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 1312 ---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摘自《求是》2001第3期）

(2001-08-22 11:26:48)
内容提要：
科技革命、自我调节和资本扩张，促成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表明其缓解的余地将达到极限。不管前面的路还有多长，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

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360年的历史。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生气勃勃到危机、动荡，资本主义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史转变，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已经弄到了相当狼狈的地步。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它不仅没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克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历史规律是否已不再成立？这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毫无疑问，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回答这一课题的庄严使命。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主要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90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30万亿美元，其中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75％，而美国更是超群挺出，独占26．6％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万美元还多。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

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呢？
一是新科技革命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带动了原有产业部门的改造，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信息和其他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在西方国民经济中的平均比例已达到2／3左右。即以美国为例，其经济增长约30％来自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其最大产业之一。

二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自从社会主义以其巨大的优越性出现于世界，国际资本主义便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作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

三是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利润。二战以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仍然未能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威胁。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恰好为垄断资本的扩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首先，它为垄断资本提供了投资场所。1960—1980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累计达5500亿美元。输出的结果，是资本的迅速增殖。其次，它为西方产品提供了新兴市场。80年代中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35％，出口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超过了对西欧、日本出口的总和，这对缓解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它为西方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源和初级产品。发展中国家约有2／3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是面向发达国家的。美国、欧共体、日本对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低价向西方出口，西方的工业制成品则以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一低一高，决定了利润的流向。

科技革命、自我调节和资本扩张，内外配合、互为补充，恰似三条竹篙，把资本主义的渡船暂时撑出了覆灭的漩涡，使它得以在喘息之后又一次意色扬扬地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发展证明了什么呢？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只是证明：由于新的历史机遇的产生和自身的消极扬弃，资本主义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有一定的发挥余地。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个人的生产资料变成了由许多人共同使用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产品却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化程度；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却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不允许生产资料正常地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合乎人性地劳动和生活。大河奔流、坝垒横截，不是大河被阻就是坝垒崩塌，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就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

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但是这个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它非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

资本更加集中。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工业公司，由1955年的22家发展到1992年的316家；拥有10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特大公司，由1970年的2家发展到1992年的49家，分别增长了13．4倍和23．5倍。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拥有的资本在整个工业资产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3％增加到1990年的71．2％。30％的公司占据了制造业全部增加值的80％。由于资产增加，利润大幅度增长。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公司所获净利润在所有公司利润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90年的73．2％。100家公司的利润，超过了37万家公司净利润的总和。英国、德国和日本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大工业公司，由1965年的1家，发展为1991年的191家；拥有100亿美元的特大工业公司，由1970年的1家发展为1991年的56家，分别增长了190倍和55倍。日本占0．9％的公司控制了86％的资本，德国109家大公司控制了64．7％的资本，英国42家公司中的3家最大公司控制了42．2％的资本。

少数大银行几乎控制着全社会的货币资本。在全世界最大的500家银行中，美国银行从1970年的185家减少为1980年的96家，存款却从2960亿美元上升为1．33万亿美元。10家最大商业银行的存款，在整个银行存款中所占比例，从1950年的15．5％上升为1982年的39％。日本5家商业银行集中了全国存款的2／3，英国4家商业银行则集中了全国存款的90％以上。少数垄断寡头牢牢控制着经济命脉。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控制着美国汽车产量的90％，丰田、日产和本田控制着日本汽车产量的3／4，德国戴姆勒—奔驰、大众和阿佩尔公司控制着德国汽车产量的3／4。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垄断集团大量兼并企业，资本扩张了几百倍。原有的一些大财阀也不甘寂寞。如洛克菲勒集团从石油行业伸展到军火、电子、化学、原子能、机器制造业及运输业；摩根集团从钢铁工业扩张到石油、电子、汽车、原子能等行业；由制造军火起家的三菱集团向银行、保险、重工、化工、石油行业发展。一些家族式大资本家与大银行、大财团相互持股，转化为资本更加雄厚的垄断财团，不仅垄断生产，而且垄断原料、设计、销售网等各个环节。在分工和协作更加细密，生产、流通和交换连成一体，而且科研、文化教育、第三产业也广泛社会化的今天，生产资料的这种高度私人占有，无疑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 所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不错，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有经济，其产值曾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是，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电力、交通运输、港口、邮电等部门。这些部门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单个资本家不愿投资，但又是所有资本家增殖资本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于是，资产阶级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的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体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出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担不起这份亏损，而这份亏损引发的社会问题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所有资本家共同承担。于是，国家代表所有资本家把它收归国有。为所有的垄断资本服务，就是资产阶级“国有”的实质。此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在军火、宇航、造币及高技术研究等部门，也发展了一些国有企业，这更是为了所有资本家的整体利益特别是长远利益。总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绝不会因为有了“国有”的字样而归全体人民所有，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不仅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9页）把资本主义的国有制看成公有制，并据此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趋同”，难道不是十分荒唐的么？

