者必须受到统治，换言之，应该施行某种‘控制与均衡’系统（简称制衡系统）。……在政府之中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实施‘制衡’，这在加尔文看来无论如何都不会贬损上帝的主权；事实上，它是对统治者内在悖逆上帝、自命不凡倾向的永恒控制，是对压迫人民之专制暴虐的永恒羁绊。”2显然，就人性沦落的现实和制衡权力的必要性而言，加尔文的思想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更具有实际的意义，更具实践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加尔文派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宪政民主革命的滥觞，并不是偶然的。
近代神学家重新阐释
近代以降，人类进步的观念风行，许多人相信人性的罪或缺陷可以借助社会进化或政治革命来克服。基督教的政治现实主义似乎被知识精英所遗忘。不管是卢梭还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其政治学说中，均不太正视人类的罪性。及至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运动先后兴起，席卷全球，造成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人们方觉察到近代各种乐观主义政治学说的悖谬。一些有远见的基督教思想家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中，重新阐释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并以此为宪政民主制度辩护。比如，尼布尔在阐述基督教人性论与民主的关系时就指出，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义的倾向则使民主成为必须。3
同样，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S.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4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
注：
1.Augustine, City of God,New York:Image Books,1958,页464。
2.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上卷，1993，页386。
3.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4,页xiii。
4.C.S.Lewis：Present Concerns，见罗秉祥：《认识应用教义学》，校园书房出版社，1991，页85。
原载《恩福》杂志
美国的神学家，社会学家Reinhold Niebuhr说：“正因为人类能够接受正义，所以有可能实行民主，但又因为人类有非正义的倾向，所以必须要有民主”。
这又是你对中华文明史的误读了。中华文明强调道德为先，但从来没有道德至上。中国历史从来就是儒法并举。法律是社会稳定的外在秩序，而道德是社会稳定的内在秩序。西方文明缺乏对人自身的理解，他们误认为人性恶，却没看到人性有善的一面。
人类文明的趋势无疑是要走向真善美，走向真正的自由。而且这条道路不来自外在（上帝那里），恰恰来自内在，即每个人心。如何能在精神道路上明白这个真理，那是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挑战。你可以将问题都归于外在，但你得不到自由。
西方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理论根基是人人都是罪人，人不可能成为圣人。必须有监督机制，控制人犯罪的天性。
而孔子的圣人理论，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监督机制。用个人修养来代替监督机制，不只是儒家，也是印度教和佛教腐败的根源。
把中华传统文明仅仅理解为礼治是偏颇的。
要了解中华道德文明，首先要了解其核心内容的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四书讲了什么呢？四书主要讲了伦理道德，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运作之道。孔子开启了以“仁”与“礼”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曾参与子思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提出了四端与四德的心性之论。而五经之首是易经。易学首先是哲学：它用两仪表述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并以多层次的两仪组合来表示事物的态, 从而引出哲学主题 - 变化； 也就是任何事物都遵循孕育、出生、成长、壮大、衰弱、灭绝再到孕育,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而事物变化的各种态衍生出的象数就成为演绎其发展趋势的依据。它造就了易学作为方法论的地位。它是人类最早的系统论运用，也是至今最完善的系统论基础。它揭示了系统单元的价值及其导向，对信息时代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即系统单元应该具有逻辑的价值，并有可思维，可推理的功用。这些为系统的归纳与演绎提供了基础。易学同时又是价值观和道德观，它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理以“仁”和“义”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阴阳互补，刚柔相济” 的动态平衡（中庸），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易学更是道，它透过理，象，德的层次而直指“存在”的道 – 即“天人合一的圆融”。它象征着人类至善至美的生命本源。五经的其余部分属于历史，礼仪，与诗歌, 它们提供了史实的借鉴，交流方式和审美趣向。可以说，儒学主导了中华传统, 任何能透彻四书五经的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汉唐以后，儒学融合佛教，道家的思想，形成三教合一的新儒学-宋明理学。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就世间万事万物而体认天理。这里的“致知”有两个含义，即知事，知己。陆王心学提倡“宇宙便是吾心”，指出反省的重要，人不必心外求理。与此相应的是，佛教从多种宗派汇集到禅宗，并逐步走向生活禅。至此，修齐，治平的价值观转化为可实践和内省的人生观。“要做事先做人，做事就是做人”的理念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主流, 它要求读书人从存在的整一性去对待“做人”，“做事”与“求道”之间的统一, 以修身作为立命的基础，并将人生看成是明理，载德，求道，奉献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中学之体。这中学之体不排斥学习任何其他知识，因为那是“道”与“术”,“体”和“用”的关系。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对国学脊髓的最好注释。因此，中华文明是“个体”与“整体”紧紧相联的宇宙观，及“做事”与“做人”融为一体的人生观。
