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63 --- 扯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淡

身在海外三年，看了听了不少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经评政论，印象中这些人的行为特点是：骂不绝口且乐此不疲，只是骂完一通后，除了开出“民主改革”这个方子，别无它法。其实中国问题之多人所皆知，就是我等是不搞政治经济的平民百姓也能随意列出一箩筐。俗语说的好，“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身为海外华人学子精英为国出谋划策，也算系国家之安危于一身，但光会对政府批评和发牢骚，却提不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建议和实施步骤是不够的。

 

今天要办好中国国内的事，可是要费些周折气力的。民主的事很重要，但它是否是中国当今第一要事，则难有定论。如果从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角度考虑，他们会要求中国立刻推行民主制度。但老实讲，即使让他们现在做了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这也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是尊纪守法的一员，他们会强烈要求严惩腐败贪官；如果他们是农民，他们会强烈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如果他们是国企工人，他们会要求减缓国企改革以保障仅有的家庭收入；如果他们是政府雇员和官员，他们会要求政府在改革时考虑他们的即得利益；如果他们是军队一员，他们会强烈要求加大军费以防患于未然；如果他们是股民和小商人，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刻完善和严格执行各种金融规章制度来保障公平性；如果他们是老年人，他们会要求政府加大医疗和社保的投入；如果他们是落后地区的一员，他们会要求中央政府加大拨款脱离贫困，如此等等，这些都需要政府高层的精力和国库里的钱粮啊！中国的利益不就是这一个一个人的利益堆积起来的吗？考虑这些人民的利益，难道本身不是民主先生们要追求的目标吗？这十三亿人的要求，用抽象的“民主”二字又如何去解决呢？

其实往中国的周边看看，就有许多现成的前车足以让我们鉴。俄国的那些喊错口号、开错药方的学者从来没有负过任何责任。敢问：俄国为什么有了民主制度竟然比中国腐败，那些富商们甚至开始垄断国家政策了？而且这是在俄国的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准高出中国很多的情况下发生的。敢问：那几个民主了几十年的东南亚国家和南美国家，一场经济或金融风暴不也轻易吹垮他们吗？敢问：今天的中国如果吃了这付良药，最后倒在经济或则政治改革的手术台上，有人关心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吗？我想不会，落井下石的人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后诸葛亮也很多，靠卖中国失败故事当上教授、专家、学者的人则会更多。

再看看中国历史，强汉、盛唐和大清，何以没有民主怎么也可以国富民强而光彩夺目？这里并没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中国史上的这三个黄金时代皆是通过严格彻底的执行法律而成功的。尊纪守法靠上行下效，不尊纪守法也可以上行下效。想想文景二帝、太宗世民和康熙乾隆，哪一位不是勤政爱民，哪一位不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行尊纪守法而使之上行下效通达，又有哪一位是靠说空话大话而让国家达到大治的？其实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如此，他们行的是尊纪守法和上行下效，他们有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好法律制度和守法精神，不一定有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民主制度。南美的民主国家却不然，只有好的法律制度，没有好的守法精神。

中国的法律并不算太差，好歹不少也是参考西方的，差的是有法但无律，因为“人治”问题，执行得不好，变通性太大。然而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自然见仁见智。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只会空喊口号，空有热情和愤情，抢着做愤青们的事，可是连愤青们都快失业了，他们却连最基本的数据都拿不出，有了数据也不知道如何比较。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不赖，却常常连台湾西藏在地图哪角落都找不到，更别说历史了。白脸皮的言家政客们好象有本钱对中国指手画脚，还相当理直气壮；黄脸皮的海内外高谈阔论者则亦步亦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要笑了，美国人说中国问题，他们真懂吗？

说话往往容易，做起来却不易，“拿来主义”很好，可好东西抄的过程中难免会走调。就象部队急行军中传口令闹出的笑话：营长传的是“加快步伐，注意周围情况”，传到了最后一个兵可能是“注意了，周围有很多好吃的”。即使一夜之间，中国实行民主多党制，但中国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少，恐怕一些目前不太严重的问题还会来得更急更快。中国人的素质也依然如故，至少不会在一夜间升华了。不过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至少执政党和领导人的负担不必如此之重；因为政策搞错了，骂还是照样请骂，下次别选我就是，我已尽力了。而现在，国家的荣辱兴亡总系于一身，还屡负骂名，真是太累。

 

有些专家说得不错，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自然形成民主，否则中国的三个黄金时代应该有民主的结局才对呀。所以民主不会自己走到中国的，中国人最终需要自己在机会适当的时候，有分寸地，温和地和有序地稳步争取。这二十多年来，中国虽仍不尽人意，但在言论和民主方面还是有不少进步的，比较以下邻居北朝鲜和中国的文革时期，就有答案了。

 

 

写于2004年12月23日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