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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热”从18世纪末开始消退。这一历史过程的转折点，便是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团的来华。
京杭大运河在西方被称为“帝国运河”。对于这项不借助任何机械而完全由人力完成的工程，欧洲人也是早有耳闻。尽管它没有展现出穿凿隧洞、跨越峡谷等高难度施工技术，但其长度与宽度已足以让欧洲人对这项人类工程结晶发出由衷的感叹和尊敬。当1793年秋天马嘎尔尼使团沿运河南返之时，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其沿岸社会情形的文字和图像记录。这些记录一直成为鸦片战争以前，欧洲特别是英国人了解大清帝国腹地的重要来源。《中国：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与社会习俗》中，不论是托玛斯·阿洛姆的绘画作品还是赖特的文字解说，许多都来源于他们当年留下的记录。
北京城东12英里的通州，是帝国运河的起点，也是从水路进出京城的咽喉。鸦片战争以前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先后两次来华，都是从这里迈出进京的最后一步。面对这个人口稠密、码头贸易繁荣的京畿门户，英国人视线的焦点停留在了码头集市上。挑着担子的小贩，扁担两头的竹筐里有狗有猫，有鼠有鸟，有野生的也有家养的。需求量最大的狗是一种长毛垂耳的小狗。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京叭”。不过这里小贩们出售的动物大多还是作为生鲜食品，最终走到达官贵人们的餐桌上。中国的饮食内容让来华的西方人大跌眼镜：作为世界上什么都吃的中国人来说，从野马、燕窝到天鹅、熊掌，从野猫到老鼠，没有什么动物和植物不可以被加工成食物的。赖特对此的观点是：充足、干净的食物供应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主要目标，但对它追求的渴望程度，是由人们所达到的文明和理智程度来控制的。他认为，中国人对这种自然目标的追求过于贪婪，似乎一切都有仅为满足食欲的倾向。
从通州出京，沿运河南行的第一个大都市，是被英国人称为“中国利物浦”的天津。位于白河与运河交汇处的天津，贸易发达，人口众多，也是北京通往大海的要道。白河两岸，排列着餐馆、戏院、码头、仓库和船厂等各类建筑，河面上密密麻麻挤满了舢板。商业的繁荣，使天津明显地比其他城市更为富裕。每当有重要人物莅临之时，码头上临时搭起的戏台就会响起高亢的锣鼓。这种朝向河面的戏台，被装饰得色彩斑斓绚丽，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轮番上演着各个时代的悲喜剧。演出常常是一整天不间断地进行。当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抵达天津时，直隶总督府对面白河岸边，这座装饰华丽的戏台上原汁原味的中国戏剧，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其实，18世纪50年代欧洲的中国热，让从罗马、巴黎到伦敦的舞台，几乎同时上演着根据元杂剧改编的《赵氏孤儿》——充满浓郁中国情调的豪华布景，色彩绚烂的服饰，激情四溢的动人故事。出自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之笔的巴黎版《赵氏孤儿》，更让法兰西歌剧院获得了空前的票房。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张艺谋以《图兰朵》的辉煌，再一次重复那个昨天的故事，回首前尘，又怎能不让中国人“今夜无人入睡”？
九河下梢的天津卫是各色走江湖、跑码头者聚散之地，这处道旁路口不知从何时起聚集了一群跑码头的江湖郎中，正在上演着他们的拿手好戏。看着画面上他们夸张的表演姿态，我们的耳边似乎都能听见他们带着外埠口音的哟喝叫卖之声。
临清位于山东，是运河岸边有名的城镇。它因河而兴，后又因河而衰。当年临清有座九层高塔，位于河滩平缓的运河岸边，人们在茶余饭后常聚集于此，娱乐消遣。塔的周围活动着各式各样的身影，有打把式卖艺的，有斗蟋蟀、斗鹌鹑的，也有踢毽子、放风筝的。这幅踢毽图画得形象生动，惟妙惟肖。不过这幅《斗鹌鹑的船工》(见下页)据赖特说描绘的是广东珠江边上的情景。
当年，由40条船组成的马嘎尔尼使团船队，浩浩荡荡，顺这条帝国运河鱼贯而行，继续南下。他们在沿途看到了许多卫所。每个卫所的兵力是与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或交通状况成正比的。驻守卫所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地方民兵(绿营兵)。除了维持治安以外，他们还担负着收税和管护水闸以保障水路畅通的职责。当有重要人物经过之时，他们就会换上华丽的装束在岸边列队，并鸣放一种专用的火铳，以示敬意。《东昌府卫所的饭摊》这幅画的背景正是这样的场面。
通过来华使团的探访，欧洲人对大清帝国的军事武装情况，从京城附近及外地城市中的八旗驻防部队到各地绿营兵的构成、装备、职责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据法国的一位作家估计，大清帝国全部八旗和绿营兵加起来大约有90万人。八旗与绿营不仅服饰、装备有区别，俸饷的多少也有不同，真正的职业军人是八旗兵。但他们也看出来了，仅凭那些火绳枪、弓箭、盾牌和粗笨的刀剑等过了时的武器，加上拙劣的管理和训练，大清军队根本不具备作战的资格与条件，遇到有组织的攻击时，他们即使抵抗也是软弱无力的。
稿源： DEEP-中国科学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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