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南林
在东南亚大陆诸国中，越南的考古学研究是起步最早，机构最完善，也是成果最丰硕的。笔者认为越南的考古学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法国殖民地时期和1945年越南独立以后。
十九世纪，欧洲考古学兴起，从此科学研究逐渐代替了对过去的推测和猜想。在东南亚却没有这样的发展过程，考古学调查研究的基础最初是由欧洲学者奠定的。随着英国，葡萄牙等国家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法国也加紧了对东南亚的商业，军事活动和文化扩张。
1664年，法国天主教会在阿育塔(Ayutthaya)建立教区，牧师开始在各地到处活动。西蒙.劳伯里(Simon de la Loubere)是法国派往阿育塔的早期使者。他详细记载报道了他的旅行见闻。他可以说是第一个描述当地地貌和推测居民来源的欧洲人。在对东南亚的殖民，吞并过程中，许多传教士，探险家，旅行者纷纷来到东南亚。1850年天主教传教士佩勒.查尔斯-埃米尔.博勒瓦(Pere Charles-Emile Bouilevaux) 再次发现吴哥古迹。1858年，法国学者亨利.莫霍特(Henri Mouhot)对东南亚进行了第一次纯科学的探索考察。尽管他的主要兴趣是植物，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但他的观察扩及当地民俗及其源流。他的文章发表于1864年，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关注。两年以后，道达特. 拉格里(Captain Doudart de Lagree)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离开西贡，沿湄公河而上进入中国南部。尽管其主要目的是商业，寻求从新殖民地进入中国的贸易路线，但探险队对古迹也有浓厚的兴趣。探险队还对吴哥古迹进行了踏勘并制作了第一批碑铭的拓片。这些对於古代高棉古迹的初步揭示，导致了后来的以路易斯.德拉普特(Louise Delaporte)为首的进一步的调查, 他曾是湄公河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艾提奈.爱莫尼尔(Etienne Aymonier)在对柬埔寨各地的高棉遗址进行了踏勘后，他还对越南南方进行了田野调查。第一次鉴别了所谓占人(Chams)之后的许多属於不同的文明的遗迹。
碑铭是用梵文和当地语言刻写的。在柬埔寨就是用古高棉语(Khmer)，在越南海滨地区就是用占语(Cham)。碑铭记载的是国王世系，军事战绩，以及寺庙功德的捐献者名录。从事碑铭的翻译和研究的先驱者有弗朗西斯.巴斯(Francis Barth) 和艾贝尔.贝庚尼(Abel Bergaigne) 等西方学者。
1865年，法国为了加强对其在远东新殖民地的管理，在越南西贡(Saigon)成立了印度支那研究公司(Societe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1898年，一个印度支那考古机构(Mission Archeologique d’Indochine)在西贡成立，不久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saise d’Extreme Orient)在越南河内宣布成立。其宗旨发表于1898年12月15日，指定了一个永久性的考古机构，负责对印度支那半岛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筹备主任是路易斯. 芬诺(Louis Finot) ，由他负责建立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图书馆，并通过研究人员的努力，获取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资料。他不久就选定了早期的研究人员，他的研究队伍很快进入了东南亚考古史上的黄金时代。1899年，保尔. 佩里奥特(Paul Pelliot) 被指定为该学院的研究人员。当时他年仅26岁，精通中文。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文文献资料，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学。他的贡献在於为早期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保存了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主要资料。1900年7月，亨利.帕门蒂尔(Henri Parmentier)被指定为研究人员，他为研究印度支那的历史遗迹奠定了基础。他负责记录已知的所有占人以及早期和晚期的高棉人的遗迹。他的报告附有自画的线图，照片和所有遗址地理位置图。第三个被指定的研究人员是拉内特. 拉容奎里(E.Lunet de Lajonquiere) 。他是从军队调任的，负责确定，描述遗迹，碑铭和雕像，以及报告它们的状况和保护措施等事宜。他的任务早在亨利.帕门蒂尔进行他的田野工作之前就已完成。报告发表于1902年。此报告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对历史遗迹进行学术研究分析的报告。泰国也包括在他的调查区域之内。
除了对考古学进行广泛的研究之外，路易斯. 芬诺本人还参与了法国传统的对梵文的研究。翻译了许多新发现的碑铭石刻。比如，1902年，他报导了两块占人国王巴德拉哇曼(Bhadravarman)的新的碑铭。和他的先驱者们弗朗西斯.巴斯和艾贝尔. 贝庚尼以及后继者乔治.科岱斯(George Coedes) 一起，路易斯. 芬诺在建立早期柬埔寨和占婆年代序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远东学院院刊>>第3卷上。为后来的人们试图确立东南亚最早期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性质奠定了基础。法国远东学院并未垄断考古学研究，因为当时的印度支那联盟地质局(Geological Service of the Indochinese Union)的成员中有两个有才华的田野工作者，马德林.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和亨利.曼休。他们各自的贡献在於奠定了认识越南东京地区(现在称为北部-Bac Bo) 的早期狩猎/采集者经济的基础。
1902年，弗朗西斯.黑格尔(Franze Heger) 发表<<东南亚的古代金属鼓>>(Alte Metallstrommeln aus Sudestasien) ，描述了在东南亚和中国华南发现的144面青铜鼓，并把它们分为黑格尔I-IV型。同年12月，在河内举行的第一次远东研究国际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Far Eastern Studies)上，黑格尔首次发表了他对铜鼓的分析论文<<论东南亚的古代金属鼓>>(On the Old Metal Drums of South-east Asia) 。引起了法国远东学院学者们的兴趣。从1920s开始，远东学院的考古学者们开始特别关注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器物。1924年，一个越南渔民在越南清化省(Thanh-hoa)马江(Ma River)边上的东山村(Dong-son)发现了几片青铜器，卖给当时的法国海关官员艾米尔.帕荷(Emile Pajot) 。1925年，他代表法国远东学院对东山遗址进行了发掘。1929年，戈鹭波(Victor Goloubew)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L'age du Bronze au Tonkin et Dans le Nord-Annam) 阐述帕荷的发现。这是越南也是印度支那考古史上的新发现。1932年，远东史前史学者第一次国际会议(the First Congress of Prehistorians of the Far East)在河内举行, 戈鹭波又发表“论金属鼓的起源与分布”(On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the Metal Drums), 再次吸引了国际学者的注意。
