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离去，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好几天后，公寓管理员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
张爱玲死后比生前显赫得多，一时间，传记、悼文、特写、回忆录，溢美之词充斥中文文坛。奇怪的是，人们只津津乐道地大谈她与“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中土姻缘，却没有人提及她在美国的另一段洋姻缘。而后一段比前一段要感人，要真情得多。与张爱玲有多年通信关系的美国华人作家司马新，最近著书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立志在英文的文学天空中翱翔。
第二年三月间，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
麦道伟文艺营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玛琳·麦道伟所创立。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亩，是由40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构成的建筑群，可谓世外桃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在这个美国作家荟萃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谈吐才气横溢，处事豪放洒脱。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本事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遇到张爱玲。
赖雅由于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并没有写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
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一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她就是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某一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后者的女儿与前者年龄相当，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当另一个的女儿。
张爱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她真实的晚年却鲜为人知。她完全封闭自己，孤独地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幽居生活。最终一人仙逝于公寓，骨灰飘洒于太平洋。本书作者周芬伶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她的《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后半生提供了一把钥匙。
赖雅日记折射出张爱玲的婚姻生活
一个崇尚社会主义、自由与友情的男作家，为了她变成了居家型的男人。一个因男人封锁了心门的女作家，为了他勇敢地追求婚姻与爱情，婚后她冠以夫姓，至死无改。
也许有人以为赖雅是张爱玲写作上的绊脚石，或者他们的婚姻只是出于现实的结合。然而在感情上，她完全是凭直觉，甚至与现实的考量完全不合。譬如赖雅的年龄与健康，都是她将背负的重担，她却甘愿往火坑里跳。
从赖雅的日记看，他们的婚姻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乡居生活，是小夫妻甜蜜的初婚生活。赖雅的笔调轻松恬美，他详细地记载每个月的生活收支及朋友信件的往来，他称张爱玲为E，记载下夫妻的生活情趣，如亲密的谈话，到波士顿去玩，看电影上馆子，还有张爱玲写作上的不顺遂，以及自己的几次中风。他们那时经济上的来源是《秧歌》的电视剧版权及张爱玲母亲留下的古董，大抵来说是温馨甜蜜的。
第二阶段，他们在写作上更为积极，张爱玲接了许多翻译及电影剧本的工作，赖雅也租了一个办公室写小说《克里丝汀》和戏剧剧本。也许由于气候温和，两人较少病痛，生活也较多采多姿。张爱玲还交了一个美国朋友爱丽丝，两人常一起散步互诉心事，张爱玲还告诉她第一个丈夫很懂得欣赏她的写作及设计服装的才华，可惜伤透了她的心，那让她关上心门许久。
这一时期她入了美国籍，胆子变大了，从1959年就开始打听到香港的机票。赖雅此阶段的记录较为详细，有颇多对创作者生活的见解，认为作家不应远离人群，与世隔绝，遂不打算再过文艺营生活。
第三阶段是张爱玲离开美国的5个月，那给他们的身心打击颇巨，之后两个人轮流生病，直至赖雅瘫痪，花光了所有积蓄。张爱玲不得不丢下赖雅，应征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赖雅的日记越记越简略，也越悲观，直至他倒下去为止。
第一阶段:初婚生活
1958年
2月26日
睡得好，节日，巴哈。霏斯的一封好信给我们的。修理两个古董书桌的抽屉拉轨，然后搬到我房间。修理，觉得自己好像补锅的人。暖和了，什么都不想做。才过一会儿，就像有两个魔咒在我身上，睡了，早些上床。
2月28日
关了烤箱的火。火速派了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去修，换了一下地下室的保险丝。家长日，一个人。爱玲跟我在下个不停的暴风雪中去找他们，面包店、杂货店、图书馆，还有外国资产。经过同意，进口她妈妈的中国凳子。真是很好相处的人。汉堡晚餐。11点以后上床。280美元，是给我的，从英国寄来的。
