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308 --- 不忘中国之三十九: 重温甲午

重温甲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来源: 密码老不对 于 07-07-18 14:38:06

	重温甲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重写网文。原题：《一位国内博导与大学生狂侃大清海军之战力》，由哼哼哈网友张贴于07/07/15） （老部队按：个人觉得，对于这一段历史，有教养的中国人尤其应该了解。温故知新，不光了解日本，也了解自己，了解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轻易上当，不会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式的歪论所左右。我想，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就应该包含这样一重意思。） 一、从两个例子开始进入正题 第一个例子是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并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到底动用了多少兵力？答案是：英军一万八千，法军七千二百。就这样的区区二万五千人的队伍便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杀人放火，肆意妄为。满清皇帝天不亮仓皇出逃，待到回銮，各种各样的割地赔钱的条约就接踵而至了。这样的故事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都能算得上一项记录。 第二个例子是八国联军祸害中国 1900年，食髓知味的日本勾结英、法、德、俄、美、奥、意联合进攻北京，这一次，八国象征性地拼凑起来的兵力甚至不足两万。虽然光京畿一带号称精兵的清军就不下十六万，义和团拳民兵勇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但依然无法改变北京陷落的命运，中国开始有签不完的丧权辱国条约、割让不完的权益和向八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 历史在很多时候是荒唐的。以二万人赞助性质的武装巡游而索取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逼着清廷杀害主张抗击洋人的中国“逆端”，洋人们在中国颐指气使，予取予夺，而堂堂朝廷却成了侍奉洋人的二主子。“汉/奸”与“国贼”的概念第一次变得如此真实。这，或许是人类战争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项惊人记录。 今天，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嗜血性和掠夺性，我们诅咒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部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但这远远不够。事物具有两面性，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许多事情只看一面往往不够。同时战争是不讲道理的，罗马非一天能建成，也不见得一天就能拆毁。战争最讲究实力，而这个实力又绝不会由单一物质，或单一心理所构成。没有武备自然无法一战，但是有了先进武备胜利便能唾手而得了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水师人数不少于日本人，舰队在装备方面上也一点不比日本的所谓联合舰队差！当时，北洋水师排水量达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铳和日制野炮，却为何败得如此彻底？损失如此巨大？ 甲午一战，彻底打掉了中国人的锐气，中国从此在日本人面前不再自信！我们所说的损失巨大便是指的有形的战争损失与无形的，却更为厉害的心理伤害。不如此，我们便无法解释紧接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和此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乞和，卖国求荣以及甘当儿皇帝的可悲心理。 　　 　　战争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之和，那么古今中外的一切兵法都会变得简单。以立志变法维新、实业救国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苦心操持的中国军队也就不至于败得如此凄惨。“军人生来为战胜”。自人类为利益纷争引发冲突并最终产生出军人这种职业，这些人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而聚作一堆的。食人俸禄，为人消灾。军人自身不应有利益，他的利益只有政治，为政治而争，为政治而斗。在这里，战争法则钢铁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奢靡娇纵、没有危机感也没有责任感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绝无胜利可言。这样的军队，人越多越坏事，装备越精危害越大。 军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忠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不谋私利，为民族牺牲的人，这个国家就不会安宁，自不必奢谈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往今来，凡称得上英雄豪杰者莫不是舍生取义，在民族的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舍得为民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胜利也从来偏爱这样的人，这样的军队。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还无法悉心体会百年来中国人的那段屈辱历史。因为，我们的眼中不能只看见明火执仗的敌人，我们必须在精神文明和道德化上有所领悟，有所作为。不如此，即使得逞于一时却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回首往事，重温那段我们其实不想直面的屈辱史实。不了解腐朽，我们就永远不会理解灾难。 　　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关甲午战争失败的重大原因：北洋水师的经费问题。 　　北洋水师从头至尾被叫得震天价响的经费短缺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源于光绪大婚和老佛爷祝寿的挪用经费。北洋海军是近代中国建立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1874年的日军因54名琉球漂流民被台湾藩属杀害而发生的“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引起了清廷对水师的再一次关注，尽管按当时的满清大臣文祥的话说日本不过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但在琉球、台湾相继陷入危机的深重时刻，慈禧老佛爷毕竟下了决心，清廷因此作出了"（当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海军从1861年清廷决定斥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前后就耗银3000万两。但为什么到了1888年，即光绪十四年北洋水师成军之后，"添船购炮"的国策又突然停止了呢?