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395: 辛亥革命之后

史海：辛亥革命之后哪一年中国版图达到最大值？(图) 兵进北边

核心提示：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本文摘自《萨苏作品：兵进北边》 作者：萨苏 出版社：中国书店

战后中国政府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纪实

(1)徐树铮立马库仑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徐树铮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但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时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从一战爆发，北洋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北洋政府将参战军和原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合编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却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回顾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西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以为能成为左宗棠做收复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边防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他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苏俄如有机会，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率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等“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至此，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此时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1919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2)中国出兵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方面，北洋政府在11月24日发表出兵西伯利亚的宣言。

中国决定派遣海陆军两路挺进西伯利亚，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焕章带领下，18日从北京出发，24日，营长苏炳文带官兵667人搭乘海军军舰开往海参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六批二千多名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参加对苏俄干涉。海军则由林建章海军代将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组成，也开往海参葳。林建章海军代将(相当准将)节制全局。陆军宋焕章支队大约分驻于海参崴、伯力等地。美丽的海参葳，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人称为“银窝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9世纪末被沙俄吞并。北洋陆军进驻西伯利亚的同时，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也到达海参葳，有一张照片流传下来，左边是“海容”，右边是日本干涉军的“三笠”号，中间还有法国军舰。

还有一张留下来的照片反映了当时参加干涉军的各国军人，其中就有宋的支队。其他的还包括捷克等国士兵，是当时被俄国俘虏的捷克人组成的捷克兵团，在远东的捷克兵团军官一百余名，士兵四千余名，指挥官叫盖达，《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就是他的部下。

当时对各国军队的评价是：军纪最差的是日军，供应最好的是美军；军容最整、战绩最好的是华军。

前两项不难理解，后两项有所出处。因为宋焕章的部队出身非常奇特。宋支队由第九师三十三团配属炮兵两连、骑兵机枪各一连组成，由三十三团长宋焕章任支队长。第九师的前身是袁世凯的第二期模范团，装备最好，新式德械，在当时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这支部队的诞生，要追溯到徐树铮和蒋百里将军的恩怨了。蒋百里就是后来抗战持久战的提出者，蒋和徐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而且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可惜不能相容。这是因为蒋百里和段琪瑞有宿仇，蒋在日本陆校第三期独占鳌头，从三百多名日本毕业生手中夺去日本天皇赐剑，日人引为奇耻大辱，其实就算没有蒋百里，日本人也拿不了第一，第二名是中国另一员名将：蔡锷，因此他回国的时候极受重视。袁世凯对段的跋扈作势不满，正好新归国的蒋百里意气风发，锐意革新，袁就按照蒋的意见办模范团，并罢免了段陆军部长的职务，大有用蒋代之的准备，那是段一生最为凄惶的时刻，段徐一体，皖系上台后对蒋极为压制，蒋准备通过模范团中心开花建设新式国防军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模范团确实精锐。

中国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苏俄红军游击队消灭之事。而苏俄红军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队也只好后撤回国，虽然保障三江主权的基本目标达到，规复北方失地却无从谈起，留下的只有海军部队。林建章将军很奇怪，为什么后续部队迟迟不来呢？

中国又闹内乱了。

(3)庙街事件

1920年6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西北边防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

真不明白收复外蒙属于同室操戈，而直系和皖系之争倒不算？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

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

林建章的部队着急，其实，比他们更着急的是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乘热打铁很快赶去和林的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的苏俄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如热锅蚂蚁一样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呢。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在黑龙江上。

这时，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

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任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

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江防舰队包括旗舰“江享”号海防炮舰，浅水炮舰“利捷”、“利绥”，以及“靖安”号运输舰，因为“利捷”等舰为浅水炮舰，不耐航海，故此由该舰拖带行驶，前往北方。除了“江享”号外，其他各舰都是原来德国海军在华舰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后被中国海军缴获，这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批的战利舰艇。

1920年3月，排除了日俄的阻碍，陈世英的舰队进驻庙街，就在这时，苏俄红军也来到了这里。

那时候的红军也是挺简陋的，没有后来那样气派。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当时的报告中记载：“越数日，有红军自北边来，皆骑四不像兽……”晕啊，红军都是姜子牙么？！这可不是野史，是陈世英给政府正式报告里的原话。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

后来萨考证，这个记载应该是对的，记述80年代初鄂伦春猎人生活的书说明(作者与猎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当地鄂伦春人就用麋鹿做交通工具，运货、载人兼生产鹿茸。麋鹿就是古书里传说的四不像。冰天雪地里麋鹿应该比马更实用。不过四不像这玩艺儿，萨还是不能想像，一来这东西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二来这东西就算能骑吧，苏联人可都是大个儿……

1920年8月，某一日，庙街(俄国名称尼古拉耶夫斯克，简称尼港)当地居民与日侨发生殴斗，日俄“尼港事件”爆发，红军和日干涉军发生激战。苏俄红军作战勇敢，很快将日军封锁在据点之中，但红军的确武器低劣，围困了日军据守的领事馆和邮电局，却无法攻进去，于是，红军一名政委亲自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

陈世英为著名爱国将领，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抗战中江阴海空大战的司令官。他当即同意借炮给红军，把“江享”舰侧部的4　7厘米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时将另一侧的火炮藏过，以免泄密。

红军得到重型武器，当即猛攻，日军全军崩溃，击毙被俘者数百人。日军领事馆中弹起火，邮电局炮毁，红军一举控制尼港。

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甲午之仇刻骨铭心。陈世英对日人恨之入骨，在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有逃来的日本兵，陈下令将他们缴械，丢进冰窖里活活冻死。有人说这陈世英脑子有毛病啊，处置鬼子的招儿多得很，为什么要用这么不保险的办法？！主要是不明白干吗不直接毙了他，冻死，得多长时间啊，夜长梦多。敢情说话的是南方人，不知道东北的冰窖怎么个冷法，抓耗子都用铁锹沾舌头就行的地方。日本兵看起来体格不错，扛冻——不过也扛不了这种冻法吧，估计有一个钟头就成冰棍了。

但日军毕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队赶来后将红军击败。

糟糕的是，被中国军队冻死的日军有人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一方面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隔断陈的舰队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以不示弱，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国军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日本人一贯是欺软怕硬的，您明白“九一八”为什么错了吧？

这时，北洋政府正疲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欧美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余力他顾。中国方面只能设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中国海军后来的名将沈鸿烈和外交家王鸿年奉命北上，和日军谈判，沈是留学日本的东洋通，王则以巧于外交应对闻名，王鸿年到达庙街后，先做好当地居民的工作，于是在会审中，各方提供的证词，都有利于我，日方代表理屈词穷。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后，日本方面同意因查无实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提出罢免陈世英永不录用的条件，以此解决了这起争端，实际上，陈改用字季良继续在海军中服务，抗战期间以海军中将衔病殒于军中。

自此，中国军舰进入黑龙江内河，开始执行对北方界河的巡逻和保卫任务。从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开始出现了蒸汽铁甲的中国海军舰艇。

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在20世纪初期，积贫积弱的中国确是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