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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历史分析工业发展，是从科技与生产力的角度入手。中国的情况很特别，又或者是我个人喜欢特别地看。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阶段要以地区划分，明确的。第一阶段是珠江三角洲，时间大约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阶段是长江三角洲，时间大约一九九三到今天。当然，珠三角及长三角还会继续他们的工业励进，我只是从不同阶段的地区重点看。
从地区看，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在哪里呢？我的推断，是会回到乡镇那里去，因为月是故乡明。二十年前，中国要搞什么乡镇工业，说什么离土不离乡，认真地看，搞不起来。当时的乡镇企业要不是国营，就是乡营或镇营，非私营或民营也。当时举国没有几条好公路，物流有困难，不宜乡镇工业发展。也是在当时，外资对中国没有多大兴趣，乡镇造的多是手工艺品，没有国际大看头。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集中于沿海一带非善策，但起笔需要，因为经济发展要有个火头。十年来这火头明显地烧到内陆去：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地，皆可见大火燎原。这样看，中国的可观工业发展早就不限于珠三角及长三角了。然而，有势头的工业发展，我们还不容易在乡镇见到。
会见到的，大约从我下笔的今天开始吧。相当肯定，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内的公路建造得非常快，对物流有大助早就见于农产品。周其仁认为，城市的农产品物价上升得慢，主要是交通有大改进的结果。应该对：经济急升，农作人口急速下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理应上升得明显，但没有。其仁老弟对经济的掌握渐入佳境：这种简单观察功力不凡。浅吗？当然，但名校博士一般看不出来。这里要指出，运输的改进对工业比农业更重要。
其二，扶助农民是今天国务院的首要项目。有意思，问题是怎样扶助才对。据说北京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在《扶贫何价？》一文中，我指出扶贫有负性与正性之别。前者是政府花一元扶贫，社会得到的利益不到一元；后者是扶贫一元，社会可获超过一元的利益。
原则上，正性扶贫的项目多得很，问题是回报有高低之别，明智的选择不容易。我们还要指出政府投资容易引起贪污问题。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投资，通常连带着界外效应，这就是高斯分析的「社会成本问题」了。很复杂，不容易算得准。这方面，中国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国家高明：他们差不多凡事收费——无论公路，桥梁、水乡、公园，有时甚至厕所，都收费。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大部分解决，因为公共设施的投资回报有直接收入作依凭。
上面提到的公路投资，当然协助「月是故乡明」的工业发展。前几年听到，收费公路可以回本或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但经济发展得快，要亏蚀的过三几年一般大有起色。人口多，发展快，就有这样的方便：只要能继续目前的增长率，公共设施的投资乱来一下也容易买中马。
只要能约束贪污与控制成本，扶助农民大可考虑乡镇的基建、教育、医疗、康乐、文化等。原则上，这些都可以是正性扶贫。不直接收费，有些项目，例如基建，可以从卖地及税收赚回来，但不收费或收费甚微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的回报就不容易衡量。有回报，应该考虑下注，只是社会利益难以衡量。这方面我有两个建议。一、政府不仅容许，而且鼓励私人投资于这些项目，让他们自由收费。不是说政府自己不要做，而是公立有私立的在旁协助，政府的负担会减少，而有私立的参与竞争，公立的会办得好一点。二、政府要鼓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筹办这些事项，只要不牟利，要免税，再不够就补贴慈善，例如私人捐一元，政府补一元。有政府补贴，私人慈善会风起水涌。意图做善事的人会比较细心处理，会比较小心花钱。当然，假冒为善的人多得很，但有严谨法律约束的慈善机构，例如香港的，不容易出术。
第三个工业将会转向乡镇发展的原因，可能最重要。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尤其是南中国），一则起于其它廉价劳力国家的竞争，接单工业不能大幅加薪，二则因为月是故乡明，愿意离乡别井的人愈来愈少了。农民愿意转往工业，或愿意半农半工，但不愿意离乡别井，会帮政府一个忙。工业集中于沿海一带，或近于闹市，如果继续下去，边际产出定律说对国家整体的发展不利。政府要推广乡镇的工业发展，是正着，而月是故乡明有助焉。二十年前不成，今天可以——我认为是今后十年的大势所趋。
在广东设厂的朋友说，从北方南下的工人每年只回家探亲一两次。如果工厂设于离工人老家不过两个小时车程，工人可以每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享天伦之乐。有天时（发展得快），地利（交通发达），人和（天伦之乐）这三者的合并，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会在乡镇出现是不难推断的。
产品的质量、生产力与科技的改进，是地区之外不可忽略的工业发展问题。产品质量的急升出现于第二阶段，尤其是一九九七至二○○三那段时期。生产力的急升最近几年开始明显：工业总人口下降了不少（大约从三年前的九千八百万下降至今天的八千三百万），农民人口继续下降，但工业的总产值继续大幅上升。这其中一个重要含意，是愈来愈多的人转到商业及服务业去。都是好现象。
至于科技的改进，二十多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我认为科技的急升会发生于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那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有了势头，后浪推前浪，科技的需求压力大幅增加，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都市。如果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持续，中国的科技跃升不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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