由于法国远东学院的学者在东山的早期发掘多少带有挖宝的性质，1934年至1939年间，瑞典考古学家奥拉夫.简斯(Olav Janse) 被巴黎博物馆(the Museums of Paris)，法国远东学院等机构指定为领队，再次对东山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出土了青铜兵器，铜鼓，扣饰和储藏器等。之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奥地利汉学家海涅.格尔登(Robert von Heine-Geldern)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其它成员都先后发表文章，认为越南青铜时代，以东山文化为代表是外来文化传播的结果，不是本地的产物。1941年，同是法国远东学院会员的越南学者在越南<<知新>>(Tri Tan)杂志上撰文，挑战西方学者的观点。
法国远东学院总是得到法国的支持，在印度支那联盟存在的56年中，使它能够得以生存和维持主要的研究项目。法国远东学院的院长还把握住与非法国的西方考古学者合作研究的机遇。与其它东南亚国家相比，法属殖民地越南的考古学研究走在时代的前面。 随着越南抗法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继续和后来的柬埔寨武装冲突的卷入，考古研究的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远东学院的院部一直设在越南河内。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报告。奠定了高棉和占人文明研究的基础。对於晚期青铜文化和汉文化对红河流域的影响的研究，是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研究而进行的。在红河流域附近的阶地上，曼休(1924年)和科拉尼(1929年) 发掘了洞穴遗址，出土了有名的 “和平文化”(Hoabinhian) “北山文化”(Bacsonian)的遗迹。1928年和1932年间，当时越南以法文，中文，越文三种文字同时出版，以政治，经济，地理，历史，考古为主题的<<南风>>(Nam Phong)杂志，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曼休和科拉尼有关东京史前时期的发现，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学者对安南(Annam)和占婆(Champa)的历史和考古研究。曼休在柬埔寨三隆盛(Samrong Sen), 莱维(Levy) 在柬埔寨姆鲁普雷(Mlu Prei) 研究了史前的露天居住遗址。这至少比在泰国东北部农诺塔(Non N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 发现的类似的遗址要早80年。在越南的海岸沿线，帕特(Patte,1924年和1925年)发现了海滨居址，通常以贝丘为特征。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巴里斯(Paris) 还描述了从空中可见到的贯穿于湄公河流域的多沼泽洼地上的河道。在日本占领时期，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勒里特(Malleret,1959-1963年) 在越南南部港市发掘了俄厄(Oc Eo) 遗址。发掘表明该遗址是汉语称为扶南(Funan)的古代社会的一个部分。
在法国远东学院的历史中，对这一成熟时期的杰出贡献是由其院长乔治.科岱斯汇编了东南亚大陆著名的梵文碑铭。每一块碑铭都附有原文和法文翻译以及历史和文化背景材料。是研究该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法国人撤走以后，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5年越南独立。以胡志明(Ho Chi Minh)为首的新国家，非常重视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派遣人员去苏联和中国留学，开始培养自己的考古学家。河内的路易斯. 芬诺博物馆(Musee Louis Finot) 改成了国立博物馆，越南考古研究所(Vietnames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取代法国远东学院而成为考古研究的中心机构。胡志明生前曾多次前往越南考古研究所视察。尽管缺少专业人员，该所所从事的研究已大大丰富了越南史前史的知识。尤其是1959年以后，越南的考古研究迅速发展，聘请俄国资深中亚旧石器研究专家博里斯柯夫(P.I.Boriskovskii) 到越南从事史前史研究和培训。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the Committee for Social Science of Vietnam)，下设越南考古委员会(the Archaeology Committee)。即使在美国对越战争的高峰时期，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在中国，德国和新西兰的帮助下，对出土物继续了碳14年代测定，到此时，越南晚期史前文化年代序列已具雏形。
现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主要是致力于越南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及史前史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河内大学设有考古系，负责培训越南自己的考古学者并有博士专业。越南主要的考古学刊物<<考古学>>(Khao Co Hoc)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便致力于发表越南学者的考古文章。过去只有越南文和法文目录，近年来已配有英文目录。越南考古学者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均汇编成论文集。
在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方面，越南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首先，近年来加强了与同一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越南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0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代表团访问越南，寻求双方在考古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美国古人类学家与越南考古学者早在1987年就开始合作进行古人类学调查，在越南寻找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猿(Gigantopithecus)的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