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
IMF预测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3%;尽管石油价格、全球不平衡
和汇率调整等风险犹存,这仍是一个政策刺激让位于结构改革的良好时机;亚洲赋予
汇率更大的灵活性将有益于自身利益,并纠正全球的不平衡。
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Raja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局主管,曾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各种
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他曾于2003年获得美国金
融学会的首届费舍尔·布莱克奖(FischerBlack),该奖项授予当年在
金融学领域最有贡献的40岁以下的学者。
改革是经济增长之需
《财经》:2005年全球经济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拉詹:让我们从目前的经济状况谈起。2004年是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一年,
在某种意义上是数十年来最好。2004年年初的增长相当突出,年中虽有所回落,
但年底再次适度反弹。
尽管经济复苏的势头相当强劲,但在2005年我们将看到经济增长回归其正常
趋势。在没有充分考虑最近原油市场的情况下,IMF预测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
率为4.3%。总的来说,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合理的。
《财经》: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持这一增长速度?
拉詹: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美国和欧洲采取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低利率和
巨额预算赤字。亚洲也采取了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这一轮经济的复
苏。问题是,经济在某一时点应当摆脱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实现自我运转。而且,
作为管理风险的工具,刺激性政策往往是在经济糟糕的时期才会启用,必要时应该退
出,以便以后再次启用。因此,在不伤及复苏的前提下,如何小心翼翼地撤出刺激性
政策就变得非常重要。目前,有些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强了。美国的就业数字已经
显示出经济相当强劲的复苏征兆,刺激性政策也应就此退出了。
当然,可能存在某些打断这一进程的因素,例如持续高企的原油价格所造成的不
良影响。对于亚洲,货币紧缩政策值得密切关注,其中某些经济体已经开始了这一过
程。
《财经》:除此之外,2005年的世界经济还有什么重要议题?
拉詹:全球经济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全球经济面临许多挑战,其中包括:如
何将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整合进全球经济中去;如何应对日本和欧洲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以及技术的快速变迁。应对挑战的最佳途径就是加速结构改革。这将增加经济体
系的弹性,使之足以承受各种变迁带来的冲击。所需的改革是一目了然的:提高劳动
力质量和劳动市场灵活性,以及通过传统教育和再培训改善人力资本的质量。
在许多国家,劳动市场改革对增长将起到积极作用。欧洲需要的不仅是赋予企业
在解雇和雇佣员工方面更大的灵活性,也应为工人工作和雇主雇佣提供激励。如果解
雇工人的成本很高,你在雇人时就会瞻前顾后。在增强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应保证资
源错配的成本不应由工人承担。这需要提供不同形式的社会安全网,而这个安全网又
不能降低对工作的激励。
在美国,简化医疗保险可以起到增强市场灵活性的效果。很多工人担心下岗会使
他们失去医疗卫生保障,而改革可以使得转换工作更加容易,并且减少工人对此的疑
虑。
《财经》: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改革方面呢?
拉詹:提高金融部门的弹性和对冲击的抵御能力,对亚洲来说是一项重大工作。
如果你的金融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很强,那么就不需要建立大规模的储备。另外,如
果你的金融体系能很好地配置资源,那么就不必要求如此之高的储蓄率,人们可以更
多地消费。实际上,一个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
,从而改善储蓄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平衡。金融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是结构改革的重
要部分。
结构改革会让市场运转得更好,现在推行改革正当其时。此前,改革一直被推迟
,但现在世界经济的基础非常稳固,我们应该趁机推进。
纠正全球金融失衡是各国责任
《财经》:在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等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中,谁
会成为2005年增长的亮点?
拉詹:在短期内,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
)、东盟等无疑增长最快。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一直是增长最快的,但日本也出现了可喜的迹象:在十余年
的衰退之后,日本已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重组,许多大公司的盈利非常不错,大小银
行都实现了重组。我相信,日本将重新回归稳定的增长,并继续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比如说邮储系统的改革,这将在中期提高增长率。尽管其增长率在短期内还不足以和
美国相提并论,但如果其继续深化改革,长期而言日本是可能达到美国的增长速度的
。
欧元区的增长一直相对缓慢,但不像2000年-2001年的经济衰退那样缓
慢。欧元区为恢复高增长所需的改革任重道远,我想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财经》:美国是全球经济巨无霸,但其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问题越来越严
重。这是否在制造全球经济失衡?这对亚洲和欧洲有什么影响?