问题还在于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的发展。在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居民入股人数增加，出现了所谓“股份分散化”趋势。西方的一些论者称之为“资本的民主化”，说什么持股的工人和职员也成了公司财产的“共有人”即资本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这种论调在西方已经日渐式微，殊不料却在中国的一些论者中间找到了新的市场。什么“股份制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所有制由私有制向公众所有制的发展”，而公共所有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有制”，诸如此类的议论一时间成为不大不小的时髦。“股份分散化”改变了股份制的私有性质吗？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多少人参了股，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的股份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现在就让我们来解剖一下美国这个麻雀。在这里，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9．3％、债券的90．3％，更富的5％的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3％，最富的1％家庭则掌握全国股票的63％、国债的63％；而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10％的职工拥有的股票仅占1‰。1‰算什么呢！一根毫毛能成为大象么？说这样的持股者是资本家，简直是天方夜谭。说到底，“股份分散化”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指出：“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学》第66页，麦格劳－希尔图有限公司1980年版）事实正是如此，在大亨寡头们坐收滚滚红利的时候，工人、职员们依旧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就是“股份分散化”的事实，任何人用任何美妙的言词都无法掩盖的事实。我们中国的这些论者硬将这样的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动机呢？

实物经济和符号经济严重脱节。为了缓解生产不断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大大刺激了金融投机活动。大量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转向金融和房地产投机场所，导致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实物载体的虚拟资本剧增。1980—1997年底，世界股票市场上的资本额增加了1388％，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了60％。90年代中期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年均增长超过20％，而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目前，国际资本市场每天的外汇交易额高达2万亿美元，但其中用于生产的仅有10％。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日益演化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经济系统。

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及其导致的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应当说，金融自由化的苦心没有白费，金融扩张以及经济泡沫化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矛盾，但是又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制造了新的矛盾。表面的繁荣与过度消费是建立在西方所谓“信用”以及第三世界大量的廉价商品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中与转移基础上的。金融扩张使西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透支经济”，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阶级关系的实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变化，资本家阶级的本性都不会改变。他们拥有巨额资本，无偿占有和共同瓜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剥削者。与过去相比，家庭式资本和个人资本家控制企业的方式有所变化，其中有些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采取控制股权和雇人管理企业的方法，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经理资本家的人数和作用增大，但是家庭资本和个人资本家的作用并未消失。他们凭借巨额资本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起着“大吸血鬼”的作用。不参加实际生产过程的资本家，则利用手中的巨额资本，从事证券投机活动，成为纯粹的食利者和“真正的社会寄生虫”。

与战前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蓝领、白领的消长。目前，国内外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即白领工人不再是工人，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而这些工人人数的增加，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越来越小。这如果不是没有根据的妄说，就是为掩盖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而对事实进行的有意歪曲。白领的收入确比蓝领高些，但也仅能达到维持小康生活的水平，其实并不富有，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威胁。一旦被解雇，生活同样会陷入困境。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担任了总经理、技术总监和主管之类的高级职务，收入丰厚，并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但是这些白领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白领，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这个极少数怎么能够代表那个绝大多数呢？对绝大多数工人来说，不管领子的颜色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改变不了他们雇佣劳动的阶级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4页）

