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434: 观点：世界将沿中国轨道而行

观点：世界将沿中国轨道而行
 
Niall Ferguson

现在我们是主宰。”我不知道奥巴马(Barack Obama)最近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时，是否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头顶上飘浮着的“思想泡泡”里看到了这样的话。如果说总统希望看到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他可以确信——就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他所得到的只是细微的变化。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中国人拒绝了他应对全球经常专案失衡问题的建议后，可能也听到了“现在我们是主宰”这句话。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为刺激美国经济而宣布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中国的一位主流评论员称其举动是“失控”和“不负责任的”。

“现在我们是主宰。”这句话毫无疑问是我过去两周以来在中国反复听到的一个说法。我之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并不是因为我在紫禁城旁的太庙参加了那次光彩夺目、堪与奥运媲美的盛大聚会。钟乐、武术以及女子鼓乐队的表演是西方游客预想得到的东西。真正给我信号、告诉我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是我遇到的一些经济学家所表现出的那种轻描淡写但却明白无误的自信。

成思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晚宴上向我介绍了中国希望成为绿色能源技术领导者的计划。觥筹交错之际，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夏斌概述了中国推行全面私有化方案的必要性，“甚至连人民大会堂也不例外。”而来自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则用完美的英语表达了他对中国博士素质的不满。

你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厉害的人来讨论当今经济史上最有趣的这两个问题了：为什么在紫禁城建成五个世纪以来，西方不仅控制了中国，而且还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现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吗？

李稻葵和他的共同作者管汉晖在一篇尚未发表的出色的英文论文中批驳了时下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中国在1800年以前在经济上一直都和西方并驾齐驱。他们指出，明朝时期(1402-1626)中国的人均GDP停滞不前，远低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当时中国的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生产率低下的农耕作业占GDP的90%。在1520年后的100年间，中国人的国民储蓄率实际上是负值。明朝末期的中国没有资本积累，相反，它的资本一直都是在减少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历史学教授肯尼士•波梅兰茨(Kenneth Pomeranz)所说的东方和西方的“大分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甚至已故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关于1700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要比当时美利坚土地上的民众生活略为富裕的说法，或许也显得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他估计在1600年，英国的人均GDP就已比中国高出60%时，还是很贴近实际的。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中国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在20世纪还出现了倒退，而英语国家却突飞猛进，西北欧国家也紧跟着它们的步伐。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到1870年，超过中国将近5倍；到1913年，这一比率接近了10比1。

尽管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干扰，但美国并没有经历中国在20世纪中期遭遇的毁灭性苦难，包括革命、内战、日本入侵、再次革命、人为造成的 荒和再再次（“文化”）革命。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将两国不同的生活成本考虑在内），在1968年，美国民众的生活要比中国的老百姓富裕33倍。如果按照现值美元来计算，两国人民生活水准的差距最大时约为70：1。

这曾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和政治分流的结果。它是怎么发生的呢？现在结束了吗？

过去两年来，在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开展调研时，我认为西方开发出了“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六个“杀手级程式”。它们是：

——竞争：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在每一个君主国或者共和国里存在着多个互相竞争的集团。

——科学革命：17世纪所有重大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上的突破均发生在西欧国家。

——法治和代议政制：这一最佳的社会政治体系出现在英语国家，其基础是财产权和财产拥有者权利在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中的体现。

——现代医学：包括热带疾病控制在内的所有19和20世纪的医学进步都由西欧人和北美人做出。

——消费社会：发生工业革命的地方不仅拥有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还会对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产生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从棉织服装开始的。

——职业道德：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六个“杀手级程式”曾是西方取得优势地位的关键。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可以追溯至日本的明治时期（1867-1912）——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终开始下载这些程式。这一进程远非一帆风顺。日本人搞不清楚西方文化中哪些是关键要素，所以他们最后把一切都照搬了过去，从西方的服饰和发型到对外国进行殖民统治。不幸的是，他们建造帝国的时期恰好是帝国主义的成本开始超过其利益的时候。而亚洲其他大国——特别是印度——在错误的前提上浪费了数十年的时光，它们认为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西方制度。

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追随日本效仿西方的工业模式。从纺织业和钢铁业开始，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这时，它们对西方程式的下载也变得更具选择性。竞争和代议政制在亚洲的发展中并未发挥重大作用，相反，亚洲国家更关注科学、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那里的新教徒人数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预想的要少——韦伯发现，新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译者注]）。如今，新加坡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第三。香港位列第11位，接着是台湾（第13位）、韩国（第22位）和中国（第27位）。从历史上来看，这大致也是这些国家推行经济西方化的先后顺序。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9%，而在30年前经济改革之初，这一数字仅为4%。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水准，台湾在1970年、韩国在1975年也先后达到了这一水准。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公布的资料显示，新加坡现在的人均GDP比美国高21%，香港与美国大致持平，日本和台湾比美国低大约25%，韩国则比美国低36%。只有蠢人才会打赌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不会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革命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在26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而英国在1830年后花了7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4倍的经济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资料，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按现价计算）将于2013年超过10%。高盛(Goldman Sachs)进一步预测说，中国的GDP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正如它最近超过了日本一样。