拉詹: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一再创造新高,这的确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种风
险主要来自赤字融资可能难以为继:可能在某个时候,为其赤字融资者认为这对他们
来说不是笔好买卖。于是可能发生许多情况:美元汇率会突然下跌;而为留住外国投
资者,美元利率可能不得不提高。巨额赤字会造成突发的危机。
《财经》:是什么制造了赤字?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加以解决?
拉詹:你可以说,就其私人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而言,原因是美国的储蓄不足。但
你也可以说,这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储蓄过度。这是一个均衡问题。美国需要增加
储蓄,不是通过私营部门,就要通过公共部门。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地区也应当增加投资和消费。否则,全球经常账
户失衡只会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各国都应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为了增加内
需,亚洲国家应当增加汇率灵活性(对某些国家来说意味着升值),欧洲应当通过结
构改革来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消费欲望。同样,日本应当坚持结构改革以提高其
增长率。这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能单单归咎于美国或者中国。
《财经》:伴随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另一个显著现象是,亚洲中央银行以外汇储
备形式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您如何评估这种储备积累的成本和收益?
拉詹:亚洲经济体中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最初,这样的储备积累
是亚洲危机之后开始的。危机之后,进口数量锐减,而出口却没有相应的下滑,净出
口的扩大导致贸易盈余。你可以认为,对于那些对货币和储备危机心有余悸的国家来
说,起始阶段储备资产的积累是具有相当程度预防性的行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其他因素也发生变化,形成汇率上升的推动力,但汇
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因此其汇率相对过低,而其升值压力则很大。这意味着如果你
试图稳定汇率,就必将积累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
《财经》:您认为灵活汇率机制对中国是否有利?
拉詹:对于中国而言,提高投资的质量非常重要。如果投资质量没有改善,将会
造成很大问题。要更好地控制这一风险,更为独立的利率政策是办法之一。中国已经
不像从前那样在资本项目上与世隔绝了,当在资本账户上有缝隙时,就更加难于同时
保持资本控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这就是所谓的三者不可得全悖论。我
想中国肯定想要一个独立的货币(利率)政策。因此,为了控制投资,中国必须思考
是否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
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影响亚洲
《财经》:在你最近的言论中,提及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其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
着陆,而在于是否能够着陆。中国正在面临硬着陆的风险,还是根本不能着陆?
拉詹:从数据来看,很难判断中国是否在着陆。从最近中国的加息看,至少可以
确定,经济并不依照政府计划的方向运行,那么在此前的计划调控手段基础上进一步
紧缩就很合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加息。中国向利率调整的方向前进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这是更为市场导向的手段。
当然,问题在于,在一个市场化并不充分的经济体中运用完全市场化的调控手段
,到底能否取得好的效果?设想有一些企业,你想停止向它们放贷,但它们偏偏通过
非市场化的方式取得了贷款,这就有问题了。国有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它们由于有渠
道,可以取得贷款,没有贷款渠道的私营企业却需要通过盈利性评估和适当的信用评
价。如果提高利率,私营企业就受到压制,而国有企业依然可以得到信贷。
市场化方式并不是给经济降温的惟一必要措施。你可能仍然要用两类措施:行政
性措施和市场化措施。中国政府可能对此非常清楚。我想指出的是,现在最好给经济
降温,保证投资的有效性,而不是使其热度持续。不良投资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
问题。
《财经》:不良投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拉詹:投资质量问题会形成银行系统的信贷窟窿。中国经济的投资质量是可以提
高的,这样就可以为储蓄创造更高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提
高人们的福利。
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很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人们需要储蓄。但另外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
常高。这些人口是会变老的,而储蓄是出于防老之需。这笔储蓄数额如此巨大,必须
要好好利用,因此信贷的配置效率就显得极其重要,谁也不想这些储蓄被浪费掉。矫
正这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金融部门建立更为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我想在实业部
门,已经有大量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这使得竞争非常激烈,而产品收益(尤其是出口
部门)也非常好。我们需要将这些激励机制引入金融部门,这将巩固中国未来的经济
增长。
《财经》: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在全球增长中占据了突出的比重,并对原油等
大宗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经济减速后会有什么变化?
拉詹:问题在于,中国将会减速多少?我想幅度会很大,对那些主要向中国出口
的亚洲国家的影响会非常大。不过,请记住,在向中国的出口中有的是再加工的,之
后要销往美国或者欧洲。
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说东盟国家或者台湾)向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先销往中
国,加工完成之后会再度从中国出口。如果中国减速,不会影响太大,因为最终需求
来自美国和欧洲。受影响的是那些最终需求来自中国(中国消费或者投资)的部分。
我们估计,受中国减速影响最大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其次是东盟国家,因为
它们向中国出口的更多是用于再出口而不是最终消费。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很小,
但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