人们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美国，1980年时，大公司经理资本家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员工的40倍，而今已上升到400多倍。1973—1993年，全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年均0．7％的速度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亿万富翁的数目却一路上升。据《福布斯》杂志预测，在下一个美国富豪的排行榜上，400个中将有250个是亿万富豪。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是美国的《1999年总统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竞争性的市场力量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造成的工资分配日益不平等，致使某些人发现，即使努力工作，仍然难以养家糊口”。目前，没有财产的家庭占40％以上，许多家庭的负债超过微薄的资产，约有20％的人生活在全国贫困线以下，2000多万人缺乏足够的食物，200多万人露宿街头。500个城市中，每6个人中就有1个贫困者。死亡人口中，有一半死于贫困。当年的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奥莫哀叹道：与其如里根总统所说美国是“山顶上一座辉煌的城市”，毋宁说美国存在着“双城”，一个富人的美国，一个穷人的美国。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全球化
如前所述，国际资本主义把资本的吸血管伸到全球，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自己得免于死亡。吸血虽然见效，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毕竟是扬汤止沸的短期行为。它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

众所周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以国际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经济结构。矛盾的双方各以自己的对立面为存在前提。国际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肯定也要套住国际资本主义自己。伴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必然要越来越取决于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 半个多世纪以来，独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快速发展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6％），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1980—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6％，1990—1994年为－0．1％）。这个历程呈现出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极为鲜明地显示了资本主义缓解自身基本矛盾的努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国际资本主义为缓解基本矛盾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刺激、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为国际资本主义准备了新鲜血液→国际资本主义吸血缓解了基本矛盾，发展中国家却因贫血甚至被榨干而经济陷于停滞甚至衰退。那么，以后如何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怎么缓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看一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战后初期，多数发展中国家尚能维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以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甚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必然要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从而阻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这种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必然要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出现不均衡变动，导致出口型产业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从而为经济波动埋下隐患。 ——处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比较优势”呢？无非是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造成“不发达的发展”。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在工业化初期，这些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经济互补性”较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竞争性相对加强，南北经济关系的互补性相对减弱。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国际资本主义也许不曾预料，它们给发展中国家挖了陷阱，结果自己也掉了下去，这就是资本国际循环的受阻。

首先是加剧了垄断资本的过剩和“泡沫化”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初期大量流向第三世界的西方资本开始回流。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由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大量剩余资本回流西方，扩充了横行于世的投机资本，使当代西方经济的投机性与赌博性越来越强。80年代以来，为数众多且规模巨大的资本投机集团，即所谓“对冲基金”的迅速涌现，是世界经济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资本过剩与货币资本投机，大大增加了西方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金融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其次是抑制了西方产业资本的扩张。西方在能源、原材料及其他初级产品方面进一步依赖发展中国家，而自身的实物经济则进一步萎缩。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出口的相对下降和巨额的贸易逆差。目前，美国这个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国家，却是全球最大的贸易赤字国。1998年，它的贸易赤字高达2616亿美元。造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这充分反映了美国经济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其三是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两极分化。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发言尖锐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至今仍举步维艰，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一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全世界有十三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和出口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八。”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盲目认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纷纷建立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让资本向少数所谓投资意识强的富者那里集中，其结果非但未能造就一批实业兴国的志士，反而孳生出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帮助西方垄断资本掠夺本国人民，一方面极力仿效欧美的生活方式。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不可能积累很多的资本；即使有所积累，这班买办也往往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穷奢极欲的享受。其结果是富者生活豪华，几近欧美大亨；贫者生计艰难，甚至衣不遮体。如此全方位的两极分化，必然要导致全球范围的需求不足、经济衰败、环境破坏和社会动荡，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统治。 当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往者不可谏，来者不可追。完全可以肯定，而今而后，它缓解矛盾、延长寿命的手段将越来越少，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将越来越多。不管前面的路还有多长，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深渊。对于世界历史的这个大趋势，资本主义世界的正直学者也许体会得更加深刻。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曾坦率指出：“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吸引人的演习——一次特殊和异常时期的演习，但可能是向更为平等的世界过渡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或者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历史资本主义》第108、1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代替资本主义的那个“平等的世界”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作了石破天惊的回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摘自《求是》2001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