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一场轻雪一阵细雨有如江南般温润的初冬里走进共和国第一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的展览大厅，来看“清宫散佚书画国宝展”，来看那件从北京故宫运来的国宝巨迹《清明上河图》。站在《清明上河图》前，虽然隔着一层玻璃，但我仍有再遇故旧的亲切之感，因为在最近的五年之中，我曾三次走近《清明上河图》，得以幸运地仔细欣赏这件国宝的真迹尊容。
一
第一次是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季，我在北京开会，故宫博物院正举办所藏国宝级书画展。那一次参观的人不是很多，能够从容地近距离细细观赏每幅书画。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不仅看到了《清明上河图》，还欣赏到了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东晋王珣的《伯远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和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重量级国宝书画。当我走出展室的时候，想起了电视中的一句广告词：“叫你一次看个够！”那一刻，心中仿佛储满了无限的风华与底蕴。
第二次是2002年12月出差在上海，也正好赶上上海博物馆五十周年馆庆而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又有幸再次走近《清明上河图》。遗憾的的那次参观的人太多，不能像在北京故宫那样细细欣赏。但上海人的文化品位确实让我折服，为了鉴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望不到头的人在寒风中排着长队苦苦等待，天上还下着毛毛细雨，枯黄的梧桐叶从树上翻飞而下，为了一睹《清明上河图》，上海人等得凄苦。
这一次我走进辽博新馆，是第三次看《清明上河图》，其实沈阳人与《清明上河图》是很有些机缘的，从1950年发现到 1955年上调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年间，《清明上河图》都在辽宁博物馆中展出。我手中有一册1953年东北博物馆编印的《伟大祖国古代艺术特展图录》，图录中的书画部分选登了12幅作品，都属国宝级的，《清明上河图》则刊于最后，可见当时这件作品远没有今天这样热，这样受到人们的喜欢。有一位老先生曾对我说，那时沈阳人想一睹这件国宝的真容，很容易的，花上相当于现在的几毛钱就可细细地欣赏半天，那时的沈阳人真是奢侈的够可以。
我家住辽博社区，与辽宁博物馆一街之隔，每天晚饭后散步都要从博物馆那奉系老建筑的阔门高墙前走过。自从于北京、上海看过《清明上河图》之后，我对老辽博更有了一种亲近之感，每从它的门前路过，总要想起《清明上河图》，想起张择端，想这位山东老乡和沈阳有缘。
二
和沈阳有缘的张择端留让我们了解起来很难，虽然他创作的具有社会百科全书性质的宏阔画卷《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画史上名垂千古，然而有关张择端的一切后人却知之甚少。其生平仅见于此画后幅的金人张著题跋，而不见于同时代的画史记载。综合张著题跋和明代王梦端在《书画传习录》中的记载，我们今天对这位大画家可以勾勒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形象：他是山东人，长期生活在开封，学问之外，兼习绘画，曾位至翰林学士承旨，宦途失意后，做了职业画家，他的代表作《清明上河图》曾为宣和内府所收藏。这些经历是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主要在北宋末年徽宗赵佶在位时期。他的另一幅名作《西湖争标图》，经近世研究者考证，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册页《龙舟图》，图上题有“张择端呈进”字样。另外据记载，张择端的作品还有《烟雨风雪图》、《春山图》、《武夷图》等，可惜都已失传。
从现存的作品看，张择端是一位具有极强的写实技巧并善于处理复杂的生活场景、达到举重若轻的大画家。但是他的名字却只能是“人以画传”。究其实，后世论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明上河图》完成的时代较晚，虽曾入宫廷，但却未及为《宣和画谱》所录。二是张择端为人正直，不肯阿附权贵，所以被排斥于《宣和画谱》之外。我倒是比较相信第二个原因。性格决定命运，张择端的“人以画传”是他人生的必然。
天下文章写得好、书画作得好的人未必都有一颗单纯之心，越是阅历丰富，尽览人生的城府之士，越是写得有见地。绘画大概也需要这样的本事，总要看破世情，才能置身画中事外，洞悉个中的真性。所以说古今中外成大器的画家，多有一段不很如意的心路历程，无风无浪的生命挥洒不出满纸云烟的丹青巨构。张择端也很难超然这种规律之外，这在作品就可看出一二。他在画中画了不少犯宋徽宗忌讳的画面，如街头行乞的乞丐、路旁奔跑的猪群、衙门口懒洋洋坐着的士兵，这是一种明显地对北宋徽宗朝所谓太平盛世的违戾，同时也是画家的点睛之笔。它让后人从《清明上河图》中固然可以看出北宋国都汴京的极度繁华，却仿佛也能窥得到大宋朝行将繁华落尽，最终亡于异族之手的底里消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择端是一位在传统题材之外另辟蹊径，不肯苟合于人的画家，可能也是一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人。虽然他在当是没有太多的资料记载或是留下显赫的声名，但是他的却以高超的艺术修养与个性张扬给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遗产。它所包容的宫廷生活、市井生活、建筑营造、科技工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方面的社会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它不仅是我国绘画艺术的瑰宝，即使在世界画史中也难有与之匹敌者。而这种艺术功底、艺术修养与个性又来源于他那沉实而厚生的人生。一种沉实厚重的人生总是体现出从容淡远之境，它不以看破红尘自居，却又长着一双睿智的红尘之眼，就是张择端的高明之处。而沉实厚重的生命，又不全是个人的修养，它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养。在北宋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里，如张择端这样的清醒和具有这般厚重的生命者毕竟不占大多数，皇帝尽可以欣赏他的才华，他绘画的艺术价值，但却很难也不可能理解他画中所包含的深遂底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张择端的悲哀。
