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 1575 --- 启动消费需求：2009年经济增长的关键

昨晚读到以下这篇文章，供参考。2009年消费增速和哪些消费类别将具备防御性是市场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

1） 总体增速判断采用中金宏观组的预测：最终消费支出增速9.5%，城市居民支出增速7%（以上为实际增速）。

2） 对于内生增长（老门店的销售增速），我们采用城市居民的“人均”名义消费支出增速来作为估计的基础，预计在5％左右。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最终消费支出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支出不体现城市化等促进总体消费增长的外生性因素。个体门店的销售增速取决周边居民的支付能力。我们预计，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为城市5-6%、农村8-9%，人均实际支出比这个低1个百分点左右，加上1%的CPI估计，城市人均名义消费增速为5-6%。当然，竞争力薄弱企业，将出现负增长，因为好企业还会通过开店的方式抢夺市场份额。

3）什么品类具备防御性？从美国和我国历史情况来看，医药、食品和服装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的波动性很大。我们认为，如果不出现通缩，超市公司普遍能够获得正的内生增长，但由于食品价格下降和消费者基本不会再增加消费量，其内生增速将低于优势百货公司。家电类零售商和经营薄弱的百货企业将经历负的内生增长。

4）哪些区域市场具备防御性？我们认为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的二三线城市，例如合肥、武汉、西安、沈阳。

5）应该投资哪些公司？

——能够在明年上半年的高基数下或的较好增长、所在区域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优势百货、超市公司。例如：合肥百货。

——在二三线城市覆盖较广泛，具备跨区域发展能力和全国性品牌的零售商。例如：百盛集团。

 

 

启动消费需求：2009年经济增长的关键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3日 17:04  《中国金融》

 

　　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增长远未达到极限，因此，只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促进居民个人消费和扩大公共消费，完全可以克服消费需求不足的危机，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

　　魏杰 赵俊超

　　2008年年初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等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遭受到强劲的冲击。目前，冲击的影响已经显现，但后果还没有全面爆发出来。预计到2009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消费需求不足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针对这种影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力图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消费需求包括两个主体部分，一个是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另一个是居民公共消费需求。前者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由居民自身决定的；后者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政策，是由国家根据现实需要、税收收入、发债空间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启动居民个人消费需求

　　居民的个人消费包括三个方面：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和预期性消费，或者说，它们是影响居民个人消费的三个要素。

　　促进居民收入性消费

　　收入性消费，就是由居民收入决定的消费。居民要消费，总要看看自己的口袋，挣得多，才可能花得多。“量体裁衣”、“量入为出”都是指的这个意思。居民个人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由收入来决定的。如果想启动这一类的消费需求，主要手段就是提高居民的收入。那么，应当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呢？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当国民收入创造出来之后，将在“国”与“民”之间进行分配。这两者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国家拿得多，居民拿得相对就少；如果居民拿得多了，国家拿得相对就少。国家获得这种分配的方式主要是财政收入，其中又以税收为最重要的方式。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续13年高速增长，几乎达到GDP增长速度的 2倍以上。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基本上年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更低，大概只有同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国家与居民的收入都增长了，但国家收入增长相对更快，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到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同比增长32.4%，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0%，比上年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增长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财政收入长期、持续的过快增长也会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在内需不足、国家要刺激消费需求的背景下，应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主要的解决方式是减免税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当再次提高，避免对大多数群体征收这一税种。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办法，切实减轻居民的税负，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第二，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和主体分配渠道，它的公平程度对收入结果的公平程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初次分配主要解决的是货币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分配问题，数额非常大而且涉及面广。我国的货币资本所有者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支配地位，企业利润很高，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一直提高不快。制造业中一直存在这样的现象，其中最明显的是煤炭业。从整体来看，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说，这一提法是十分中肯的。现在应当制定细则，将这一精神落到实处。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有所提升，部分企业已经感到了压力。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企业的经营环境将变差，企业利润水平不可能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存在现实的难度。应当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工资水平继续上升，同时，为了应对企业利润下降和亏损的局面，应当适当减少企业所得税，将其让渡为劳动报酬增量。这样可以在企业可承受的水平下，持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第三，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一个在近年来才被人们所熟知的名词。在经济学上，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作两块，一块是劳动性收入，也就是工资；另一块是财产性收入，是指居民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以及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是一个累积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基本只有工资收入，没有什么财产性收入。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居民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如居民储蓄已经超过了15万亿元，沪深股市开户数已经超过1.2亿户，财产性收入也已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部分。

