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30: 世间再无煤老板？

煤老板——这个全中国最能体现暴富奇迹的群体——正在经历“天堂”到“地狱”一样的转变。山西省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都将被兼并。由于其在全国煤老板中占据绝对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作为一个群体，煤老板将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存亡交替的一瞬，本报记者先后三进山西，目睹了三晋大地上演的一系列隐秘纠结的博弈，目睹了煤老板最后时刻的悲欢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板并不会全军覆没，它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千万、亿万富翁变成财富以数十上百亿计的煤炭大亨，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从幸存者中诞生。

过颊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迟章如此感慨。

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

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

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

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

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最后时刻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

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招聘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

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

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

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

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

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

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至此，投资已超过1.5亿元。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

“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么？”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少收了一两亿

离心神憔悴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市长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

“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

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