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国之三十五 : ZT 写在九一八国耻日

写在九一八国耻日

来源 : 文学城 文化走廊 为人父 于 06-09-18 08:02:55

“ 九一八 ” 是国耻日。每年的这一天沈阳都要鸣响气笛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耻辱的日子。什么是国耻？最大的国耻就是国家的军队面对外敌不战而逃。虽然一想到九一八我就痛恨狂妄的小日本，可让我更痛恨的是当时中国不争气的军队和腐败的政府。

“ 九一八事变 ” 时日本关东军实际只出动区区一万兵力，然而却在百日之内占领东三省，视张学良 40 万东北军如无物，让中国蒙上比甲午战争还大的奇耻大辱。正是这个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震惊的胜利鼓舞了日本的野心，使其后来敢于不断以弱势兵力侵华。为什么 40 万东北军敌不过一万日本兵，历史学家有很多评说，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蒋的不抵抗政策迫使张学良退兵，二是东北军装备和训练不如日本军队。然而在历史文献不断暴光的今天，这种说法越来越让人无法心信服。对于第一点，在随后的山海关保卫战中，已经证明，即使蒋下令抵抗，张学良统领的 40 万大军还是没能顶住 5 万日军的进攻；第二点的解释更缺乏说服力，如果说关东军当年的装备比东北军强一些那是没有疑问的，但要说有什么天大的差别那是胡说。东北军当时有德国战机近 300 架，机枪火炮全是德国造，而且数量不比关东军少。这样的装备和当年朝鲜战争时中美装备的差距相比能说是大吗？。另外，东北军从上自下皆有多年内战的实战经验，而日本关东军却已多年无实战经验。在力量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却屡战屡败，屡败屡退，一退即溃。什么原因呢？其实真正让人信服的原因是指挥者毫无斗志的精神状态和指挥上的无能。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首先就没有决战的心态，大敌当前，不思如何应战，只是投机取巧想利用其它列强的制约和国联的调节抵挡日军的野心。主帅的这种消极和依赖心理能不影响军队的战略和精神士气？再看东北军，张学良从他老爸手里接过来的这支军队，其实就是穿军装的土匪，大部分军官包括张学良都是烟鬼，被鸦片折腾的半人半鬼的这些人能有心思思考怎样打仗，如何歼敌？

后来的山海关保卫战，蒋介石让张学良统领 40 万军队抵抗 5 万日军的进攻。可张学良仍然速败于日军。他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只思如何守地，不思如何歼敌，且畏敌如虎，不战先怯。而日军却可从容地集中兵力，然后各个击破。中国军队成天想的是如何守，摆好阵势等着日本人来打，可总是防不胜防。从没听说国军组织过一次象样的进攻和围歼战役，甚至连这样的想法和打算都没有。日军则是每天研究怎样进攻，怎样攻其不备。两军这样的心态，纵使给张学良百万大军也是处处被动挨打。要是这些军队被毛泽东统领，早就将区区一万关东军一网打尽了。

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实在是乏善可陈。可圈可点的几次胜利，都是因为主动进攻而得胜。如：万家岭大捷，则是薛岳抓住战机主动进攻的结果。然而，由于蒋介石缺少气魄和战略思维，所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没有组织一场象样的反攻战役，都是阵地守卫战。后期的所谓昆仑关大捷其实是以绝对优势兵力，用全新美式装备，杀鸡用牛刀的方式取得一个小胜。真正让日军胆寒的抗战是由杂牌军和地方民团进行的桂林保卫战，那一战才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的气概。日军如果不是最后使用了毒气，即使再付出重大的伤亡也占领不了桂林。其实整个国民党抗日战场，桂系军队表现是最好的。上海抗战前期打的好，也是因为桂系军队敢于进攻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军队是丟尽了中国人的脸。政府腐败，军队无能。真是将熊熊一窝。气的罗斯福都想支持八路军了，觉得蒋介石是浪费了中国的战争资源和军队的战斗力。抗战后期，宋美龄去美国演说募款，杜鲁门连白官的门都不让她进，对她相当冷淡。不难理解，谁愿意支持一个又无能又腐败的政府呢。更可笑的是，敌人已经打进门了，蒋介石还教育下面的军官要忍耐，要学甘地的不抵抗精神，以赢得国际社会同情。这样统帅焉能打胜仗。