　　党的十七大报告里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丰富的内涵。目前，我国的投资渠道还比较狭窄，多数居民的财富仍然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应当提供市场，完善机制，让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如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涉及投资金融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和创造财富的机会，资本市场应当得到稳定和发展。同时，应当积极鼓励和探索其他的方式，比如允许企业发行债券，让居民手中的余钱得到有效的利用。

　　第四，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是政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40元，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2006年相比增长了9.5%。这固然是一个成绩，但从一个较长的趋势来看，农民收入虽然一直在增长，但一直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比为2.57∶1，到2007年，这一比例变为3.33∶1。城乡差距非但没有减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十分重要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政府不可能给农民发钱，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比如提高粮食价格水平。近年来，由于生物燃料技术的发展，国际粮食价格持续高涨，已经大大高于国内粮价的水平。而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我国对粮价一直采取抑制的政策，粮价仅仅是有限度地上涨。现在应当进一步放开粮价，让农民享受到粮食相对稀缺带来的涨价效益，同时，也可借助粮价的上涨缓解供求形势。此外，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共品，促进耕地和宅基地的流转，对提高农民收入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五，提高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我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在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相对富裕，人们常说“到广东才知道自己钱少”，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江浙地区，一个农民工的工资大约有1000多元，在当地来看收入处于底层，而在一些西部贫困地区，如果收入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已经算是高工资了。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5年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有2400 万人左右，这些贫困人口并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分布于中西部的一些贫困农村地区。

　　我国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不可谓不重视，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到中西部落后地区，然而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我国贫困人口的下降在近年来一直十分平缓，说明现有的扶贫方式效果有限。现在来看，单一的财政转移支付是不足的，因为这些钱到了落后地区之后，仍然是在财政系统内打转转，多数用作了供养财政人口的支出。应该多管齐下，既要为落后地区的低收入人口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更要提高地方的造血机能，通过教育、培训、劳务输出等方式，为其提高就业和创业的各种机会，切实提高其收入水平。 

 

促进居民信贷性消费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3日 17:04  《中国金融》

　　促进居民信贷性消费

　　信贷性消费，其实是将消费行为在生命周期不同时段内转移，用未来的收入来进行当前的消费。信贷性消费的都是大宗的消费品，比如住房、汽车等，人们很难一次付清全部款项，于是选择信贷性消费的形式。信贷性消费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模式对目前我国刺激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消费存在明显的断层，对家用电器等一般性的耐用消费品，居民已经出现了饱和，而对住房等一些大宗消费品和奢侈品，居民还不具备购买的能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信贷性消费，是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 

 

　　信贷性消费主要包括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抵押性信贷，抵押物包括股权、债券、房产和其他值钱的物品等，居民可以用这些物品作抵押换取当期的消费，不过，这涉及对抵押物价值的判断，消费的金额不能超过抵押物的价值。第二种方式是担保性信贷，比如助学贷款，学生本身没有什么抵押物，于是可以由担保人出面，保证其到期还款，以此为前提条件，学生可以贷款并消费。第三种是信用性信贷，消费者既不用提供抵押物也不用提供担保人，只是以其个人的未来收入、名誉等为基础，即可获取当期的消费。随着我国信用卡业务的飞速发展，信用性信贷的范围和金额大大增加了。

　　目前国家对居民信贷性消费是鼓励的，但尚需很多具体的政策来促进和规范。我们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进行鼓励。第一个是利率工具，居民利用未来的收入来进行当期消费不是无偿的，而是要承担一定的额外费用，不但要还本，而且要付息。利率代表了信贷性消费的成本，利率越高，则成本越高。因此，如果要想有效促进居民的信贷性消费，就必须降低利率。第二个是机制建设，由于我国信用系统还很不发达，严重制约了消费性信贷的发展。今后应该继续完善信贷性消费的制度环境，如建立抵押物估价的统一市场、放宽担保限制、建立和扩展居民个人信用体系等。通过利率工具和机制建设，可以对居民的消费性信贷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鼓励信贷性消费的过程中，一定注意把握好“度”的问题，既要鼓励，又要避免过度刺激。由于美国过度刺激信贷性消费，对居民住房贷款标准放得太宽，导致大量居民过度消费，结果到期无法偿还本息，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我国在鼓励信贷性消费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相同的问题。不能鼓励全民的信贷性消费，只能是循序渐进的，对部分居民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鼓励。这将既能有效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保持金融的稳定。

