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679: 给中国新领导班子的衷心建言

作者：黄卧云     制造对抗是一步险棋   (

     中共“十八大”的权力交接是它执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大会闭幕的那天，七常委非常意外地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出场亮相。这既不是一次盛世时代的接班，像道光那样上承乾嘉之世，也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一次接班，像邓小平那样有毛泽东留给他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清王朝在经历了乾嘉盛世后，已是极盛而衰，各种危机隐约可见。官僚体系在乾隆时就已深度败坏，使嘉庆一上台就必须进行改革，撤换和清理和?的权力网络。对王朝更具破坏力的，还是在南方四处蔓延的秘密会社和北方白莲教的反叛，也是朝廷最大的隐患。不过，在道光继承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仍然多于负债，但新皇帝遇到了其父辈完全不曾碰到的情势，即来自西方的侵略，对此他完全没有任何应对的准备。如何对付“英逆”成为道光一朝最头痛的问题，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守势，非常被动。就在他死的那一年，一场大叛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动摇了帝国的根基。邓小平的幸运在于，毛泽东留给了他广阔的治理空间，物资供应全面短缺，政治运动使人们身心俱疲，只要停止抓革命，放松社会控制，实现政治和生产的正常化，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就能大获改善。虽然经历了文革，但权力的根基还没有受到大的损害，甚至十分牢固，对邓小平来说，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真是一个制造盛世的极佳机遇。事实上也的确制造了盛世，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约30年间，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盛世时代，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

 

     江、胡两代中共领导人治理20余年，既是这个盛世的顶点，也是这个盛世的转折，转捩点出现在胡温班子的第二个任期内。到“十八”大召开时，天、地、人各方面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2008年为界，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迷，天时不利。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大举进入带动起来的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不再廉价，世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已不在中国，地不利也。在“闷声发大财”的思想主导下，官场腐败难以想象，超出想象，权力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大众对官员的恶评充斥于互联网，官民严重对立，失去人和。

     威权的稳定是有代价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矛盾的积累，并延迟解决的时间。在权力斗争中是没有“人和”可言的，这里的规则要么是服从，如毛时代对毛的权威的顺从，要么是依靠实力平衡，在绝对权威消失后，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是权力均衡的结果。毛泽东威权的稳定以刘少奇、林彪死于非命、“四人帮”身陷囹圄为代价，其积累的矛盾由他的后继者消化。邓小平威权的稳定以胡、赵下台和89年“群体”事件为代价，江、胡为了稳定，在政治改革上无所作为，权力放任自流，疯狂寻租，使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胡温班子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把握了真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措施，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对眼前稳定的需要压倒了社会和谐的长远目标，同上届班子一样对不满的民众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和谐”也成为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词语。

     新班子仍然走自毛以来的威权路子，但其面临的问题比毛以来的任何威权领导都多，而且多得多，说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还不止是过去30年累计而成的，而是过去60多年中累积而成的，自毛至邓，至江，至胡，旧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被切割，也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新的继承者不只是继承前任们的全部权力，而且也要继承他们的全部问题。毛有开国领导人的特有的权威，这是他无与伦比的优势所在，如果不是他异想天开的个性，真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潇洒：久经战乱的国家需要休养生息，有刘少奇等一批务实的干才主内，有周恩来等一批擅长外交的人物主外，都极其地忠诚于他，听从他的调遣。但他喜欢对抗，他的好斗与生俱来，看上去他总是斗赢的一方，总处于对抗的上风，可世上从来没有只赢不输的游戏玩家。1971年毛在南巡途中出其不意地向林彪亮剑，在结束南方之行回到北京时还觉得稳操胜券，就在决战的最后时刻玩出了天大的意外，副统帅和接班人出逃。林彪死于他乡，而毛泽东也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不但他那顽强的身体被击垮了，而且他发动的文革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失败。在这场对抗中，没有赢家，毛同样输了。毛林对比，毛的力量太强大了，一个号令全国，一个是怕光怕风、深居简出的病夫，但再强大的力量也有弱点，有缺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林彪弱势但倔强，顶住毛的压力不做检讨，无论如何这是毛不能容忍的，他必须永远正确，是永远的胜利者，但这次，自己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再不能所向披靡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对毛的一次公开反抗。