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奏折和批文来看，连慈禧皆在奏折上批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却又为何将几近视作身家性命所系的海军经费，突然挪作它用了呢？ 二、那拉氏、爱新觉罗•载湉、李鸿章都哭了 当时的慈禧正面对着一个烦恼。她一个由宫女出身的皇太后，昙花一现的“同治中兴”过去了，唯一的儿子同治死后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起自己的生日过。六十岁，她一个孤儿寡母的容易吗？如今这个过继的儿子是不是跟自己一条心，并在自己的百年之后会不会依照大清的祖制治理国家呢？对，修园子。世上最难之事莫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已独当朝政，在这种一笔钱无法作两笔花的节骨眼上最容易看出他有没有孝心了。同时，让那群外国人看看中国的富强有助于打消他们对中国的进一步的贪念和觊觎之心。--据许多史学家研究，这是慈禧要大办自己六十寿诞的内心依据。 修建颐和园，估工需银20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据实奏称无款可办。海军和寿诞，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应该说这时的铁甲舰和颐和园，其实是一对矛盾体，练水师为的是国本，而办寿诞是为了让中外同心，不让包括“蕞尔小邦”倭本在内的洋人小看了我中华。对于慈禧来说她也并非家国不分，轻重不辨，在她的心目中，寿诞不会年年搞，而明年税赋上来，铁甲舰可以照买不误。这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合乎逻辑。因为她没有想过“万一”，以及所谓的防微杜渐之类的题目。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练出一个能保大清江山千秋永固的水师，又对企图阻止她修园子摆阔的大臣给予痛骂。有一回，据说她气得哭了，老泪滂沱，弄得光绪很不忍心。 　　北洋大臣李鸿章肩负着大清朝政的半边江山，何况洋务运动因他而起，北洋海军更像是他一手孕育一手养大一样。对于慈禧的固执已见他是反感的，但是“大清的江山”这几个字他不会不认得，他一个汉臣，虽权倾一时，却与走卒贩夫何异？忽忽人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他不能抗拒的信条。听主子的话尽自己的力为黎民社稷办一些差是他的宏愿。作为经验丰富智商甚高的老臣，他早就感觉到宫廷的侈奢与国家防务之间的巨大矛盾。但是他充其量只能在奏折中要求朝廷停揶“不急之需"，“期为副黎民之期”，话虽说得婉转，也还是要有一点胆量的。曾几何时，丹心耿耿的李鸿章为筹建水师奔走呼号凡数十年，多有慷慨陈词之劳和殚精竭虑之诚。但据说他还是被慈禧说动了，并最终加入了挪款祝寿的行列，成为其中最积极的筹划者。聪明人而办糊涂事，他是真的认为水师可以等一等而太后不能等一等吗？又或许他对同治九年（1870）中日友好条约议定和1872年日本侵吞琉球之后，涉足台湾、朝鲜，甚至明治首任外相柳原前光在1870年议约中暴露的对大清江山的狼子野心估计不足吗？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推测：首先他是出于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因为当时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浪必淘之”，自1866年继曾国藩升任钦差、1870年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来，经过同治、光绪两朝，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已经不愿意对着一群马屁鬼开顶风船了。只要能够强国，对付类似日本的野心就以足够，中国人政治里的“有所失方能有所得”的理论他很清楚。同时，李鸿章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位极人臣，在一片乌压压的满人官僚中间鹤立鸡群，靠的仍然是慈禧的赏识。作为一个早已习惯内外交困，尤其是满清官场内部政治角逐的老手，他懂得在这样的矛盾发生时作何抉择。要说有什么怪异，恐怕只在于在所谓忠孝不两立的大是大非面前，国家安危竟然被当作可以缓行的次等小事，海军的建设费用竟可以拿来当作孝心置奉于主子奶奶的祝寿贡桌之上。李鸿章这个几乎一生都对日本怀有高度警惕性的大臣，在事到临头时，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 为了说明李鸿章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我们来看一段他在同治11年编撰的《筹办夷务始末》82卷中说的一段话。在第31页，他说：“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返便捷，其形貌文字，悉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即使在今天来看，我们也不能不赞叹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入木三分！ 此时，海军提督丁汝昌上奏，提出在各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此项开支需银六十万两，李批奏声称无款。一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告知朝廷其实之前筹得的海军巨款他是作为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的后备分储在各处了。 后备分储情况如下:"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四项合计共银二百六十万两。" 今天，我们无法判断他瞒报时的真实想法，但从他一经战败便和盘供出的行为来看，他的藏款和瞒报同样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藏钱为国而非中饱私囊。但是无论怎么说，揭不开锅的海军和暗藏巨额备款的李鸿章还是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以备不时之需的李鸿章，和战后不得不在写着以超过两百倍赔款的条约上签字画押，并差一点把一条老命都搭在日本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一条后人能够感慨，但这世上又哪有什么先知先觉或吃吃后悔药便能回到从前的事！ 　当其时，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对至少日本的觊觎之心的洞察和一步一步从琉球而台湾，从朝鲜而辽东的防范，大敌当前，国家面临危亡不能不早作筹谋。早在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首任日本外相柳原前光代表日本与清朝商定签订《日中修好条约》时就对我国权利多有所图。李鸿章在他的《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9页中指出：“第十三条，载明此在彼国有犯凶盗及诸重大案情，或聚众十万人以上，由地方官分别会办，或径行严办等语，隐为前明倭寇故事，豫设防范”。足见甲午之前清廷对日本的认识就不可谓不深，防备日本的态度也不可谓不严厉。事实是，自明代起就反复流窜于东南沿海并一再对我闽浙海域及沿海居民构成滋扰的倭寇，在新的中央政府—明治天皇登台后就开始了新一波规模更大的行动。1871年，日本新任外务卿副岛种臣设下奸计诱骗琉球王尚泰出席明治诞辰，以一套住房为诱饵并胁迫其扬弃中华藩属国，改认日本为宗主保护国。（此项行动，日本史称“琉球处分”）1873年，西乡隆盛以1871年台湾牡丹社“生番”屠杀琉球漂流民54人为由，实行“征台”。中间虽经包括1872年9月4日琉球王国的浦添亲方、川平亲方的苦苦请求，日本也不改初衷。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多次派人上台湾以及澎湖进行考察，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和陆奥宗光则一再偷奸耍滑，多次亲自或派人测绘我威海、大连、旅顺、刘公岛及大沽要地地形防务，等等，这一切更加引起李鸿章等的怀疑和警觉。