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07 : 希望和幻灭的故事

希望和幻灭的故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6-25
一开始，人们觉得旧政权实在太过专制与腐败了，他们大规模的抗议，面对镇压时勇敢无畏，一心期待一个新领袖、新政权的到来，会带来改变。最终，旧国王流亡海外，新政权建立起来了，它是如此的众望所归，不仅代表政治权力的最高机构，也是道德上的仲裁者。

但很快，人们却发现它与最初想象的不同，不仅没有带来自由，反而带来更多的压抑。多年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抗议再次兴起，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深深地欺骗了。那个他们曾经无比信任与支持的政权，则决定把枪口对准他们。但与此同时，这个政权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境界——它保持了政权，却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

一切都似曾相识吧！希望和幻灭的故事，是人类历史的主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更是不断上演。1970年代的巴列维王朝与1940年代末的蒋家王朝，不无相似吧，都腐化、专制、严重的依赖美国，对广阔公众的需求充满冷漠。1979年伊朗所蕴涵的希望，也有点像1949年的中国吧。伊斯兰教义和共产主义都能为所有人、社会所有方面提供价值上的指导，一个新政权则总是意味着种种可能性。至于2009年的德黑兰和1989年的北京？

“谁也没想到它会变成这样。持续一周的露天聚会，让德黑兰的夜晚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市民Disco，这纯粹是出于偶然。人们互相张望着，奇怪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周围这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一位伊朗学生这样写道。与其说德黑兰街头的抗议，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理念，不如说它是多年压抑情绪的释放。人们没想推翻现行的秩序，仍旧热切的希望来自最高领袖的肯定，他们只是要表明自己的不满，并期待能够得到回应。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也缘于上层的分裂，穆萨维与内贾德都是。

1989年夏天的天安门广场不也是如此吗？它是一场公众的狂欢，最初人们的态度温和，他们的要求看起来也再普通不过了。只有当他们的温和态度，遭遇到漠视和一种彻底否认后，情绪才开始升温。

它们的时态也呈现意外的交汇。1979年的中国开始放弃原教旨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而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兴起，1989年是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理念破灭的年份，从莫斯科到东柏林，其中也包括中国，天安门的流血事件终止了这个政权在价值与道义上的合法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衰落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却在这一年达到了巅峰，霍梅尼宣判了为作家拉什迪下的全球追缉令，只因为后者的作品《撒旦的诗篇》中的直言不讳。

1989年后的中国，变成了另外一种极权形态。实力成为维持政权的唯一合法性。 20年之后的北京静悄悄，恐惧尤在，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上到处是着装统一的便衣警察。这个国家也正在迎来她60周年的盛大纪念，这个政权已经稳固，稳固得大大超出20年前人们的想象。1989年有着观念冲突的上层精英们，在一场放逐之后，如今变成了相当一致的整体，大部分昔日的理念几乎消失，只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集团。但是，它与60年前人们对她的期待，很不相同。60年前洋溢的希望、乐观、团结，变成了四处弥漫的傲慢、腐化、嘲讽和无力感。翻阅在1940年代的《新华日报》，你会发现当年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如今都如此恰当的适合于自身。不管你多么胸怀理想，不受制约的权力总是强大的腐蚀剂。

而经过2009年骚乱的德黑兰呢？和1989年的北京一样，上层精英之间的分裂，给公众的表达带来了意外的生机。但随之而来的这些流血和恐惧、那些被漠视和践踏的希望，将会怎样改变伊朗人的内心？

它标志着神权政治不可避免的衰退吗？倘若强硬派坚持它的强硬，政权或许依旧可以长久的维持，但是它变成了一种更平庸的极权形态——没有道德合法性的实力政治。中国通过经济增长和不负责的民族主义，来填补这种道德合法性。那么未来的伊朗呢？

这种类比粗暴，肯定也充满了错误。但谁说，在北京与德黑兰之间不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呢？从那个下落不明的挡住坦克的中国年轻人，到死在街头的伊朗少女，充满标志性的画面，都暗示一些东西一去不复返。它们也都有关人类对最基本的需求的不懈挣扎——对自由的渴望。让我们重温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吧：“那些愿意为了一点点暂时的安全就放弃了基本自由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历史并非线性的前进，一些时候停滞不前，另一些时候则出现倒退。但是，当那些公司职员、小商人、学生、家庭妇女、官员，拥挤在街头表达他们对生命基本尊严的捍卫时，这也往往是历史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们或许平淡的一生中最富有光彩的时刻，这光亮足以照亮未来一代人的前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9：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