三
从当时看，张择端可能是“人微言轻”，但从历史看，他的作品却是震憾古今。我曾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遗珍——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看着偌大的展厅中唯有《清明上河图》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的人群环绕上博二层一周后又顺扶手电梯延伸至了三楼。此外，本幅画卷之前还配有专门的警卫人员维持秩序，提醒观众不要过久滞留。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诸如《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之类的名作相形之下也黯然了许多。我当时特别惊讶于它之于中国民众的魅力。《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在市民中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最主要的是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外，还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他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色彩；二是作品与观众之间隐藏着的身份上的对应性。
《清明上河图》在问世以后的近 900年，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历经四朝，宫里宫外数易其主，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多种版本的传奇故事。其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就是杨仁恺先生发现《清明上河图》。
关于杨仁恺先生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一事，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我曾在杨老辽艺的宿舍家中和现在的御花园家中多次谈及此事，回想当年的情景，杨老的脸上总是浮现出兴奋的光泽。然而毕竟事过50多年，连具体的时间都说得含糊，比如他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节目中说是1949年，在《国宝沉浮录》中说是1950年，而徐光荣所著的《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中则说是1951年。我认为1950年是准确的，因为《国宝沉浮录》为杨老早年所写，记忆当为清晰。
据杨老回忆，1950年的冬天，时任文化部研究员的杨老与馆员一起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进行检拾和鉴定的工作。由于已经有几幅明清年间由苏州片作坊或清宫画师所绘制的仿摹本，所以当杨老最初发现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残破画绢时并没有多少惊喜。然而随着画卷地展开，杨仁恺被眼前这卷古画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这是一卷长卷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赭色，而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独特的古老绘画法式，与先前所见的摹本有着明显区别。杨老随后又发现了一位金人在画后的题跋，已初步断定它就是八百多年间见于各种著录，闻名遐尔却很少有人见过其真面目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后来，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国宝沉浮录》（增订本）中，杨老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50年冬，我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竟然发现张氏的《清明上河图》真本，顿时目为之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 那一刻，也绝对是沈阳历史文化天空中是灿烂的一瞬。
四
对于《清明上河图》普通百姓是怎样看的呢？据台湾艺术家蒋勋讲，他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时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排在他后面的一个老年妇女惊奇地指着画说道：“这里有一个老太正在刷马桶呢。”蒋勋听到这话后不无感慨地说：“汴梁（京）城里刷马桶的北宋老太太和今天上海的老太太相遇，后者就像看到了自己。古代与现代、艺术和生活在这一刻莫分彼此。”这里的最关键之处就是这幅作品从图像直观上展现出的是一个社会整体，而不是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或是《韩熙载夜宴图》那样，描绘的是某一特定阶层的价值判断和精神理想，并且这个社会整体主要是由市民百姓构成的，所以今天的普通观众在欣赏作品之时也就会引起更大的兴趣。上海的老太太对图中的刷马桶感兴趣，北京的老大爷也会对汴京大街上遛鸟的细节更注意；爱做足疗的人可能一眼就会看到图中有一家“脚屋”，卖肉的也会盯上图里胡同中跑出的一群肥猪。这就是作品与观众之间事实身份上的对应性，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这张图上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自己的影子。
走近《清明上河图》，细看那林林总总800多位画中人物，我曾产生过一种困惑之思，就是发现其中都是市井中人，而其中竟十有八九似为游手好闲的无赖小民，有一些还让我突然想起《水浒》里那个缠着青面兽杨志的泼皮牛二。为什么张择端要刻画这样的人物呢，按着人物的典型化原则，他怎么不重点描绘伟人或是英雄呢？困惑之余，我又感觉到这正是张择端成熟、清醒和睿智之处，正如巴尔扎克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塑造了多少慷慨激昂之士一样，张择端的不凡之处也同样不在于他为我们留下多少值得圈点的伟人。其实，细想想，那些希冀以画或是写伟大人物的伟大来折射作者的不同凡响，只能是一种具有原始拜物般的的幼稚幻想。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画家，张择端以准确地反映出汴京众生的生活原真为己任，为后人提供了一幅真实的而非虚华的汴京风俗画。于是我们在今天能看到这样一群比《东京梦华录》或宋徽宗题签过的所有文人画都更为真实的祖先：他们或无所事事地在城根袒腹嚼舌，或呆头呆脑地在桥头傻看风景，或旁若无人地在桥下交通要道处呼朋引类，或愣头青十足地在铁匠铺里推弓拽弦......对画谛视良久，我们俨然能听到画中人的扰攘喧哗声，如果换一个时空，这类喧哗在我们中年人都曾经历过的那个时期，似乎也是司空见惯的。
