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583: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对的？

2012年 03月 05日 07:41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对的？

 

Al Lewis

鉴

于所有媒体报道都聚焦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每年一度致股东的信上，人们很容易忽略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发出的一封更有紧迫感的信。

与巴菲特一样，格兰瑟姆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价值型投资者。他是投资公司GMO LLC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管理着970亿美元资产，虽然这只相当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市值的一半，但仍足以让格兰瑟姆致GMO股东的信值得关注。

在广受期待的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满足于重复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如“美国的好日子还在后头”等。这位“奥马哈先知”不仅声称“美国银行业已经恢复元气”，甚至还设法看到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积极一面：大批因丧失赎回权而“丢了”房子的人其实是赚了一笔，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进行了债务再融资，而他们通过再融资拿到的钱比他们因遭遇止赎而损失的钱还要多。

然而，格兰瑟姆则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并且没有对美国已经受损的经济制度的未来“废话连篇”。

格兰瑟姆在信中写道：资本主义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

资本主义已经向我们证明，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至少说对了一部分。格兰瑟姆写道：他们当时盼望出现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资本主义更加强大并过度扩张，最终达到不顾后果的“境界”。

他在信中说，全球化会为资本家提供更多自取灭亡的工具......出卖这些工具的资本家们终其一生都在为做成一桩好买卖而拼死竞争。

格兰瑟姆是英国人，早年曾在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攻读经济学，后从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他的投资生涯始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他在那里担任经济学家。之后，他于1977年创立了GMO。

一贯持悲观态度的经济学家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西蒙·康斯特布尔(Simon Constable)的专访时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摧毁的观点是对的。

格兰瑟姆说，相较其它任何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做得更好。不过，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两三个主要缺陷却可能是致命性的，而且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举例来说，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制度是不能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债务上的，不能允许公司来管理政府、掠夺财富，这种“不计代价求增长”的做法可导致整个制度的毁灭。

以下是格兰瑟姆提到的一些细节：

- 资本主义寻求的是增加债务，这使得现金流的未来价值大打折扣：我们的子孙将一无所有。

- 公司愚蠢地奖赏那些使企业背上债务的高管：高管得到的总报酬从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时代为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增至如今的600倍以上，而同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才智有了普遍性长进。

- 资本主义以利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缺乏道德观念和良知。无论最高法院可能会怎么想，它不是人。”

- 人们钱借得越多，押下的赌注就越大。“借贷可以一次次地增加你的回报，直到突然令你毁于一旦。”

- 这次与以往并无太大不同。“别去理睬那些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他们试图让你相信这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就算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这么说也别理睬它。不对。如果是美联储，要格外提防才是。”

- 华盛顿正逐渐变成公司的附属物。“资本主义最不缺的就是钱，它试图用钱来买影响力......而他们试图影响的东西正是对社会的存在最为重要的东西。”

- 大公司也于事无补。“有操守的首席执行长们或许可以将一家公司勉强维持一段时间，但这是靠不住的权宜之计。”

- 经济理论可能忽视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缺乏应对有限资源的能力。资本主义希望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侵蚀有限的资源，潜台词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像污染浪费的发达国家现在那样过日子。”

- 我们将耗尽的并不止是便宜的石油。“由于土壤腐蚀和肥料用尽，人类将丧失供养自己的总体能力，这一点几乎无人关注。”

- 美国人过于乐观。“他们对生活采取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只听好消息。总有个别缺乏远见、缺乏简单常识或身不由己的专家，比如谋杀案审判中的'专家'证人，这样的人可以被拉到众人面前然后貌似可靠地说：一切总会好起来。”

- 政府必须介入。“为了让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最终命运的预言不变成现实，在资本主义变得过于骄傲自大并引发一些严重社会反应之前，我们需要一些开明的政府调节。”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工人会团结起来。“在没有工人的情况下，开展工人革命很困难。将自动化机械设备组织起来将不是件容易的事。”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2012年 03月 02日 15:37

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Stanley Lubman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美之行结束不久，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近又发布了有关中国经济前景的报告，这两件事可能再次引发围绕国家主导的“中国模式”这一经济发展道路的论战。随着这些争论的展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版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的是市场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被外界充分理解。外界预期，习近平将成为中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

 