     邓小平执掌大权时条件得天独厚，本来在毛时代就应该与民休息，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邓小平身上。邓所面对的民众刚刚从长期封闭中走出来，多数甚至还没有走出来，对绝对权力的认同度依然很高，这是邓继续威权治理极为有利的社会因素；在权力圈子内部，邓虽然没有绝对权威，但享有较高的权威，是毫无疑义的第一执政官，在内部，没有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他一度满意地看着西单民主墙支持自己的言论自由，并支持这种自由。当然他对民主自由的容忍也到此为止——止于对他的支持，他绝不能容忍对他不利的自由和民主，但他尽量不去主动扩大社会对抗。江、胡二人作为邓小平指定的继承人谨守邓的遗训，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天时尚在，中国经济才刚刚起步，正好又赶上了世界经济景气周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即将迎来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时期和土地财政的盛宴。发展经济为他们提供了政治上转圜腾挪的余地，但他们已经不能靠权威来保持权力和实施自己的政策，而要靠权力的平衡和妥协来应对权力挑战。但平衡的难度显然越来越大，到胡温后期权力斗争已经表面化，威权主义路线已经难以为继，薄熙来事件公开暴露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平衡差点就要被打破，它对高层带来的震荡超过了“四人帮”被抓，这也预示，今后权力内部的平衡将更为脆弱。

     “十八大”的新班子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复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社会对抗加剧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政治认同的程度为中共执政以来最低，政治权威持续衰减，权力无论在内部的凝聚力还是对社会的凝聚力都相当不足。现在治理者不但不能依靠经济奇迹为政治提供支持，相反要为经济摆脱泥潭提供动力。一句话，在新班子接手的资产负债表上，净资产日见其少，负债日渐增多。这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而是一种风险已累积到极高的情势。

     从目前表现出来的治理思路看，新班子采取加强权力的方式进行应对，它隐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即造成当前权力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的权力使用力度不够，是放松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不久以前，官方发起了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攻击，使人联想到邓小平时代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反对的范围更加宽泛。接着，大规模地展开了对网络言论的严打行动，抓捕了一批比较活跃的网民，采用羞辱人格的方式打击微博大V。之后，“两高”出台关于网络治理的司法解释，力图将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空间完全挤压掉，不留空隙。根据该司法解释，某一帖子如果被浏览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500次以上，发帖人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也是根据该司法解释，甘肃一位未成年的中学生以涉嫌网络造谣被刑拘，体现了当局坚决打击的决心和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执行力。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当权者主动制造社会对抗是一步罕见的险棋。无论是主观目标，还是客观目标，社会治理都应是把社会引向和平，防止社会被利益冲突所分裂，而绝不是挑起对抗。在民主制度下自不必说，这一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动态调整利益分歧，这使民主社会富有包容的弹性，不至因利益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家长式治理的首要目标仍然是防止社会对抗，儒家把这种社会的秩序以及维护这一秩序的要义归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要维护这种等级秩序，必须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一旦君不君——君主直接与臣民冲突，父不父——家长直接与子女冲突，家长式的治理秩序就不复存在。

官兵移师互联网，在互联网开辟新战场，意味着现在和将来要比江、胡时期花费更高的成本“维稳”。互联网是个无边无际的战场，这个战场有很多阵地需要占领，如短信阵地，博客阵地，微博阵地，微信阵地，而且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阵地，占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阵地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绝不是占领报刊阵地、电视阵地那样轻而易举，所需开支和人力难以估量。