国共内战时，毛泽东之所以胸有成足，信心百倍，指挥若定，皆因为看透了蒋介石，对蒋介石那套战法和心理摸得一清二楚。国民党三年就被弱势的共产党打垮，这是连一向乐观的毛泽东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南征北战》那句话应该倒过来说，不是共军太狡猾，而是国军太无能。

同样的中国人，甚至是同样的士兵，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就象换了一个人。真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有毛泽东的精神力量，中国军队一雪国耻，从此就成为不败的雄师。敢于与美国决战朝鲜，也敢于与苏联对抗，一扫百年萎靡不振之东亚病夫形象。记得中印边境战争之后，陈毅在对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激动处，啪地一声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说： “ 让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来吧！ ” ，后来毛泽东批评他表现的太好战。不过我觉得非常过瘾。试想，自鸦片战争以后，哪一个中国外交官敢于这样对世界说话。中国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真正体会什么是扬眉吐气。是毛泽东让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弯着的腰挺了起来。

了解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就会对自然而然地对毛泽东产生敬意，有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就会理解毛泽东。不管毛泽东晚年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都掩盖不了他为中华民族重新塑造的不惧怕任何敌人、不惧怕任何苦难的气吞山河的精神。单凭这一点就足可以抵消他所有的错误。国家不怕落后，怕的是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强的自信。毛泽东使中国人重新拾回了自信，使我们不再忍受新的国耻。功莫大焉。

毛泽东晚年时曾说：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看看中国目前浮躁的社会，缺乏的不是那么一点精神吗？

勿忘国耻，更不能忘记自强不息的精神，也不能忘记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

	转贴:918 不忘国耻
	来源: 艾丽思笔记 于

又到国耻日,在几个群里，几乎每个群都有人不知道,918是什么意思,呵呵，我帮大家回忆下吧

九一八事变简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在全民抗日的时候，我们的将领是怎么做的呢?


九一八”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抵抗命令”下的抗日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昨日，王铁汉将军的大女儿、在沈阳居住的王翠凤女士，首次拿出父亲临终前写的关于“打响第一枪内幕”的手记，希望揭开“九一八”事变的重重谜团。

　　　　说起“九一八”父亲就流泪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家住铁西区的85岁的王翠凤还记得父亲多年前哼唱的这首歌。

　　“父亲12岁结婚，他与母亲是包办婚姻。父亲19岁还在讲武堂念书时，生下了我。”王翠凤说。

　　王翠凤和母亲一直在老家辽宁盘山县后才屯居住。直到1947年才回到奉天（即今沈阳）。

　　王翠凤说，父亲谈起“九一八”就流泪。记得1947年父亲回家时对乡亲们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仅有600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正是这一放弃，日本人进了中国，14年间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

　　1948年王翠凤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到1985年一封信由台湾转到香港寄来，那是王铁汉给王翠凤的亲笔信。此后他们经常通信，王铁汉临终前还将自己关于“九一八”的回忆文章寄给她。

　　　　旅长来电：“不抵抗，等候交涉”

　　昨日在王翠凤的家中，记者看到了王铁汉关于“九一八”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珍贵手记：

　　事变当时，我任陆军独立旅第7旅第620团团长。第7旅有3个团，旅长为王以哲。只有本团第一营驻皇姑屯，第621团3个直属连驻东山嘴子（沈阳城东）营房，其余全部驻在北大营。

　　9月18日晚10时15分，忽闻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谎称中国军队所为。我正在团部，以为是地雷爆炸，这是多少天以来，司空见惯的事。但是5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下就是炮声。这时候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要通旅部电话，知道旅长在城内。又要621团电话，已无人接听。张士贤团长也不在营。

　　晚11时刚过，才得知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晚12时，旅长由城内来电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便失去联络。

　　　　敌人发起第二次进攻时我下令还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击

　　我想，等候命令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

　　19日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多人，后面还有跟进的部队，开始向我团接近。日本炮兵开始射击我团营房。这时，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弹药入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

　　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多人，开始向我团发起第二次进攻。我下令还击。击毙敌人40多人。凌晨5时，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撤出北大营后，我团进入锦州。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东北军在“不抵抗命令”下这样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

