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545: 解析中共治藏得失

解析中共治藏得失:从1951到2011 为何花钱不得好？

文章来源: 凤凰周刊

核心提示：西藏，从来就被中共视为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地区。毛泽东当年就亲自总结出若干条“西藏特殊论”，认为西藏即使与其他民族自治区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特殊地区。其审慎态度，可以追溯到1952年，解放军在拉萨创建第一所小学时，都曾被毛严厉批评违背了西藏的宗教政策。继后的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亦反复强调西藏工作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而今日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更因在1980年代末西藏局势最混乱复杂时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并成功扭转局面，而深知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尽管拉萨“3.14”骚乱在大陆人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尽管达赖喇嘛隔三差五的“窜访”，让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频繁表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60年来，中共对西藏不计代价的苦心经营，让那些即使同情达赖喇嘛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西藏无论是物质成就还是民生提升指数，都取得了惊人成绩。最能直观说明这种成就的莫过于，由西藏进入尼泊尔或不丹境内时，在中国国境线这边，无论是居民的住房、服饰，还是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都明显超过国境线的另一侧。

另一个或可让中共反驳西藏是被汉人统治的事实是，中共成功培养了一大批西藏本土干部。西藏各级官员中，藏族官员的比例，已占到了70%以上。

尽管西藏问题上，国内外依然存在各种隐忧，但相对而言，目前西藏的形势或许是60年来对中共最为有利也最为主动的时期。

统战路线与组织路线

许多西藏人习惯于将平措汪杰称为“解放军进藏的带路人”。他是藏区唯一一位自发组织地下学习而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也是极少数受过高等汉语教育的藏人。这个唯一性，使得无论是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会见达赖喇嘛，还是达赖、班禅赴京与毛泽东见面，担任翻译的，都是平措汪杰。

藏区没有党组织，也几乎找不到懂得汉语的藏人，中共最重要的工作法宝——群众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种环境中面临空前困境。对西藏工作，中共只有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第三个工作法宝：统战路线。

鉴于上述特殊性，鉴于西藏长期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共1951年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前所未有地在中国版图内留下来一块不搞社会改造、不发动群众的特殊地带，继续保留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并在过渡期内严格恪守。

这个阶段，实际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平行控制西藏：一个是由进藏解放军组建的西藏工作委员会和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它承担过渡政府的职能；另一个，则是听命于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

其后成为中共治理西藏最重要的本土力量，一个是以十世班禅为代表的宗教力量，一个是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世俗政府高级官员。

达赖和十世班禅这两位宗教领袖，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威。但彼时班禅已两代势力微弱，十世班禅在解放军进藏前正避居青海。大军进藏前，班禅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国家统一，要求尽快解放西藏；而达赖喇嘛当时还在是逃亡印度还是接受中共统一之间摇摆。虽然中共对达赖和班禅的统战工作同等重视，但谁更亲近新政权，一望而知。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出走后，班禅就成为中共西藏统战工作中宗教界第一号人物。达赖上层叛乱，藏区不少普通百姓参与其中，不能不让擅长走群众路线的中共痛定思痛。于是，在百万农奴大翻身的社会改造工程中，中共放手在西藏底层民众中培养自己的干部。

历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出身，是观察中共在西藏培养本地干部成效的窗口。这个必由藏人担任的职位，第一任是曾为旧时代高官的阿沛·阿旺晋美，继任者天宝则是四川藏区加入长征红军的穷苦出身，之后从多杰才旦到江村罗布则完全是中共由地方一手培养起来的藏族干部，再之后的列确，是翻身农奴的第二代。

社会改造极大冲击了西藏的既往社会结构，最大利益受损者自然是僧俗权贵集团。班禅耐不住改造运动中过火和极端行为，遂有了《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一文，史称“七万言书”。

时值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被指为“宏观上肯定，具体上否定”的建议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很快，有了“班禅叛国集团”，最终班禅在文革爆发后入狱。

