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引风波
张爱玲及其三位表姐与表弟，正中为张爱玲
张爱玲：被背叛的遗嘱
皇冠出版社2月23日在台湾正式出版了《小团圆》，这本书被称作张爱玲“最后，也最神秘的著作”。
《小团圆》出版幕后风波与张爱玲八卦
皇冠出版社2月23日在台湾正式出版了《小团圆》，这本书被称作张爱玲“最后，也最神秘的著作”。著作立即登上港台各大书局畅销书榜首的位置，同时，港台报章上也开始连篇累牍地开展讨论，台大外文系教授张小虹甚至发文表示自己作为忠实的张爱玲读者，“在伤心愤怒之余”“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但在张爱玲遗嘱执行人宋以朗看来，那些标榜“遵从张爱玲愿望”的人们，即使“拒买、拒读、拒评” 小说正文，也应花15分钟在书店看完他写的7000字前言，那里解释了他决定出版《小团圆》背后的考虑。
一波三折“小团圆”
一切的纷争都源自张爱玲寄给友人的一封私人便笺。1992年，在美国的张爱玲立下两点遗嘱：所有遗产赠给宋淇与宋邝文美夫妇，第二，遗体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随后张爱玲将遗嘱正本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并在附随的信上提及“《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宋淇夫妇与张爱玲的友谊始自20世纪50年代。1952年到1955年，张爱玲在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做翻译，就此和同事宋邝文美相识并成为好友，宋淇曾任美国新闻处编译部主任，随后在电懋影业公司、邵氏影业公司工作，他还是红学专家，是《红楼梦》的英译者之一。1961年秋，张爱玲在香港编写《红楼梦》的剧本，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宋淇夫妇家中。
1962年，张爱玲离港返回美国后，遗失了入籍纸，没有护照无法旅行，宋氏夫妇从此再没见过张爱玲，双方通过信件往来。从50年代中期到张爱玲过世，双方来往六百多封书信。1975年，张爱玲将《小团圆》书稿寄给宋淇，嘱托他将小说先在香港、台湾的报章上发表，随后结成单行本出版。
宋淇并没有照做，他回信给张爱玲详述小说不宜即刻发表的理由，一写就是7页。回到1974 年，那时胡兰成刚由日本前往台湾任教，一度在台湾中国文化书院教书，后来余光中等作家质疑“为自己文过饰非的汉奸如何有资格在台湾教育下一代”，台湾《中央日报》发文批评，胡兰成因此被学校撤职，写文章也不得不用笔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淇担心如果《小团圆》在香港与台湾连载出版，胡兰成会借机“大出风头”。在当年与张爱玲的通信中，宋淇写道：“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宋淇认为，作为偶像作家的张爱玲，一旦在这个时刻与“汉奸”划上联系，“身败名裂也许不至于，台湾的写作生涯是完了，而以前多年来所建立的goodwill一定会付之东流。”因此，他建议张爱玲改写《小团圆》。或是改写男女主角，直到人们不会将他们直接代入为张爱玲和胡兰成。但如此一来，文章修改工程浩大。张爱玲决定将书稿搁一搁，继续改写她的另一部小说《色，戒》，随后于1978年出版，轰动一时。
40年代初在上海
张爱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这一搁就是33年。直到《小团圆》将宋以朗送上了风口浪尖。宋以朗是宋淇之子，在宋淇夫妇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他1949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来香港，1978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毕业，于美国生活工作。1992年，张爱玲写好遗嘱寄给宋家，同年，宋淇大病，再也不能像1976年那样写出长长的回信与张爱玲讨论出版问题，随后的通信都由妻子宋邝文美执笔。在宋以朗看来，母亲不像父亲一样做张爱玲的军师，又因为此时通信双方都已是七旬老人，健康原因使双方也没有太多闲情逸致来谈论文学。宋淇夫妇没有销毁手稿，张爱玲此后也再没问及。
张爱玲去世后，十四箱遗物运抵香港宋家。1975年年底，台湾皇冠出版社的社长平鑫涛和儿子来香港看望宋淇，病重的宋淇将《小团圆》的手稿交给平鑫涛，“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对平先生有什么交代。也许，那时他们决定什么也不要做，毕竟张爱玲刚刚离世。”回到台湾后，平鑫涛将《小团圆》手稿放进保险箱中保管。“在此之前，平先生也没看到过《小团圆》。”宋以朗说。
2003年，宋以朗返回香港照顾中风的母亲，“母亲从没和我谈过关于《小团圆》的事情，我认为母亲不想有任何冲突。一方面，如果她决定销毁小说，人们会批评她，另一方面，如果她决定出版，人们也会批评她。她两者都不喜欢，所以她决定不做任何决定。”在他看来，《小团圆》并不“神秘”，只不过是几个老人对出版有心无力，所以才拖了三十年。
2007年底，宋邝文美去世，宋以朗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认为，当年父亲压下书稿，建议张爱玲改写书稿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书的文学价值，而是在当时的政局下，出版《小团圆》对张爱玲在台湾写作事业的影响。如果说宋淇做出的决定着眼于张爱玲的“未来”的话，当胡兰成、张爱玲都已过世，当台湾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宋以朗决定出版《小团圆》，他更多考虑的是张爱玲的“过去”。
2008年宋以朗第一次见到父亲转交给平鑫涛的《小团圆》手稿复印本，在他眼前的是一页页右上角编好页码，由张爱玲一笔一画誊写的手稿，整整628页。而这原本就是1976年，张爱玲写好交给宋淇并准备出版的原稿，而这一笔一画誊写的书稿，怎么看也不像是写来就是要销毁的。
宋以朗只能从历史中寻找自己的判断。他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父母与张爱玲长达40年的通信，在累计达40万字的600多封信中找出30封论及《小团圆》的内容。他为《小团圆》写下了7000字的前言解释自己决定出版《小团圆》背后的考虑。
他早已想到小说出版后的风波。“我当然知道，如果我销毁小说，人们批评我，我出版小说，人们也会批评我。所以，为什么要去想人们会怎么批评我呢？难道应该把一切都交给我的后人去解决吗？我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他们比我还不够资格。”
在宋以朗看来，如果要“遵从张爱玲愿望”的话，父亲当年没有收到张爱玲稿件后直接出版，就已经是不“遵从”了。当他可以选择“不做不错”的心态避免人们质疑时，宋以朗仍然坚信，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才是辜负了张爱玲以及父母的嘱托。
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张爱玲在与宋氏夫妇的通信中提到，18万字的《小团圆》“是采用那篇奇长的《易经》的一小部分”。《易经》(The Book of Change)是她在1960年代写作的自传体英文小说。宋以朗表示，张爱玲并没有把这本英文著作翻译回中文，但这本书很可能在2010年出版。用英文写作的讲述张学良的《少帅传》(The Young Marshall)，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目前尚没有出版计划。此外，宋邝文美曾经记下的与张爱玲聊天时说的话，由宋以朗集结而成的《张爱玲语录》以及宋氏夫妇与张爱玲的通信集也都尚未决定何时出版。
《易经》多出的内容不知又会引起怎样的议题、掀起怎样的风波。也许只有到2010年，张迷才能最后揭晓那个“最后、也最神秘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