　　1931年春，张学良将军自南京来平视事，因嫌北平官邸顺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不甚舒适，故而下榻于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
　　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财政部印铸局局长沈能毅代找的。5月底，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诊治。该院特为张腾出一所隔离病房专用，装有外线专用电话，并由内科医生霍尔负责专门治疗。9月初，张学良病始痊愈。由于长时间发烧，张的头发脱落大半，身体十分羸弱，故仍在协和医院休养。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即起身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汤纪森：《张学良二三事》）
　　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张高峰：《少帅与赵四小姐》）事实上，“九一八”当日，蒋介石正乘军舰赴九江途中，他在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自然千夫所指，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恶名。连“九一八”之夕观剧，舆论也颇多责难，认为张身为陆海空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千钧一发之非常时刻，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真可说是“叔宝无心”。彼时，其压力之大，就不难想见了。
　　其实，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蒋介石在8月16日明令训诫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事变前一星期，蒋密电召张至石家庄车站会晤，再次重申不抵抗：“……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凡此种种，公众舆论当时显然无从知晓，而马君武的打油诗恰恰迎合了时势，各界也就不假置疑，宁信其有了。

战争开始了，可怜的百姓苦难之日也开始了,给大家找点历史资料,看看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日本老兵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


　　今年1月，两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日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着镜头讲出自己战时在中国的犯罪，当时，面对面地听到施暴者描述这样的经过，我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流下了眼泪，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就在眼前。

　　一个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铃木说：“我那时候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想着去强奸时，我们就进了一个村庄，我们大家是分头去的，我进屋后，就看见有个妇女抱着个很小的小孩，倦缩在床上，我一把掀开他们盖的被子，发现这个妈妈怀里抱着孩子，在不停地颤抖。干了这件坏事以后，我把房子点火烧了。房子是必须要点火烧的。”

　　另一年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金子说：“带我去村子里的老兵要强奸一个妇女，这个妇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骂又哭，激怒了这个老兵。于是老兵一边骂着那名妇女，一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外面。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井，有好几口井，这个妇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这个妇女一边往井里按，一边对我说：金子，你抬她的脚。于是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我们喊着一、二、三就把这名妇女扔到了井里。这个妇女还有个孩子，看见妈妈被扔到了井里，就一直围着井台哭着喊“妈妈，妈妈”，他大概才4岁左右吧，个子还不够高，够不到井台。于是他一边哭着一边回到家中，搬了一个凳子，爬到凳子上喊着“妈妈”就跳到了井里。这个孩子就这样跳到了井里。当时我们不是都带着枪吗，还有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有这么大，我记得当时带了两个，于是我就往井里扔了其中一个，轰地一声引爆了。井里的母子俩就都被炸死了。这就是我曾经干出来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战后，在日本，当年的侵略历史始终遭到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掩盖，右翼学者编写了美化侵略，隐瞒罪行的历史教科书，一些政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还有各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叫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兵站出来，对公众讲出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为历史作证，反省战争。

　　日本老兵们回忆：“我从来没想过人的肠子有那么长，四个中国人的肠子全都流到地面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烧的很多，没法形容。”

　　“在那个地方强奸，强奸完后就杀了，头也给砍下来了，当时没有肉吃，让吃这个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就吃了，因为已经半个月以上没有吃过肉了。感觉比猪肉好吃。”

　　“他说金子你抬脚，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在井边上有圆的井台，我就把这个妇女扔到井里。”

　　这是一部日本纪录片中的内容，片名叫做《日本鬼子》，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14名参加过战争的日本士兵讲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作为反省战争历史的纪录片，影片在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并且获奖，但在日本国内，影片迟迟没有得到公开放映，多家电视台都拒绝播放，费尽周折，最后在一家艺术影院，影片才得以面对公众。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一些老兵参加了各种和平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就是其中的两位。

　　金子安次，85岁，入伍前是工人，铃木良雄，84岁，入伍前在家务农，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们，从应征入伍开始，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铃木良雄说：“日本的军队，在新兵进入军队后，都要进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三个月中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实战演习，就是把真正的敌人带来杀死的训练，一定会有这个的，把活人拉来刺杀。”