文革期间，西藏本土的红卫兵狂热参与“破四旧”，造成一场文化浩劫。而年轻一代与宗教开战的决绝，则证明了中共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宗教渗透到日常生活每个细节的特殊社会，同样有神奇之效。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班禅获得自由。当时的拨乱反正，令中共在西藏的本土政治资源面临极大尴尬。重获自由的班禅在藏区拥有极高声望，而中共从运动积极分子中培养出来的本土干部里的不少人，被班禅视为“投机钻营分子、地痞、流氓无产者”。

尤令中共尴尬的是，文革时被一风吹的宗教热情重新燃起。各地重建寺庙的热情高涨，班禅所到之处万人拥戴。甚至当时中央与达赖接触后、达赖代表团回国时，当地政府原以为长期批判的达赖会遭遇老百姓的无礼举动，孰料竟出现万人空巷的欢迎。

剧烈的转折，使得西藏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局势最不稳定的震荡期。然而，比骚乱频生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藏当地官员无所适从。

最终，从民间到管理层的混乱和失序，导致骚乱不断，1989年3月5日的拉萨骚乱则是其顶点。这种局面由时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胡锦涛不动声色地扭转。统战路线与中共自身的组织路线此消彼长的情势，自此在西藏终结。

1951-1978：军人建藏

西藏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境况，注定由内地汉族官员长期扮演中共治藏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中共进藏之初。

中共建政之初，在各地建立基层政权中，军人都扮演最重要角色，大批军人脱下军装就地转业成地方官员。而以西藏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堪当发动社会改造和建立政权重任的，也唯有军人。

解放军进藏后，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进行自治区筹建工作。1956年筹委会成立后，又从各地抽调5700余名军人入藏。

1950年，毛泽东在决定派遣军队入藏时，曾考虑到西藏环境的特殊性，提出入藏部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鼓励士气。但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三年一换完全不可能做到。军人就地转业后，甚至最后把在内地的家属也接到了西藏，由此，有了第一批在西藏高原出生的汉族孩子。

从1951年至1960年代中期，解放军先后有10万余人入藏。直到1970年代中期，在西藏的2.4万各级官员中，大多数是军人出身。

自1965年后，不再有军人为了地方建设被系统性抽调入藏。但此时军人依然在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中扮演西藏建设中的特殊角色。彼时，大陆技术落后，物资力量贫弱，在藏区修筑道路，能依恃者只有军人的牺牲精神。其间解放军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比任何一地都来得更为惨烈。

西藏自然环境特殊，内地生长的汉族人长期居留会造成何种生理和心理影响，正是这些军人在建藏经历中用自己的身体代价总结试验得来。

随着这批进藏官员历时日久，西藏特殊环境对健康造成的恶果开始显现，心脏病、肺气肿、高血压等普遍发生。加上他们家人分离，中共开始注意到从内地抽调汉族干部入藏，有别处完全不同的巨大成本和代价。1965年后，从内地抽调官员入藏的安排近乎停顿，除了文革期间政局混乱，中央无暇仔细深究如何解决此一问题外，这亦是原因之一。

其后果是，这批人长期无人替换，变成“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一代人。这批人中留下来成为地方干部的，也是中共60年来援藏干部中付出牺牲最大的群体，不少人从1951年一直待到1978年。

此一时段的内地援藏官员，在西藏建设史中被赋予特殊地位，但其工作难度远大于后来者。

虽然期间有交通、邮政、通讯、气象、地质等发展建设项目以及文革期间的“小三线”工程，但他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西藏社会。不过，在1959年之前，为做好对达赖集团的统战工作，中央有“两个全局”、“两个决不能”、“四个事关”之类的严厉戒条，在改造西藏运动中建功心切者往往动辄得咎。在西藏特殊社会的现实与他们所受的政治教育之间，他们往往两难。