中日隔海而望，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丧失国土甚至丧失政权。自明代中期就为祸甚烈的倭寇和抗倭的艰难提醒并向朝廷敲响了警钟。 1888年，离开甲午海战的爆发只有六年，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满款不报，好整以暇，不将钱财用在关键之处，又将海军经费全数用作孝心的表示，这无异直接危害了北洋水师的建设，削弱了国本，并直接削弱了满清政府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或说即使想到了又以家国不分和挪用不过一时之举，用一句“一切应该不会如此巧合”自己麻痹了自己。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适逢农历甲午年。7月下旬，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的日本趁直隶总督叶志超率领的中国军队应朝鲜政府帮助镇压东学党人起义的要求进兵朝鲜之机，借口协助保卫朝鲜，突然出兵占领朝鲜并袭击中国海陆各军，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9月，经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日军控制了朝鲜全境和我黄海海域。10月，日军分海陆两路进攻东北，占九连城、安东（今丹东）。11月再陷大连、旅顺。到第二年2月，攻占威海卫，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此后，日军接连侵占牛庄、营口、田庄台，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 当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如梦初醒的慈禧迅即发布谕旨，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下了一道懿旨，说:“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宫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大敌当前，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华而不实、糜费巨大的祝寿活动，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甚至打算以省吃俭用鼓舞士气。其实，李鸿章早年也曾经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但事到临头，他还是糊涂了。有人说，当初呼吁筹建海军反对修园最得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也最起劲。 在今天看来，清末政治中其实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比比皆是。历史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出现发人深思的轮回。但就慈禧、光绪和李鸿章来说，这却是一种局限和必然，这是那种封建王朝“家天下”腐朽政治制度的必然悲剧。 　 这里还有一个当时的满朝文武皆不愿启齿的原因，那就是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官员的疑虑与排斥。内斗和内耗，使得人心涣散。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成全他人，顾全大局，没有一点心胸气度做不到这一点。所谓散沙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反而坏事。 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日渐衰弱和式微，汉族人才却从地方到中央纷纷出现。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兴办洋务、请洋师、建局厂、练新军，在发展洋务、兴办实业建设新军和求新自强的口号下干得轰轰烈烈。李鸿章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当时的上海江南制造局以及北洋海军，以及张之洞在广州、汉口的兵工厂和钢铁厂在相当一部分心存嫉妒的满清权贵们看来，不过是李鸿章们的个人资本，而且这种个人资本对自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兵部因此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这些同样出于一己之私的势力要削弱李鸿章，要瓜分“李鸿章的既得利益”，就首先要钳制李鸿章，削弱他所惨淡经营的这支舰队。眼中钉肉中刺这种概念在某些时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支军队的被削弱对于他们共同的大清国来说，是利是弊？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们却似乎全不在意。这就是权利对政治机体本身的腐蚀。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成为这些人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行动纲领。 种种桌面之下以及个人和集团之间的私怨私利，勾心斗角本来就驱之不去，在外部势力的干扰下更是愈演愈烈，最后几乎到了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以一部分满清权贵为内容的这批势力甚至对日本公使言听计从，挖自己人的墙角。他们上折、打小报告、散布流言蜚语，处处制肘，使得李鸿章的指令无以下达。这些跟那些人嘴里挂着的“一切皆为了大清”是本末倒置的。总之，权利倾扎不管怎么爽快，心满意足，其结果只有一个：国家利益受损。这一时期，夹在大打出手的朝野权贵之间的海军则吃亏最深。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对当时主张并实施停拨海军经费的人，仅依据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后来大多数的评论家称之为"主战派"，而正是这些叫得比谁都凶的“主战派”却首先停止拨发军队打仗无以须臾离开的经费！一些历史学家的记性不好，当然，其中记性最差的肯定是日本人，对自己干过的事都会时时忘记并一再“失言”。 光绪皇帝在整个危机中表现激烈，极力主战。史载，他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此情此景，我等后人今天读之亦叹息不已。但是，我们仍然要把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的错误公之于众。那就在光绪大婚之际（娶的便是日后签署了《优待清室条例》，为大清王朝送终，并在惨淡寂寞中郁郁而终的隆裕皇后），他的“亲爸爸”，包办了他的这一不幸婚姻的慈禧也是腾挪转借，在婚礼上挪用花费了不该挪用的钱。因为正因这样的款项被挪用，才导致战事告急时无钱可用。饷银、物资无法筹集。史料如此记载：“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历史是铁铸的，从来不为尊者讳。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当时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水师经费短绌之机、无力再添舰船设备之时。待到大祸临头、危机突至，真的要亡国，要割地，要赔款了，这个虽有一腔热血的青年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悔不当初了。 三、力量对比：是真的打不过吗？ 在没有基本透视满清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和这支军队的实际战力之前，我觉得，任何结论都是轻率的。 