然后，从某些方面看，亚洲世纪已经来临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在过去10年间已经超越了德国和日本，并即将超越美国。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早已坐上了世界超大型城市的头号交椅，孟买紧随其后，而美国的城市却都望尘莫及。

没有什么比隐隐逼近的美国财政危机更能确定无疑地加快全球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希腊因为债务收入比高达312%而早已陷入绝境。但是根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资料，美国的债务收入比已经达到了358%。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计，联邦债务需要支付的利息将从目前占联邦税收收入的9%上升至2020年的20%，2030年的36%和2040年的58%。唯有能够印制世界上最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给了美国喘息的机会，但是这种非常特权正在受到来自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攻击。

对于很多评论员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似乎是要点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奥巴马总统9月份在纽约宣称，如果“中国人不采取措施”停止对其货币的操纵行为，“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总理温家宝迅速对此作出了回应，“不要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这样的你来我往像一出皮影戏——中国一种用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传统戏剧。实际上，当今的货币战争是发生在“Chimerica”——我这样称呼中美联合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如果美国不断地印刷货币，而中国仍能有效地让人民币紧盯住美元，那么双方都将受益。印尼、巴西等国家将遭受损失，它们实际的贸易加权汇率自2008年1月以来已经分别上升了18%和17%。

但是，现在谁从这种伙伴关系中获益更多呢？由于中国当前的总产值比危机前增长了20%，而美国的总产值现在仍比危机前的水准要低2%，答案似乎一目了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念起“他们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他们一样”的咒语，然后摆出预言家的姿态提起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那句“经济上的同归于尽”的名言。然而，中国人早已制定了计划，以降低对美元储备积累和补贴出口的依赖。这种策略并不是要按西方帝国主义模式来统领世界，也不是要将中国重建为“天朝上国”——亚太地区各国来朝的宗主国。

如果要我对中国新的宏伟战略加以总结，我会用中国方式把它归结为四个“更多”：更多消费，更多进口，更多向海外投资，更多创新。在每一个方面，经济战略的变革都将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通过更多消费，中国可以减少它的贸易顺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其他新兴市场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最近，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年销量达1400万辆，而美国的年销售量为1100万辆），而且未来几年内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预计将会增长十倍。按照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说法，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一，比2008年的消耗量增长75%。世界煤炭研究所(World Coal Institute)预计，中国2009年煤炭的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6%，而铝、铜、镍、锌的消耗量也接近这一水准。去年，中国使用的粗钢数量是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总和的两倍。

这些资料为上述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商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2%。中国购买了巴西12%和南非10%的出口商品，同时也是日本和德国高端成品的大买家。中国曾经主要是低价制品的出口国，如今它足足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成为了别国产品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这也为中国赢得了朋友。

但是，中国人有理由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商品价格感到紧张。不然的话，他们应该对过去几年来巨大的价格波动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所以，他们更多地向海外投资是有道理的。仅仅在2010年1月份，中国就向世界上的75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家海外企业进行了价值2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投资最多的领域是矿产、交通运输和石油化工。如今，中国的运营模式在整个非洲都很好地建立了起来。典型的交易是利用对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换取对矿藏和农业用地的长期租赁，而不过问人权问题和政治腐败。

不断增加对海外自然资源的投资，不仅是减少中国受美元贬值影响的多样化战略，而且至少还可以增加中国的金融力量，特别是通过其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主权财富基金。另外，它还使中国宏大的海军扩张计划变得理所当然。用东海舰队(East Sea Fleet)副司令员、海军少将张华臣的话说，“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不断延伸，海军希望更好地保护运输线路和我们主要海上航线的安全。”中国已将南海列为其“核心国家利益”，并且计划在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修建深水港。

最后，与认为中国只配当“加州设计”产品生产线的观点相反，这个国家正在不断地加强创新，有意成为诸如世界领先的风力涡轮机和光电板等产品的生产国。2007年，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超过了德国。这是东方崛起大趋势的一个部分。2008年，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之和首次超过了西方。

“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令人痛苦的。为了抵制德国的崛起，英国付出的代价的确太过惨重；而当它默默地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时，情形就要容易得多。美国对中国是该遏制还是该适应呢？民调显示，普通美国民众和总统一样不知该如何抉择。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超级大国”，但46%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

许多西方评论员都认为，苏联解体之后，适应一个新的全球秩序非常困难。（现在谁还能毫不畏缩地记起关于美国超级强权的讨论？）但是，冷战持续了40多年，苏联从未在经济上有可能超过美国。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西方主导世界500年的尾声。这一次，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来自东方的挑战真真切切。

北京的先生们可能现在还不是主宰。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不再是学徒了。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和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工商管理学教授，其新着《文明：西方与其他地区》(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将于明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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