1959年之后，他们终于得以放手大干，对西藏政策由审慎稳健变成大刀阔斧。相比内地，西藏的传统社会在他们看来显然是个更为反动封建黑暗的社会。然而，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他们的工作难免被批评为“过左”。

整整一代人的付出，似乎不断遭遇来自组织的否定和抛弃。这也是后来在80年代初西藏汉族官员人心浮动、无所适从的原因。

1979-1993，轮换进藏

文革结束后，西藏建设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对西藏，此时的政治口号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中共对西藏政策，是加快西藏经济发展，帮助西藏地方建设。“援藏”一词正式出现，别于此前的口号。“援藏干部”、“援藏项目”等名词应运而生。

与此前相比，西藏政策的特征是物质上的“强力援助”。除了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外，还有43项中小型工程。

由是之故，几乎被中断多年的内地抽调干部赴藏再度兴起。1983年，国务院又决定由四省对口支援西藏，定期抽调援藏干部形成机制。鉴于此前的进藏干部，一旦进藏便等于终身驻藏，对其造成极大伤害和不公的问题，后来内地向西藏输送干部的机制被确定为轮换进藏。那些扎根西藏十余年的汉族干部终于有机会回到内地。

1979年8月，文革后第一批援藏干部近3000人赶赴西藏，这是西藏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到1980年代中期，前后约6000余人参与援藏。

但是，此时援藏干部虽名为轮换进藏，但对援藏时间并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规定。而且这些援藏干部的隶属关系属于西藏地方，援藏经历是否会成为将来仕途的加分的激励机制？在当时，中共尚未就此形成像今天这样系统而明确的援藏干部任期制和升迁规则，援藏干部指标并非是一项值得争取的机会。

同期伴随援藏干部入藏的，还有从内地抽调的数百名医生、教师等技术援藏人员，与官员相比，他们的西藏工作时间有3年即回的明确规定。

这一时期的援藏干部，为西藏带去不少建设项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藏建设的欠账，但在1980年代中期，轮换援藏机制中途颇有波折。

当时一些西藏本土干部认为汉族干部在西藏的权重太高，加以文革期间西藏各级政府表现过左，胡耀邦在1980年6月视察西藏时，认为应当尊重当地感受，撤出大部分汉族干部，只保留15%。这不但让那些长期驻扎西藏的汉族官员得以返回内地，亦使刚到西藏的援藏干部，大多很快收拾行囊重回内地。

那一拨撤离潮中，约有2万余名汉族官员回到内地，连同其家属，则有8万多人，中央为此花费了1.6亿元。但随着官员撤离，各地医生、教师、技术工人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随着这股风潮纷纷撤回内地。故而，像孔繁森这种一次次入藏、热诚不减奔忙不休、最终以身殉职的官员，就在当时显得格外罕见。

技术人员的大批离去，对西藏社会造成极大冲击。譬如因为会计回到内地后，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连工资也发不出，一些医院医疗器械无人会用，连手术都没法做。

胡的讲话，对各民族地区都有一定冲击和影响。当地少数民族官员和汉族官员整体上对此态度明显有别，亦对1980年代西藏社会的看法评价相去甚远。但此后在各地引起一系列社会震荡，则是不争的事实。

1989年拉萨事件后，西藏人心不稳的局面被迅速扭转。派出援藏干部继续成为中共治理西藏的重要手段。

除“直接式”援藏之外，各地从1985年起积极通过开办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输送建设者和管理者。2007年3月在南昌举办的全国内地西藏班（校）校长会议透露，截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20个省市办有西藏班（校），覆盖了从初中到大学所有办学层次，先后培养学员1.43万人。他们在优先考入相应大学后，还会被优先发展为中共党员。

定期轮换援藏

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强化了内地对西藏的援助。对口支援西藏的省份由4个变成14个（首批10年），最重要的变化，是明确了援藏干部的任用机制：分片包干，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它不但使援藏干部进藏、出藏的渠道顺畅，预期明确，也因中组部提到援藏干部时，有援藏期间表现好的干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提拔使用的精神。援藏，第一次被配备了使之可期的激励机制。