甲午之前，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大局势下，连李鸿章那样的为水师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人都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为之倾注全部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只是各部派阀各自政治利益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的杀到了面前，要动用军队之时，人们才想起富国强兵的道理，但为时已晚了。甲午战争，不论光绪还是慈禧、主战派还是求和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都在那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迷失了自我，并且谁都不是胜利者，却将国家和民族推到了几乎永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值得发一声感叹的是，将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甚至精力用于内斗内耗的民族，又将怎样去迎接日本那样的外敌的威胁和挑战？ 　　北洋水师覆灭的装备原理其实绝不仅仅在于兵力或舰船装备、舰船的航速与炮速。这里，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某些学者越弄越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究竟有没有能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一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自1888年后北洋水师便未再添船购炮，清军缺乏训练，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日军，北洋海军难以应付。 这个说法对吗？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是参考了西方各海军强国的做法，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制度的。这些规程包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铃制，涵盖军规、统领、校阅、武备等方面。表面上，这些组织规程已经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的训练应当说是相当刻苦并富有成效的。从英国聘请的琅威理时为水师总教习，据说监督极严，成效显著。资料记载其：“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据说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当时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曾在视察后评价说：“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甲午海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此二舰都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有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身中数百弹，又被“松岛”舰的13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无一弹能够钻入船身，舰上死者亦不多，这都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因而在战前的准备中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了专门用以对付“定远”、“镇远”二舰的“三景”舰，但就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海战爆发时也末获得能够达到二舰性能和威力的军舰。 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除“定远”、“镇远”护甲厚14寸外，“经远”、“来远”的护甲也厚达9点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像“定远”、“镇远”那样的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之比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门，而日军仅有50门，这两项中国都占有绝对优势。日方只有在中等口径的火炮方面以209门比我方的141门占优。当然，因为中等口径火炮在当时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的对比上北洋舰队所占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总体上不能说在火炮上全部是日方占优。 　　再看看船速方面。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了1点44节，有优势，但优势似乎并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当时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得高速舰只为相互照顾而失速，仅达八节，因此不利争取主动。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船坚炮利不容忽视。自1892年起担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则在其外交记录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的舰船优势，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丰岛海战后对他的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对能否取胜仍无把握。其统帅下的大本营一共制订了三种预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之所以如此，与日本的底气与实力有关，因为再贪婪的强盗也会顾忌对手的拳头，日本觉出了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对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百分之六十。 其次，其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相当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才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不过六十天时间。另外，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的船只，舰龄短，官兵受训和船上适应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更长达十年以上，这也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所无法比拟的。 　　再其次，联合舰队的舰只构成混杂，其中有的舰只战斗力十分低下。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共12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总排水量为40840吨。