我也曾经极为认真地试图在其中找到某位我们在传统文人画中所熟悉的高人逸士形象，一个梅下吹箫的书生，一位携琴访友的高士，一袭江楼倚门而立的红袖，或是悠然地在河边垂钓的老叟，然而几次细看全图，终归徒劳。与寻常中国文人画不同，张择端的艺术兴趣系乎世相人情，而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型画家则总忘不了在作品里寄托一己的抱负和感慨。理解了画家的这一点，站在画作面前，我更加无比地佩服这位艺术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及高超的描摹人物才能。这也正是在中国绘画史上那么多宋以前的画作论价值虽然都不在《清明上河图》之下，但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却远没有它大的主要原因。
五
站在辽博展厅的《清明上河图》前，从右至左，沿着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的绢本水墨淡设色长卷，我仿佛进入九百年前的汴河岸边和汴京大道上。“清明上河”这个节气，多半会有一场蒙蒙细雨，还有摇金的柳丝的鹅黄，共同织就一份纷纷扬扬的情趣，飘洒着隐隐约约的诗意，一幅宣和时代的浮世绘本，终于在我的面前展开。出荒径柳林，入雅舍茅簃，刚刚见识了少妇让驴掀下的场面，又碰上河中船要沉下的惊险。过虹桥入街巷，迎面走来官服与布衣，他们各自踩着与我不同的平仄，在同一个时辰的同一个市集，步入同一阕宋词之中，是《踏莎行》、《卖花声》，还是《玉楼春》、《江梅引》，抑或《摸鱼儿》、《绮罗香》，每人有每人的节拍和选择。
我疑惑，汴京的大街上可以见不到整日有莺莺相伴的张先，见不到宰相府中批阅公文的欧阳修，见不到大晟府里谱制词曲的周邦彦，但为什么不见多情的晏几道和“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柳三变呢？入目都是担柴的、换米的、买酒的、斗鸡的、对弈的、抬轿的、看榜的、打铁的、卖力气的、提着朴刀的、眉来眼去的。但是我如何也不敢小看他们，因为他们是宋人。
在这里，画家没有林逋式的孤高，没有范仲淹式的沉郁，没有秦观式的淡雅，也没有周邦彦式的风流自赏，有的是质朴与冷静，还有那温和的心胸和入世的笑容。就这样，一幅长卷风俗画，一段草色烟光般的繁华旧梦，一片摇曳千年的物相市声。走近《清明上河图》，如同走过一座光阴的老城，有一点恍忽，还有一丝淡淡的清愁，我是游子还是归人？浆声桥影，茶苦雨疏，听人漫说前尘影事，我倒似乎浑然不觉今夕是何年了。
出得辽博展馆的大厅，看沈阳的初冬天气一片艳阳，街路两旁仍是满树碧绿，空气湿润有如江南。气候变化无常，历史兴废有序，回首辽博，杨仁恺先生新题的大字匾额在阳光下金碧烁烁，一出京戏的道白在我耳边响起：“道的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七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首。青史几行名姓，白茫茫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得先人文化遗脉，后人总显得幸运，两千多年的古城，沈阳有发祥三百年皇朝的盛京之名，有进入世办文化遗产的“一宫两陵”，有典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有新中国第一博物馆之称的辽博，有《清明上河图》的“省亲”之举，又有“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的称号。由此可见，沈阳继先人田地之沃，得开放振兴之先，正是“一座从来就不缺少实力的城市”，地缘实力，经济实力，更有文化实力。
附：《清明上河图》流转过程
1101—1125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当时即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流入金人地区。
1186
(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题跋于图后。
1260
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收入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廉。
1351
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
(元)李祁，记图在静山周氏家。
1461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1515
(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代中期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图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赠李东阳。
1524
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
陆完死后，其子售予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
在此期间，社会上流传很多关于严嵩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的传闻，时人笔记著作中多有记载。
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收入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21
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45
溥仪携图出逃，被苏联红军截获。
1949
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库房内发现些图为张择端真迹。些图成为东北博物馆（现辽宁博物馆）藏品。
1957
此图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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