据统计，1994至201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6批共选派4742名援藏干部，支援完成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4393个，总投资133亿元。

对保证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而言，同一行政单位自行选拔固定指标的官员到对口支援单位，使得前后任的经验和项目更容易传承。对受援当地而言，由于援藏干部是以人带项目带经费的机制，地方政府自然求之不得。

正是这种定期轮换援藏机制，取得了较以往更好的效果。到了2001年的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后，已扩大为17个对口援助西藏的省区，其对口援助关系被继续延续10年。此次会议后，17家央企也参与到对口援助中来。

此前，援藏内容仍旧主要是人的输入——援藏干部需要充当各种“说客”，想尽办法为援助地拉项目、找资金。1980年代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官方的宣传材料中，也能够找到他在内地熟人圈内要钱要物的描写。

因为拉资金、项目的功能性角色，众多援藏干部甚至被要求常驻内地，或只能频繁地往返在长途奔波上，很大程度限制了援藏干部进入本地治理的架构中。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新援藏政策要求不仅要定下援藏资金规模，而且各项目要写入各省市援藏五年规划，援藏干部从此无需再跑要项目。

不过，直至目前，多数援藏干部也没有从招商引资类的角色中位移出来。其工作重心基本上是围绕着项目的内引外联，牵线搭桥，担当受援地方与支援单位之间的沟通者。

援藏干部三年的轮换时间，无疑使其较易保持带着热情来、带着热情走的状态。不过在西藏当地，亦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微妙心理攀比。

在援藏干部内，不同地方、部门派出的援藏干部待遇差别极大，如东南沿海某些富裕省份，援藏干部每年光招待费就有几十万元，自然令人眼红。而那些属特殊历史造就的长期在藏汉族干部，对援藏干部这一新群体，更易产生心理失衡。他们将自己比喻为“无期徒刑”，援藏干部是“有期徒刑”，“凭什么在西藏只待三年，回去就封官进爵？”

这些人的感触，除待遇和个人健康蒙受损失外，主要源于在西藏和内地都遭受冷落。在西藏，因为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人大选举，基层汉族干部在得票上明显竞争不过藏族干部，仕途无望；他们的配偶也只能解决西藏户口，无法落实工作，很多家庭长期两地分居；而在内地，他们的孩子升学、就业、购房都没有特殊政策，享受不到任何便利。

由于民族隔阂，藏族干部在欢迎援藏干部的同时，也有一种排斥心理，反映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就是“援藏的”这一歧视性称呼。援藏干部在基层调研时，碰到这种说法自然并不愉快。

西藏干部队伍中，还有一批基层聘用干部。他们大多是1980年代初大批汉族干部内调后，因干部严重不足而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一批乡镇工作人员，为数约2000人。他们长期在最基层工作，个人没有土地、草场等基本生活资料，除了一点补助性工资（仅为同等公职人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没有直接的经济收入来源。公务员应该有的社保、医保等福利，他们也享受不到。很多人解聘后，生活非常困难，甚至成为扶贫对象。

“办好西藏的事情，干部是关键。”中共西藏经略60年，组织建设日趋完善，据悉，中组部正在起草制定《援藏干部管理条例》，目前正内部征求意见，可能在明年10月份出台。

（参考专著：《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6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王小彬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西藏，从来就被中共视为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地区。毛泽东当年就亲自总结出若干条“西藏特殊论”，认为西藏即使与其他民族自治区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特殊地区。其审慎态度，可以追溯到1952年，解放军在拉萨创建第一所小学时，都曾被毛严厉批评违背了西藏的宗教政策。

继后的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亦反复强调西藏工作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而今日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更因在1980年代末西藏局势最混乱复杂时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并成功扭转局面，而深知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共经略西藏60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方针政策出现过剧烈反复，有傲人成就，亦有深厚经验教训。可以说，两者都是令中共西藏政策益发成熟稳健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