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不仅是为了针对全球经济前景进行抽象的争论。中国经济中的国有部门的持续扩张不仅限制了私营部门的发展，也令国有企业在国内的一些市场享受着外企无法得到的优待。随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有可能成为中国投资目的地的国家需要更加了解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之间时常出现的关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从事公司法比较研究的学者米尔霍普(Curtis Milhaupt)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林立文(音)最近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为了解国有企业组织中所谓的“黑匣子”部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林立文和米尔霍普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由大型国企和相关企业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的多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中央控股公司”，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该机构是所谓的骨干企业的主要股东。反过来，骨干企业拥有这一集团中所有国有企业（包括一家金融公司，该金融公司为成员公司提高融资服务）的多数股权。

Reuters

这些垂直一体化的集团共同控制着大约120家国企，由政府通过国资委进行控制。林立文和米尔霍普在文章写道，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相当于中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集团间通过设立合资企业、结盟和持股的方式建立联系。此外，上述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党组织结构。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国企的高管人选，反过来，一些高管在政府和党内担任职务。两位作者强调，在这种结构中，存在着若干条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文章中说，这些等级森严的结构存在于复杂的网络之中，网络中不仅有其他公司，还有党和政府的机构，这些公司和机构在有关生产和政策执行等诸多事务中互相交流，互相合作。

这一体系对市场竞争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得以免受反垄断制裁。另外，正如《经济学家》(Economist)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那样，政府有选择性地执法，令私营部门的竞争者动弹不得，而且外企也被挡在门外，不得收购当地企业。

理解国有企业的治理方式并不容易。林立文和米尔霍普说，国资委会对国有企业的股份转让拥有控制权。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董事会，股东的权益不受重视。

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豪森(Nicholos Howson)和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克拉克(Donald Clarke)最近通过对中国股东派生诉讼进行研究发现，尽管在有限责任公司（封闭公司）使用派生诉讼起诉内部人士和控股股东滥用权力的案件不少，与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衍生诉讼（包括上文提到的集团中的国有企业）居然完全没有。同时，研究发现，由于股东对封闭公司（即中国法律框架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诉讼的出现，私营部门的透明度得到了改善。

虽然国资委对受其监管企业的控制力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每家国企都由内部人士控制，这意味着企业治理非常薄弱。股东在公司事务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也不能向法院提出申诉。缺乏透明性意味着公司的管理不当可以很容易被隐藏。

围绕中国法律和中国国内公司治理的问题看似遥远，实则不然。如果任何一家国企有意在美国投资，都必须接受跨部门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审查。该委员会负责对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合并或收购案进行评估。美国法律特别规定，外商投资交易中的外国实体如为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就必须接受审查。外国公司有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正如两个知名案例所示，这项标准不仅含糊不明，而且整个过程带有政治意味。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国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hina National Overseas Oil Corporation，简称：中海油)2005年试图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一事。在接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之际，这桩收购案便引发美国国会的激烈批评，最终导致中海油撤回收购提案。据说当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Georgetown Law School)中国问题专家费能文(James Feinerman)曾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争论与一种视中国为危机的零和观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他们以后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不能给他们任何好处和优势。

这种观点在2011年得到凸显，当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Huawei)试图收购加州一个小公司。华为说自己是民营企业，不是国企。在这笔交易接受监管者调查时，彭博(Bloomberg)一篇报道援引情报官员的话说，华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关系密切，并似乎保持定期联系。在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下，华为最终撤回了收购提案。

在这宗华为收购案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预测，随着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政客们都在寻找批评对象，中国公司在美国所处的环境只会愈发恶化。从不久前共和党的部分总统参选人进行党内初选时所发表的言论中就可看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去年11月指出，罗姆尼(Mitt Romney)与其他共和党参选人已经加大了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指责力度，说中国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是导致美国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不过，指责中国的并非只有共和党人。这篇文章还援引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中国问题顾问的话说，要“强硬”面对令美中关系陷入困境的经济问题。

虽然近来围绕中国的很多政治性言论都可被视作选举年口号而忽略不计，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仍将继续成为华盛顿领导人可能会“强硬”面对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应该的。如果一家中国国企看起来可能会投资美国，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很可能很难查清其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而中国方面也很可能不会展示令人满意的透明度。

作者是长期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驻校杰出讲师，撰写过《笼中鸟：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