礼治是指统治者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关系和名分规定来治理国家。儒家否认社会是公平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他们认为人有智愚之别，应有贵贱上下之分，而贵贱上下决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行为。如何维持这个不公平社会的秩序呢？这就要适用"礼"，"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首要准则，社会中人们的各种关系都要依靠"礼"来理顺，处理各种事情和判断是非也都要以"礼"为准则。安于现状，老老实实依"礼"而为，即为沐浴圣化之顺民，如稍有"非分之想"，则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就会受到"刑"乃至族规家法严厉的惩罚。
儒家的礼治理论在最开始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到汉朝时大儒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儒学才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董仲舒推崇"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即先用"礼"对民众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刑是"礼"的补充，是实现"礼"的工具。儒家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这是"礼"的核心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长幼、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礼治就是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不然，就是大逆不道。向臣民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使他们安于现状，老老实实做忠君、尊父、顺夫的顺民，而不敢、不想、也不愿改变现有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从而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的目的。
2．宣扬"性善论"。《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性善论"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依靠道德来对权力进行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统治者布德于九州、牧民于四海，对臣民进行礼德教化，臣民要修身养性、尊尊尚德、沐浴圣化，老老实实依"礼"行事，做统治者的顺民。
3．主张贤人治国。礼治的理想政治模式是"贤人政治"，所谓贤人就是统治者，皇帝为真龙、为真命天子，是上天派下来的圣人，其责任是确立"道"和"替天行道"，即实施礼治。雷霆雨露皆为天恩，统治者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天子是不会错的，臣民要听从天子和贤人的教诲，徇礼守法，安居乐业。
概言之，儒家的礼治思想就是：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得有丝毫的僭越。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徇礼守法，遵循固有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社会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儒家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
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不忠不孝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人人得而诛之；
“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结党营私，结党夺权争利，使儒家文化官场的传统文化；
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的恩典，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被儒家当作圣人，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出了问题都是小人（即下级）的过错和责任。
“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所以社会公德是不受重视的，自私自利衍生为团体、血缘和地域利益的亲疏，远近，轻重和高下。所以任人唯亲是儒家这种文化的延伸；而强权就是真理，有权有钱就有地位，只要有了地位，对于小人（劳动人民，下级和后辈）就会永远正确。
儒家构建的传统腐败文化的根源就是胜者为王，王者为圣，小人卑贱，败者为寇。
儒家文化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蔑视是根子里的，对法律至上是万分敌视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1、文革扫除了国学这些所谓的垃圾传统文化，扫清了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和社会阻力。
于是朝鲜战争打出来了国威，引入和发展了完整的工业、军工、教育、科研体系，导弹卫星核武器。取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美关系正常化，打破西方经济封锁，中美苏三分天下的世界格局。
2、改革开放纠正了航向，从学习一个有问题的派别（共产主义），转向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更符合人类自私的天性是自私的实际情况。共产主义认为通过物质丰富、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大清洗、红色高棉）能达到劳动成为人类第一需要的理论，是马克思犯的严重的错误，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带给人类巨大的悲剧的原因。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印度，就有更多的理解：
《亲身实录：关于印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4895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