9月1日星期二
睡得好冷。单人毯子够两人盖，一个人睡的话会冷。9点前把爱玲换到卧室。看来不错，声音清楚。温吞的老咖啡、核果、牛奶加麦片。爱玲起床了，活过来了，几近快乐。这个月有好的开始。开了张房租支票，再见了房租。气候温和舒适，带点凉意。
6点前10分，背痛得让我皱眉。买日用品，回家，爱玲不在，走了。又在家，要寄信给哈特福基金会，又忘了。我忘了爱玲，没有信心。忘了我已试过了，换了衣服，休息，我们两个，爱玲，汤，我，麦片和咖啡，和爱玲在食物上下了点功夫。多半她喜欢我的小改变和小小嗜好……爱玲帮我搓揉后背，带着对父亲的仰慕，真舒服。上床睡觉，她过会儿也睡了，今晚还是暖和。
结婚初期他们的家是自己油漆，家具大多来自二手市场。赖雅修理坏掉的家具，形容自己像个补锅的人，这对以前的他是不可思议的。张爱玲的难民情结太严重，两人的生活水准降到最低。
日记中提到张爱玲的母亲送给赖雅280美元的“红包”，这种豪举，母女俩很相似，黄逸梵不仅是学校迷，还是媒人迷。她自己婚姻不好，专爱给人做媒，为甥女找的女婿，个个大有来头，给自己找的男朋友，看起来是没钱，给张爱玲找的更是别提了。但她的母亲很特别，还是疼这样的女婿。母女一个样，硬骨头，只要爱情不要钱。
黄逸梵留给张爱玲不少遗物，除了装满古董的大箱子，还有一些家具，可能也有一点钱。这为他们头两年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保障，日记上记载卖古董的钱最多一笔是620美元。赖雅对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人十分好奇，当箱子被打开时，整个房子充满悲伤的气息。赖雅觉得那女士去世后，悲伤仍徘徊不去，尤其是她的照片，嘴唇那样富于生命力，仿佛还活着一般，赖雅说:“那照片就像一部小说。”
母亲去世后，张爱玲伤心地生了场大病，一直到两个月后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遗物。
第二阶段现世安稳
1961年
1月30日
7点起床，一大壶咖啡，看书，9点后出门，天空灰灰的，气温保持几近完美的状态。9点20分准备躲起来写东西，12点出门。
6点到家，8点以后，肉、马铃薯、青豆、咖啡，爱玲穿好衣服出门散步去。
长期居住在纽约可以宣告爱玲的成就，这就是她最后的愿望，对她来说是中国人的文明病。
爱玲按摩我的脚，我的脚需要看医生。祝你新年快乐，妈。
2月5日星期三
12点30分出门，回家，吵醒爱玲，多煮些咖啡，吃个小午餐，冲个澡。到Kress买意大利面食，点了培根，晚上有约。希拉蕊报道了爱玲的《秧歌》。
2点35分躲起来，写KR花了两小时，看报直到爱玲从眼科医院回来。雨中出门，回家，用了茶和蛋糕，爱玲准备好了，一起出门看中国新年游行，6点45分。
上上下下的人潮拥挤，不管毛毛细雨，好不容易占了个好位置靠近Sacramento，刚好游行队伍走近了。刚开始很好，有美国军人、水手、海军、海防部队，还有船，一起游行，很有精神。不过有一些脱离队伍演出的团体，整体看来变得有点不够完整。
非常大胆地扭曲了中国传统，小孩队伍、红包、长长的黑龙跟在后面，我就是不相信龙这回事的一个人。终于在热闹中结束了。我们顺着商业街往下走到Kerney，再到Portsmouth，游行又开始了，吹奏声、喇叭声，中国笑话式微了。
肩膀紧缩了，挤在一个可以看到的地点，观赏夏威夷舞蹈、日本舞蹈和中国魔术，不同时代的中国影子，我终于可以把我的脚抬起来了。
爱玲跟我离开了，一路走回家，我还很讶异才11点呢。原本以为会到1点甚至2点，麦片是我要的，爱玲累坏了，恭－喜－发－财！
赖雅的日记字体本就不易辨认，再加上影印得不清晰，连美国人也看不清楚。这份工作连累了好几个人，但读者还是可以从日记中知道，这两个创作者的婚姻生活充满情趣和对未来的梦想，虽然赖雅对张爱玲执意定居纽约的想法有些不以为然，但他还是极力地支持她、配合她。张爱玲也尽量体贴温柔地对待赖雅。赖雅重拾野心，想完成自己的作品，不复结婚初期只是从旁协助的状态，他常把一个人在外的时间称为躲起来，好让张爱玲可以安心工作和睡觉。除了脚和背有问题，赖雅在西岸身体比在东岸时好，小中风的次数减少许多，日记也较详尽，可能正在写作，笔触较灵敏，字句常是诗句般的跳跃与省略。
看完这些日记，觉得张爱玲够努力，赖雅也真爱她，但命运对她太苛刻，然而命运之神对谁不苛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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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解放后，她却突然去了中国香港和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当时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
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
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去意萌生。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消息，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
还有人说她曾和胡兰成结过婚，和“无二”；《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使张爱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夏衍曾委托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内地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