　　金子安次说：“开始杀人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总是刺不中。我们到中国的村子里去，把村民们拉来绑在树上。然后在枪上装上刺刀，喊着‘呀……’就冲上去了。活着就刺，当时他们还在树上绑着呢。”

　　铃木良雄说：“谁要是刺中了，就会取得好成绩，受到表扬。”

　　金子安次说：“开始的时候我也睡不着觉，不过杀了一个人，又杀了一个人以后，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战争的时候，日军杀中国人，杀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今天你杀了几个人”“我杀了两人。”“好，明天我要杀三个”展开了这样的竞争。根据杀人的数量，军衔越升越高。这就是军队。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干什么的，见到就杀。

　　金子安次说：“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绑架，就是抓劳工，强行把中国人带到日本，这是绑架问题。还有抢棉花、小麦等等，也有这样的命令。另外还有毒气问题，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做过。在五年之内，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过。”


　　侵华日军是如何从人变成野兽的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暴行，这样的历史，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在年轻人中间，知道的人有多少呢？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曾经就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大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

　　斋藤一晴说：“从问卷上看到，他们也大体上知道一些，比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但是只是知道这个词，就是个名词，至于具体的里头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几乎是不知道的。对战争的情况基本就不了解。”

　　步平说：“日本历史教育，他叫厚古薄今，过去的讲得多，近现代的就非常少，甚至都不讲。”

　　步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主要研究日本问题，与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对日本社会有着很深的了解。

　　步平说：“实际上他没有这个环境，我们的学生从小不仅是看教科书，我们可以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看报，我们的周围的社会环境，父母、爷爷、奶奶都会给他讲这个战争的问题，他是另外的环境。”

　　20047七月，在北京，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人，他一个人来到中国旅行，旅行的路线，是日本军队当年犯下暴行的地方。他叫中条朝，是一位大学生。

　　中条说：“小时候，在日本，我曾经有机会看到了一些关于慰安妇的片子，这种片子不断出现，拷问我们的社会，我当时就想，日本这样的社会好还是不好呢。

　　中条朝偶然知道日军暴行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他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日本社会这样忽视历史真相，会给战争受害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学四年级，学校有一年做课题的时间，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到战争受害国进行考察，在考察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于是，他向亲友借了一笔钱，独自开始了这样的旅程。

　　中条说：“我没有亲眼看过这些受伤害的人，也没有去过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展开了这次旅程，想亲眼看看他们的现状，然后回日本告诉其他人。”

　　中条朝到北京之前，已经去过了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走访战争受害者的时候，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一个身份，他的内心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中条说：“我想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我的心情很复杂，非常困惑，觉得作为日本人去跟他们去见面很失礼。


　　在劳工李良杰家


　　翻译：“因为他是第一次见这些强制去参加劳动的劳工，所以有一点紧张。”

　　这一天，中条朝访问的，是当年被强行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李良杰。

　　李良杰说：“1944年，9月份，我正在地里干活……日本人来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两个人拧着我的胳膊把我推推搡搡……到了扔到车上。”

　　李良杰说：“那一年我比他小好几岁，我才十四岁。”

　　在中国听到的关于日本军队的暴行，中条朝从来没有听家里的长辈们讲过，他的爷爷，在战争时期是军工厂的工人，没有出国作战，那么，那些上过战场的军人，会对自己的家人说起这些事情吗？

　　记者问：“跟你的女儿讲过这些事情吗？”

　　金子说：“对于我们曾经用枪杀过中国人这件事情，在日本这种环境里认真地反省是很难的。不过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想我女儿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为父亲，我没有直接对她说过，我没有直接说“你们的爸爸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种事情是很难说出口的。”

　　强奸，杀人，放火，抢劫，这些在文明社会里极端恶劣，不可饶恕的犯罪，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当年都做过了，在亲人的面前，这样羞耻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为丈夫接受采访，才知道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几年前在镜头前这样说——

　　金子的妻子说：“每当有记者到我家来这样采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恶，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但这就是战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强令去做的，难以推卸。所以我很讨厌听这些，我其实也不希望他说这些事情的。”

　　铃木的妻子，在丈夫接受纪录片《日本鬼子》的采访时，才第一次知道丈夫的战争犯罪，后来，每次当丈夫接受采访的时候，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面对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这样的老兵，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他们亲手对中国人民犯下罪恶，令人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参加各种和平活动，接受媒体采访，一次次当众讲出自己的犯罪，这种勇气也让人看到他们人性回归的一面。