而北洋海军14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有关这部分资料，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共10艘，皆不算入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另外两艘鱼雷艇。)但战斗是在中国海域进行，日本补给困难，同时异土作战对士兵心理不利。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只是貌似强大。比如它的“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而成，其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却比较适合当活靶子。其排水量号称4100吨，却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自己都称其为“伪装出来的巡洋舰”，充其量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而已。这艘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目的只为观察战况。因此，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一侧，企图用其它军舰的舰体遮掩掩护其安全。再比如他们的“赤城”号炮舰，排水量只有622吨，航速十节。海战中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的掩护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的战斗力和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无法依靠它们发挥战斗力。此外日方“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的老舰，船身的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引自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四、两强相遇，勇者胜 以上对比说明，中日海军，各有优劣。而兵法言，即使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对手，其战争胜负只能取决于士气。1894年初秋，当双方终于在海上正式相遇、行将拉开世界战争史上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谁都非常紧张。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冒着黑烟的舰船互相照面时，面对逐渐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陷入了混乱。 “定远”舰的管带刘步瞻指挥首先发炮，但末击中目标，炮击反而震塌了驾驶舱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无法继续指挥。海战伊始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实在是清军的最大不幸。泰莱后来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真的能飞，于是丁与予亦随之飞起。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 这场命运攸关国运的大海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却自始至终都在没有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而刘步瞻、林泰曾二位总兵既有经验又有地位，竟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的指挥位置。直到战斗行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的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而其升起的也不过只是一面收队旗：指挥收拢各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节制精严”、“训练有素”"的北洋舰队在海战中也毫无节制可言，打得既无章法，攻击效力又极低，击之不中，中之不沉，互不协调，一盘散沙。 在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水师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其40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令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连发四炮，仅中两炮。“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仅为40米，竟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走。排水量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其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被其侥幸逃出。 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为11点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则为107点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达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就像一支完全末加训练的菜鸟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这里的经验教训，决不是一本海军操演手册所能解决的。 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也让中外观察家大跌眼镜。 五、痛定思痛，速败的原因何在？ 对军人来说，斗志没有替代品。战场上决定胜利的是人，而不是物。这也就是说，物质条件再好也经不住一群败家子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折腾。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慵懒承平的中后期，军纪风气被各种腐败习气严重毒化。 　 首先，《北洋海军章程》明文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实情却是：自“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甚至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起了铺屋，将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牟利。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规章制度如儿戏的举动，李鸿章并非不知情，但他却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的7月31日，他才急电丁汝昌，命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其次，章程同样规定官兵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公然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置身其中，赌得不亦乐乎。资料载：“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丁同坐斗竹牌（即打麻将）也”。 