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春出国的时候，带着两只大提箱，里面有衣服，有被子，有茶具，甚至有一把中国式菜刀（当时听说在美国买不到中式菜刀）。国际航班行李总面积和总重量都有限制，行李物品是一选再选，而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上下册，就安放在那床鸭绒被的中间和我一起远渡重洋。 

我至今不知老木是谁，特意上网查寻，除了老木，还是老木，不知道他/她姓百家姓中的那一家，还是说，百家姓中就有“老”这个姓？ 

看来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真诗人 --- 抱歉，容我这么说一次，尽管我向来厌恶和避免使用“真假”这种论断性极强的字眼和思维方式，因为我的信仰里有条来自主耶稣的戒命：不要论断 --- 是不计较留名的。在真诗人那里，对至情和至性的欲望压过了对至名的欲望，或者有的诗人干脆就没有名的欲望。 

再次借用耶稣基督的话：“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路加福音18：14）也再次想起我朋友DueProcess 的话： “真诗人的灵魂注定被延续，无法扼杀，因凡接近这灵魂的人，即使是孩童，都会不可抗拒地让它渗入自己的血脉骨髓。” 

读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读北岛、江河、杨炼、舒婷等诗人的诗，我没有小丢所言的那种上意识，但是下意识里，那些诗魂，却果不其然地已经渗入了我的血液中。我的读后感，那些诗，不仅形式结构上富有语言排比句不同于日常用语的架构齐整性和优美性，不仅思想前瞻，不仅仅以她形式上和抽象上的那些光点力度，更以她的热情，激情，她奇伟的意像和想像征服了我做为读者和诗歌爱好者兼写作者的心。 

八五年以后，中国和中国人走过了漫长曲折的路，经历了起起落落，从物质到精神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变。近三十年后，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 ---- 偶然必然在我的认识里已经合一 ---- 我来到了中国艺术批评网站，我有幸读到了这里的诗人们的诗，我有幸再度被诗歌的心魂和力量所震撼和感动。 

和八五新诗相比，我的感觉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诗，少了（注意，不是没有）一点年轻心灵的那种圣洁的激情和理想，多了一点批判现实的冷静、凝重和具体。压抑和忧郁、苦痛和求索跨越了世纪似乎仍然一样延续着，潇洒和郁闷却有了不同的内涵。 

八五新诗所处的年代，离八个样板戏的回音区尚近，理想和现实在诗人的图像里均还是比较抽象的；对那种比较抽象的理想的追寻和激情，掩盖了现实世界和人性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认为，从大众出发的激情，她的源头皆是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与此相联系的，八五新诗里饱含了诗人们对祖国的赤子般的、深切的、沉甸甸的和带着忧伤的爱。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世界不再抽象，欲望和人性是清晰并具具体体的；理想和信念却相反，是迷糊的，彷徨的，甚至是遭排斥的。物质成百倍的增加，社会却不复铁板一块；个体的意识抬头，体制却不具备同步的升腾……在这种生存环境和社会架构下，“真”诗人的诗歌有着逃脱不掉的宿命：那就是冷静、理性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日趋成熟。此外，这个时期的诗人也更加关注人，人的生活和人性本身；更加关注和生命有关的课题，比如：生和死，生命的源头和去处，信仰和永生等等。除了天地河川，风雪雷电，花木虫草，日月时光等诗歌的永恒题材外，当代新诗的写作对象可以具体到柴米油盐…… 

作为读者和跨越了两个时代的诗歌爱好者、写作者，如果说八五新诗是以她的圣洁的激情感招了我并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诗则是以她更为冷峻和具体的批判精神，对个人价值的寻觅，对人性的体现乃至对生命的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忧郁和痛苦彷徨撼动了我；那种因为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距离所带来的种种心境和情绪，甚至让我读了以后会跟着产生一种焦虑和不安。

从诗歌形式上讲，八五新诗仍然讲求诗歌的基本排比句式和韵律，而我所读到的多数当代诗歌，则已经不再受押韵的匡囿；句式也更加自由和散文化。形式的进一步自由，并没有消弱诗歌的魅力、美丽和力量。 

这里我也要特别指出来，在中批，我也读了徐纯刚编译的《弗罗斯特诗精选》。就像他指出的，这些诗，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 

我要感谢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是他们和他们的诗使我重新点燃了对诗的爱和热情。于是，就像念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时那样，我读着中批诗坛的诗，顺手抄下来一些，我想和我海内外的朋友们分享这些不凡的却还没有充分流传开来的作品，同时也表达我对这些诗人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