　　金子说：“我们犯下的罪行显然是非常大的，而且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们反对战争，不是像别人那样简单地反对战争，不是在道理上反对，是根据我们的经历而反对，我们曾经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铃木说：“我觉得对于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只有把它全部讲出来，深刻地反省，才能重新做人，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人。”

　　那么，在60多年前，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变成了禽兽不如的战争工具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采访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因指向了战前的教育——

　　铃木良雄说：“只知道听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分析的能力，上级说的话，天皇说的话是不会错的，天皇就一定是对的，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既没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分析反省。我想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不加考虑地服从天皇的命令，在铃木良雄他们那一代人中，是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和习惯。

　　金子说：“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设有神坛，那里供着天皇的像，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能正视，必须弯着腰鞠躬，腰要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如果不这样的话，老师就会生气训斥。在乘坐公交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脱帽致敬。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认为天皇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在学校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所以说后来，天皇说这么做那么做都认为理所应当。这样的教育持续了6年。”

　　冈田黎子说：“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冈田黎子，76 岁，她在14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的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

　　冈田黎子说：“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步平说：“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他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那么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最后怎么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么下来的，那么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它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他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洲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了，要抵抗，谁能领导亚洲，就是我日本能领导，因为我们优秀。”

　　金子说：“日本和日本国民都是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靖国神社的背后


　　当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31年12月，一个叫井上清一的日军中尉接到了命令，要进驻满洲，一天中午，他回到家里，发现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着重装，端坐在蒲团上，用短刀自杀身亡。
在遗书里，千代子这样说：“我的丈夫，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恭喜你。在你出征以前，我将离开人世，让你没有任何牵挂，请尽力为国工作，拜托的事情只有这一件。”

　　千代子以自戕激励丈夫走上战场的行为，马上成了日本新闻宣传的热点， 迅速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书，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井上清一也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当他踏上侵略路程的时候，无数的人到车站为他送别。

　　井上清一在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请为我祝福吧！为报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希望生还，尽力发挥伟大军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这个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却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照片，保存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193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村，井上清一举起了屠刀，发出了灭绝屠杀的命令，致使这个村庄死亡3200多人，几乎被杀绝。

　　在战争后期，日本军队里还出现了神风突击队，队员们都是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写下绝命书，怀着对天皇的忠诚驾驶飞机冲向美军的战舰。

　　这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年轻士兵们深信，为天皇战死以后，他们就会成为靖国之神。靖国神社，是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的最后一环。

　　步平说：“因为在当时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军人为天皇战死了，你就不是人了，成了靖国之神了，是神，过去日本的死者，靖国神社没有成立之前，死者，死人吧不能称神，进不了神社里去。为什么？战争死的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很，非正常死亡，那种人死了以后，他的怨灵，引来灾荒引来灾害的，后来怎么办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天皇死的人都称怨灵，都去引来灾害，那谁还去为天皇献身呢？他就是因为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让大家去献身创造出来一个靖国神社说，为天皇献身的人神，不是普通的人，是这么一个东西，他专门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靖国神社，在明治天皇年间由国家兴建，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近250万名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的亡灵。战争期间，大量被派遣出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所谓皇军，在这里宣誓，表示为天皇捐躯的决心。而当年日本的天皇也在每年的春季，骑着白马到这里参拜。

　　1978年，东条英机等十四个战争和战争惨案的策动者，也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殉难者，放到靖国神社进行祭拜。又一次表明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性质。

　　步平说：“我另外强调这点，东条英机放进去以后，确实使靖国神社更成问题了不假，但东条英机进靖国神社是哪一年，1978年才把他放进去的，那其实1978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靖国神社一直是问题，所以你老强调东条英机，所以有的右翼政治家就提出口号，提出一个策略，说我们把东条英机他们拿出来，那我们再参拜行不行，这不等于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吗？其实我觉得拿出来也不行，因为你根本没改变你的本质问题。”

　　正因为这种军国主义的本质，到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也成了政治人物表明其战争态度的标志性行为。

　　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都先后以首相的身份到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在2001年对其支持者许下诺言，每年都要去靖国神社参拜，并且，到目前为止，他每年都实现了自己的许诺。