这还不是最大的管理麻烦。战争宣言已经发出，第一阶段的战争已经开始，宣战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战争如何打赢，战争如何结束。现在的战略似乎是杀一儆百。但如果杀一不能起到儆百之效，下一步的战事该怎样进行？这恐怕是战场指挥者最棘手的问题。亮剑容易收剑难。从实践来看，自“两高”出台网络涉罪的司法解释，到甘肃张家川县网上发帖的中学生被抓，虽然个别微博大V变得出言谨慎，但总体看，人们一如既往地发表意见。发表合理的意见，直斥赤裸裸的荒谬，使他们无需惧怕。对体制内的人，吓阻战略会相当有效，对体制外的人，它的作用就小得多。在微博大V薛蛮子以涉嫌聚众淫乱被抓后，有着1600万粉丝的另一微博大V潘石屹随后也被请到中央电视台出镜，对有司的网络整治结结巴巴地表达了支持，网友们拿他的结巴打趣，并认为他因恐惧而结巴，但在少年被刑拘一事上，他没有沉默，他及时发出一条微博：“关注张家川，关注那位中学生。”相对于成千上万的具有强烈自由表达意愿的人，个别少数几个意见领袖的退场，不影响整个舆论场的民间力量，正是由于民间的舆论压力，张家川官方被迫释放被抓的学生，他们刚刚勇气十足亮出的剑，也只好收回。不仅如此，亮剑者随即被网民揭露出各种腐败丑闻，而该县警察头目由于贪污被停职。

前一段时间的密集打击没有对网民起到震慑作用，这使发动这场网络战争的管理者站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战争的第一阶段不能取胜，是就此退让，还是使打击升级？刚刚交火就班师回朝，承认失败，这不合情理，加大打击力度才是正常选择。我们设想，把这场战事的规模升到最高阶段，像毛泽东时代“反右”那样全面打击知识分子，临之以高压，加之以剥夺权利。即使做法一样，效果也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那时，一顶“右派”帽子足以对人造成灾难性打击，不仅在物质利益上是灾难性的，在心理上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可事到如今，估计不会有人在乎“右派”这顶政治帽子了。

一个两难局面必定摆在眼前：如果进攻，虽然武力依旧强大，但难以发挥效力，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再强大的力量也有弱点；如果退兵，势必导致威胁失效，那些宣扬西方价值观的人、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那些痛恨贪污腐败的人比以前更加大胆地发泄，对抗激起更大的对抗，而这完全背离了决策者的初衷。这看似是一场针对网络谣言的战争，但其涉及范围极广，中国网民今天已达数亿之多，任何一个网民都可能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成为网络造谣者，就像被刑拘的中学生杨辉一样。

以对抗消灭对抗不止是一步险棋，而且不可能成功。在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中，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战，无产阶级战而胜之，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本质就是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人们可以寻求合作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可马克思看到的社会是充满冲突的，并且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大冲突，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消除冲突。但消灭资产阶级并不等于就消灭了冲突，从此就实现了人类大同。苏联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对抗，但官僚同社会大众对抗非常激烈。中国社会主义消灭了地富反坏右的对抗，但大量的群体事件表明，今天官民对抗的严重程度，完全不是当年地富反坏右的对抗可以相比，而且事实上，当年的地富反坏右根本不是对抗的一方，而只是被镇压的一方。

马克思为共产革命提供一种极端主义的哲学和思维方式，即反对合作，坚持斗争。毛泽东把斗争的哲学发展到极点，运用到极致，他的精神遗产今天在继续发挥作用。他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思想的极端性。该文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他高度赞扬了“农会独裁一切”，为农民的暴烈行动和为所欲为喝彩。暴力革命与极端主义经常有如形同影随。暴力革命者主动挑起社会对抗，说到底还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马克思信心满怀地宣布那样，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光脚的革命者和穿鞋的执政者所面临的任务完全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会完全不同。一个是暴力破坏，一个是建设。破坏务求彻底，建设讲求适度；破坏在于打败对手，建设需要协商与合作；破坏要鼓动仇恨，建设需要善意。对抗的极端路线在建设中是走不通的。当社会对抗风险很大的时候，合作尤为重要，而不是扩大对抗，当仇恨可能会撕裂社会的时候，善意和协商尤为重要，而不是继续挑动相互间的仇恨。即使像毛泽东那样集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于一身者，在执政后依然走革命的极端路线，直至发动文革内乱，却至死也没有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