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98: 2009 中国经济的进与退

2009：中国经济的“进”与“退”

崔宇

上小学时，同学之间互送新年贺卡时经常引用一句古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是，前进并不都是好的，后退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关键在于前进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学习的目标是为了成为“四有新人”，或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那也无可厚非；如果仅仅是为了谋个一官半职或者为仕途平步青云添砖加瓦，那还不如被水冲下来随波逐流。回想中国近现代，大老粗的军阀很少卖国，反而是一些有点洋墨水的所谓革命先行者为了争权夺利以爱国的名义卖国。

道不远人，古今无不同，万事无不同。中国经济的“进”也要有正确的目标。如果仅仅以GDP增长为目标，以扩张权力半径为目标，那么前面就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还不如退避三舍。如果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标，以就业为目标，以缩小权力半径为目标，那么暂时的放弃就是为了将来夺取更大的胜利。

遗憾的是，2009年中国经济恰恰走在了不甚正确的前进道路上：一方面，通过天量信贷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近95%的GDP增长，这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信贷和投资的惯性，也增加了刺激政策退出的难度；另一方面，在信贷资金和行政权力“偏向”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多个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加剧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恶化。

当然，2009年全球经济似乎都在逆水行舟，都在进与退之间挣扎。各国都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救助方案来挽救实体经济。这期间必然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超常规增长和政府对市场的更多干预。比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一倍多；美国在通过“旧车换现金”的刺激计划“保消费”，第三季度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7%左右；美联储也在扩大权力，增加对衍生产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的监管；美国和欧盟诸国也都对濒临破产的企业“国有化”或“准国有化”，还对其高管限薪，这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国进民退”。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放弃增长的目标，甚至有些国家不惜用拙劣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保出口保增长。有意思的是，以研究“大萧条”著名的美联储主席贝南克认为，“大萧条”发生的原因除了僵化的金本位制度外，信用危机也是重要原因。尽管金融机构现有和潜在的客户的信用依然良好，但许多金融机构在衰退中破产，信用网络也随之崩溃，为了自保而拒绝放贷，这也导致1929-1930年间的“小萧条”演变成了1931-1933年的“大萧条”。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一幕信用危机再次上演，只有中国似乎是个例外。中国银行业无所顾忌的放贷想必会让贝南克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按照他的理论，在经济衰退期间，让银行放贷放贷再放贷似乎是正确无比的事情，中国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还应该成为全球的楷模。

但是，贝南克更关心放贷对就业的改善，而GDP增长是次要目标，因为他深深知道“无就业增长”对企业和公众信心的损害，正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才让美联储在美国第三季度GDP实现正增长后依然坚持低利率政策。如果天量放贷没有带来就业最大化，而是带来了GDP最大化、带来了经济结构畸形的最大化和带来了腐败的最大化，那么这样的放贷就是值得商榷的，贝南克也一定会偷笑。

当然，贝南克的理论也并非真理，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信贷暴增带来的GDP和就业增长只是短暂的人为的繁荣，最终结果是破坏了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路径，信贷资源更多地进入长期项目等“坏的投资”领域，而且，整个经济将首先遭遇资产泡沫，然后持续剧烈的信贷将导致通货膨胀加速。

中国似乎正在实践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2009年中国银行业释放的天量信贷更多地集中到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地方政府疯狂搞基础设施，本身不差钱的国有企业四处圈地，房地产泡沫率先泛起，通货膨胀预期愈演愈烈。尽管中国有严重的产能过剩，这理论上可以吸纳过剩的资金（中国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似乎就是在吸纳过剩的资金），但资金还是会率先集聚在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房地产、大蒜和辣椒等都经历了泡沫的洗礼。

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诫我们，是泡沫总会破灭，无论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泡沫，还是房地产的投机泡沫。如果天量信贷没有带来就业的最大化，反而让泡沫集聚，在泡沫破裂后，未来几年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将浮出水面，中国很有可能经历与西方国家相反的路径，即从经济危机转向金融危机。

天量信贷的另一个衍生品就是“国进民退”，行政权力支配的信贷资金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的头上砍去。与美国和欧盟等国金融和汽车等行业出现的“国进民退”不同，西方国家接手的大都是烂摊子，而且在竭力避免参与公司治理，而中国的“国进民退”或者是烂摊子接手好摊子，或者是政府先把好摊子挤压成烂摊子，然后再接手。不管怎么说，国有企业都是好摊子或者将其包装成一个好摊子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国有企业应该进入市场不愿意进入的可能亏损的领域，这也是国有企业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反革命），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政府增加了监管权力，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又让自由市场重新夺回了话语权。这次金融危机后政府也必将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或许表明政府和市场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走向极端是危险的，他们是朋友或者家人，需要各司其职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但对于中国来说，政府扮演的角色够多了，在政府和市场的再平衡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相反，政府应该主动给市场留出点位置。

《圣经》里有句话：“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大地永存，太阳照常升起。”或许我们要试着体会其中的悲剧意味，一代又一代人随着年华老去，但世界依然故我。难以遏制的权力是大地，也是太阳，我们在上天入地的权力空间里踯躅前行。记得上小学期间，在同学之间互送的新年贺年卡里还经常有这样一句老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时并不太理解也不知道出处，后来知道它出自李白的《行路难》，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权力行路易，权利行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