　　李良杰说：“你问问中条，你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喊他万岁吗？”

　　中条说：“没有。当然没有。”

　　李良杰说：“那你是我们的友好人士。握手。”

　　中条说：“但是小泉政府如果没有大众支持的话，是不能执政的。”

　　李良杰说：“这个说法不对。”

　　中条说：“正因为很多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关心，才有很多人支持小泉政府。”

　　李良杰说：“不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

　　中条说：“李先生你今天说的话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李良杰说：“你们不知道历史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小标题：被人道主义感化的日军俘虏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让国民心甘情愿地走上了战场，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后来能够反省自己的战争犯罪，与他们有机会接受了另外一种教育不无关系，他们，都曾经作为战犯，在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在那里，他们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

　　在战犯管理所，最开始，战犯们并不认为他们入侵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每天早晨还是要向着天皇的方向敬礼，遥拜。

　　关于如何对待这些战犯，周恩来总理作过指示，不能让一个战犯死亡，不能侮辱战犯，不能施加暴力，必须让战犯发自内心地反省，主动地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在这里，战犯们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对待，管理所为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了画具，为喜欢音乐的人准备了乐器，甚至在粮食紧缺的时期，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顿，吃的是高粱饭，而战犯们却是每天三顿，吃的是十分珍贵的白米饭。

　　铃木说：“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有一名士兵由于对前途失望而试图自杀，他自杀的方式是跳大粪坑。有一个非常大的、可供几十人使用的大粪坑，他就想跳下去自杀。可是，有个管理员却跳入粪坑，把这个士兵救了上来。我正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就用嘴把士兵嘴里的粪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就这样救了那个士兵，这是我亲眼看见了。”

　　金子说：“后来我们在中国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学习，就完全明白了，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了。

　　正是这样充满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关怀，使战犯们认识到了战争的错误，在1965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战犯都主动交待了罪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被免予起诉，只有45名支团长级的军官、宪兵、特务机关成员被审判。

　　审判结果，4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八到二十年的监禁，免予起诉的战犯回了日本，后来，被判刑的战犯刑期也被缩短，到1964年为止全都返回了日本。

　　从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归国的士兵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归还者连络会，简称中归连，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组织里的成员在一年发行三次的会刊中，写下了向中国受害者赎罪的文章，还参加各种和平活动。但这些年，每年都有十五到二十多成员去世，其他的人也渐渐年事已高，参加不了活动了，现在中归连已经不存在了。

　　铃木说：“现在日本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反战和维持和平的组织，即使中归连不存在了，我们也还是可以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的。”

　　2004年7月，中条朝来到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殉难者纪念馆，并且在这里访问了屠杀幸存者倪翠屏，在那场屠杀中，倪翠屏一家死了8口人，她成了孤儿。

　　倪翠屏说：“我婶婶出来收衣服，怀着肚子，怀了七个月的小孩子，结果呢，被日本兵看到了，五个日本兵跟她后头追，五个日本兵，我那个叔叔进门就被他们抢啊，刺刀往身上打，把我叔叔活活打死了我父亲身上一共被打了三枪都是血，地下也是血。我还没有喊我父亲，日本兵又给我一枪。”

　　中条说：“亚洲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要求承担责任，而众多的日本人无视这种声音，就相当于丢掉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尊严。这其实和这个挥舞着军刀的日本人是一样的。”


　　日本的右翼与左翼


　　中条朝有一个看法，在战争中，日本士兵迷失了人的本性，他们自己的尊严也被践踏，而现在，如果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不转变的话，等于再次丢掉了人的尊严。

　　中条说：“现在，从日本的社会状况来看，正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我开始了这次旅程。”

　　中条朝所不愿意见到的那种无视历史事实，放弃人的尊严的行为，在日本，正在发生着，比如南京大屠杀，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尽管证据确凿，日本一些政客、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2001年，日本右翼组织更是召开 集 会，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右翼学者还编写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中，侵华战争的事实真相被完全抹杀。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这样几行文字——

　　2名日本兵在上海被射杀，以此为开端中日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日军设想如果国民党政府首都陷落的话蒋介石也会投降，所以12月占领了南京。因为日军的到来，民众中出现不少死伤者。这是南京事件。