　　促进居民预期性消费

　　预期对居民的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预期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宏观层面的，即居民对未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判断；另一个因素是居民家庭层面的，它包括的内容更广、更具体，例如有无失业的可能、退休之后能否有稳定的收入、养育子女费用是否提高等。简单来说，又可将全部预期分作“利好”和“利空”两种，如果居民预期利好，就会增加当期的消费；如果预期利空，就会减少当期的消费。因此，要想有效促进居民的预期性消费，就必须增加居民的利好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空。 

 

　　目前，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席卷整个世界，我国也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企业遭遇困难，订单减少，利润下降，一些工人的工资被削减，每天都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来，弥漫着“山雨欲来”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致力于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让人们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保持信心。同时，应当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开展一些积极的政策，让人们觉得未来有保障，产生利好的预期。这对有效促进消费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启动居民的公共消费需求 

 

　　居民公共消费是国家为改善居民的生存条件进行的支出，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公共消费的很多内容是通过国家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的，但这些投资不以营利为目的，产品不上市销售，所有居民都可以无偿享用，因此它们仍应属于消费而非经济意义上的投资。

　　医疗卫生事业

　　医疗卫生是近年来人们关注较多的领域。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目标。2008年10月，政府推出《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提出了医药卫生改革的方案。归根结底，重要的并不在于方案如何设计，而在于国家和居民如何分担的问题。医疗卫生总要花钱，而且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这个数目动辄很大，那么，国家承担多大的份额就成为一个焦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方案设计。 

 

　　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扩大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消费，提高政府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的支出比例，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选择。现有的情况是，在我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里，政府支出所占的比例偏低，约为17%，而同期美国政府支出比例为45%，欧洲发达国家里很多达到80%～90%，即便是低收入国家也平均达到27%。因此，扩大医疗卫生的公共消费刻不容缓。政府不能让医院自负盈亏甚至要求其盈利，不能再以药养医，而是应当投入财政资金用于医疗设施建设，为医院运行和居民就医提供补贴。通过政府投入的方式，让居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文化教育事业

　　教育和卫生的情况差不多。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免费上大学的政策，后来随着教育产业化的风行，国家承担的义务越来越少，而居民家庭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大。虽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收费了，但幼儿园收费高得惊人，大学收费更是日益高涨，教育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更加沉重了。很多城市家庭为了孩子教育问题提前很多年就要攒钱。农村更是如此，很多家庭干脆不让孩子上学，过了义务教育阶段就让孩子到外面打工。由于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投资不足，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下降了，而且，由于在教育消费方面压力太大，很多家庭还要减少其他各种消费，节衣缩食，为孩子将来的教育攒钱，更是进一步压低了消费需求。

　　2003～2007年，我国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因此，扩大我国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刻不容缓，它不仅是扩大需求的手段，也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动力，应当成为一个长期的战略。

　　社会保障事业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推进力度很大。从1989年到2007年，我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4900万增加到1.5亿；从1994年到2007年，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从 8000万增加到近1.2亿；从2001年起，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出现大幅度的增加，到2007年，受益人数达到2270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扩展迅速，到2008年5 月享受农村低保的人数已经接近3700万。尽管如此，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非常滞后，最主要的表现是覆盖面过低，到2007年，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20%，这意味着大批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享有养老保险。

　　国家应当加大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应当将2亿农民工尽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里为他们的生活撑起保护伞。社会保障事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如果国家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居民消除了后顾之忧，就有信心去消费，这个引致作用将是非常明显的。 

 

　　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需求在我国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1998年，当我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困难的时候，政府及时增发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测算，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也改善了我国基础设施不足的面貌，农村电网改造，高速公路里程迅速增加，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2008年11月，这一经验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多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出要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还提出要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等。这些政策是积极的，但在实行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一些问题。在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生产过剩的问题，不应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同时，政府不应该替代市场的作用，应尽可能地减少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其成为与民争利的手段。

　　尽管中国目前受到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时出现了内需不足的局面，且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会加重，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增长远未达到极限，因此，只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促进居民个人消费和扩大公共消费，中国完全可以克服消费需求不足的危机，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发展基金会 

 

　　(责任编辑 刘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