再次，满清兵部所定之《处分则例》明文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值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 因此，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舰竟然被闯入军港的日军鱼雷艇漏夜偷袭击沉！资料记载：“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更有甚者，“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此外，海军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要么不保养，要么就是擅自移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他对中国舰艇的观感，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北洋水师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制度，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水密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末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至于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更是无王管。 政令不通，内部倾扎，军无斗志。直隶总督叶志超畏敌怯阵，指挥无能，所率赴朝军与日军每战皆败，却一再谎报军情，平壤失败后，向清廷报称大捷，清廷误信，使其不降反升，获授为援朝诸军总统。终至9月中旬弃粮械军资，狼狈逃归，原形毕露，被震怒的清廷革职监禁。而北洋海军大半为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下达），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原英国总教习琅威理因“督操甚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刘步蟾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更有“‘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的可怕现象出现！凡此种种，这支所谓的新式军队的风气，不消数年就被满清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腐蚀得一干二净了。 　　海军中腐败风气的蔓延，同样很快便发展到战训中的弄虚作假和欺上瞒下的程度，雇请洋师洋员并不能改变这一现状。使得这支成军年龄不过十七年的年轻水师未老先衰，外面看上去烈烈轰轰，内囊子却尽上来了。1894年的春季大阅时，“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竟然仅余存三枚！其中“定远”仅余一枚，“镇远”只剩两枚，在水师洋气的弹药库里只有练习用的空包弹“库藏尚丰”！致使跑进场库想亲自察看炮弹库存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吓出一身冷汗”来！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下拨的经费却被人“指名吃空”，也就是谎报人头吃了空饷了。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战备如此性命交关的事情，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大敌当前，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多深，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远”、“镇远”二舰到底有几枚12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后人在研究甲午战争资料时甚至提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日海战中二舰的主炮其实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似乎也只有打空包弹才有可能出现上述11点17比107点71的敌我中弹比率！ 军纪风气腐败殆尽的结果，必然使战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力图隐瞒这种腐败和所付出的代价，就必然要借助谎报军情。事实上，这也成了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中，“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是丁汝昌却报告李鸿章，说：“风闻日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使得战战兢兢的慈禧和信心满满的光绪完全不了解实情。 黄海海战，一场我方损失如此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在奏折中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扣除李也完全可能被蒙在鼓里和不愿被此时已经升格为“主战派”的政敌们落井下石的政治考虑，李鸿章仍然难逃欺君之罪。一时间，除了那些参战的知情者外，举国上下都跌进了“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奇怪氛围之中。在这样的氛围里，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持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和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的可能性。直至整个北洋水师覆灭的那一天，这样的谎报军情未曾停止。 1894年9月下旬，随着叶志超大败，朝鲜战场的陆路已经没有阻击日军的部队，据记载，一部分被俘清军被押回日本，下落不明。而此时的清廷根本管不到那些，继续把宝押在“船坚炮利”的水师身上。11月，“镇远”舰在回到威海港时为了避开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及机器舱，裂口达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明显的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却成了“镇远擦伤，未伤战力”，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仅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满朝文武还以为大清水师仍然具有不菲的战力，可以与日本再战呢！ 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了改变。 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而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是逃兵，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倒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更为可耻。其次是有组织、甚至携带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逸，两艇开足马力企图从刘公岛西口冲出逃命，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火炮攻击和日军舰炮的轰击。