　　对于其他日军暴行，如731部队、日军性暴力侵害等在这部教科书中只字未提。

　　但这些，还并不是这本教科书的的关键问题。

　　步平说：“所以右翼教科书2001年出来的时候，你看看它的体系，和战前的教科书几乎一样的，所以问题在这儿，你看一个是讲日本文化日本神国，包括天皇的教育智育，然后呢，日本领导亚洲，建立大东亚共同圈又是这套体系了。”

　　步平认为，批判这种宣扬皇国史观，煽动国粹主义的教育体系，才是我们反对这本教科书的关键所在。

　　步平说：“我们老说，包括很多人，你们挑挑他这里多少问题，要提给他，要他修改，八个也好，十个也好，一百个也好，你提了，回过头来他真修改，他把你提的一百个问题，他都给你忽略不谈，你还有什么理由，你觉得能不能通过？照样不行吗？他那指导思想在那儿放着呢。 ”

　　近些年，日本还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持和平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种行为，也让日本的进步人士觉察到危险的信号。

　　表一文说：“现在日本正在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随时都可以向海外派兵。经团联的会长，也是丰田的会长，就于今年七月主张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建立自卫队的派兵体制，从而成为亚洲的盟主。”

　　裱一文，日本进步学者，在日本右翼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以后，表一文等日本学者一方面对其作了抵制，另一方面，还倡议发起了一个活动，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三国认可的近代史教科书辅助教材。

　　裱一文说：“在日本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我们对它进行了批判，但我认为不能光是简单地批判它，批判它扭曲了孩子们的历史观，而是应该考虑到底想让孩子们学习什么样的历史，想让他们建立起什么样的历史观，对这点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提案，也因此我们最后决定编制这个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学者与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之前，日本的教科书斗争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1965年，日本出现了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家永三郎，大学教授，日本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勒令删除日本侵华的段落，于是家永三郎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省为对象，提起了诉讼。

　　家永三郎的诉讼持续了32年时间，多次败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1997年8月終於有了最終結果，東京高等法院最終認定文部省對家永三郎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 和“七三一部隊”等4個問題的修改違法，宣布家永三郎部分勝訴。此時的家永三郎已經85岁了。2002年，家永三郎去世。

　　步平说：“战后的教科书一直是一边进步力量推动他的改善，那边要让他改恶，就是抵制他，这两种力量在不断的斗争，这个斗争到改善的趋势到最高峰的时候是1997年，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家永三郎诉讼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日本的右翼组织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企图，这部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是在家永三郎诉讼胜利后进行的一次反扑，所幸的是，由于进步人士的抵制，2001年，在日本的中学中，这本教科书的采用率只有0.039％，但到了今年，日本学区又一次对教科书进行选用的时候，到八月底为止，这本教科书在日本全国的采用率达到了0.4%，尽管采用率还是很低，但比较2001年，还是提高了10倍。

　　面对这种情况，步平认为，中国人首先要该做的，是团结和支持日本的进步力量。

　　步平说：“因为进步的力量我们没有关注，我们没有团结起来的话，右翼又趁着政治又有倾化的力量它可能又起来，那么我们和进步力量的团结，抵制它让它的影响力小，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出于这样的考虑，多年以来，步平尽自己的力量，为日本的和平人士和进步组织提供中国方面的帮助，包括参加编写三国教科书，协助中国战争受害者日本律师团在中国的调查，也包括帮助中条朝这样的年轻人约见战争受害者，联系战争纪念馆。

　　步平说：“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调查如果做得好的话，他回去就不是影响一两个人的事。在日本要找到这样的人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要影响一个人，可能这一个人就影响很多。”

　　2005年6月，历经三年的讨论，中国学者和日韩学者合作编写的教科书辅助教材，在三国同时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书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

　　表一文说：“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从历史教科书中剥夺真理、掩藏真相，对此家永先生站了出来，这是家永先生的遗志，我们一定要继承下去，完成它是我们的使命，是我的使命。”

　　铃木说：“ 每当我想到战争的时候，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的谢罪和反省。”

　　金子说：“正是因为感到有责任，我们才觉得今后不能让年轻人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努力。”



多少沉重的文字,多少沉重的图,,我无语,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城市会鸣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