就这样，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却在逃跑中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事情的最后更发展到集体哗变与投降。 资料记载：“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面对这样一种全军溃灭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致汝昌入舱仰药而死”。官兵犹“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得“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灭！整个甲午战争至此结束。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军纪败坏如此，不由不亡。 六、重温甲午，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俗话说凡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满清政府及其军队和北洋水师概莫能外。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到现代史，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到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清代自焚烧英国人的鸦片烟的林则徐以后，中国人都领教到了西方所恃的无非坚船利炮，也清楚地知道没有坚船利炮就要割地赔款，称洋人大爷。很多国人以为过去的失败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却不大探讨人的因素。素质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北洋成军，甚至与来犯的日本人相比，船不可谓不坚，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是失败，还要割地赔款，而且很不幸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自那以后，日本人挟持以小击大、以弱胜强的余威一次又一次地欺负中国，而中国的许多人也是凭籍着记忆，一味地畏日，一触及日本这个名头，投降论立即甚嚣尘上，溜须拍马，当奴才唯恐不及。中国人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一，北洋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 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烈士的讴歌，旨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也难以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设二，北洋舰队为何要听从洋人计谋，死打硬拼?为何不多用谋略，比如让日舰进入我近海加以伏击，以众击寡，各个歼灭，以避短扬长？尤其是那艘“三景”舰，调动整个舰队，或以“定远”、“镇远”二舰合力围攻将其击沉，整个海战局面肯定不同，连日本人自己都设想了这样一种败局，我们却完全没有想到。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清廷的两手准备也不过是“打得过打，打不过请洋人出面调停”，似乎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事一点都没在心里留下影子。在外交上清廷一直在殚精竭虑地疏通英、法、俄、美、德等国，老想用它们去钳制日本，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都自以为得计地雇佣了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 自琅威理被辞退之后，北洋舰队总教习的位置在李鸿章看来，不再是一个利于舰队训练作战、提高其整体素质的位置，而成了一个拉拢上述洋人国家关系的位置。他先用德国人汉纳根，后用英国人马格禄。汉纳根是一个陆军退役军官，只精于建筑炮台，处理海岸布防；马格禄则不过是一艘英国拖轮的船长。他们都不是海军出身，对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这样用人，有其颇为自得的考虑：通过任命德国、英国人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既可以联络与英、德两国的感情，又不至于真正让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举对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会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直未在其考虑之列。李鸿章一直以为，英德同属海军先进的西方国家，铁甲军舰既然出自其国，其人也必定娴熟于使用，甚至战法。客观地说，这种算计不可谓不精，但却恰恰忽略了战争极其简单的道理：战争就是兵力的较量，兵器的较量，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它包括人的勇气、意志和素质。任何脱离这种基本原理、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深，都是华而不实的。 甲午战争是整部近代史中最让中国人痛心的战争，因此它最能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因此孙中山先生便以之发动了辛亥革命，随之又有五四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甲午战争又是整部近代史上最能让日本人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战争，它以为中国就是一块肥肉，从此它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要不是后来由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国共两党领导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恐怕直到今天，中国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甲午战争又是近代史上对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斗志腐蚀最大的战争。从此“汉/奸”一词有了具象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公正的，任何不与之相适应的东西都将遭到淘汰。孙中山先生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潮流指的是什么？就是国家兴旺，人民幸福。什么才是防止甲午悲剧再次出现的根本出路？我愿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历史又是残酷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掩盖历史扭曲历史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对于今天的军人来说，甲午的教训之一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我们重武器论，但不唯武器论。正如一位导师所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离开了意志品质、铁的纪律，任你有多少人、手里拿着什么样的武器，都是不可能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