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

本文是 《 HIGH 过之后，优雅起来，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初稿，

原题：《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 


这篇稿子历经七次修改，数次送审，最后出来的稿子已经与原文完全不同，所有批评世博会的内容悉数删除。

初稿正文：

世博固然是一场盛会，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成长历程中的一个节点，我们记录这期间发生的尴尬，并不心怀恶意。

所谓的“文明”从来指的不是老百姓是不是随地吐痰、大小便，而应是生活在其间的公民如 何自主地改造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

探讨文明现象，不代表我们用柏杨式的文章对国人“横加”指责，我们更愿意由此展开对一 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治理方法论的探讨。

直面尴尬，心怀美好，改变随时随刻可以开始。

作者：陈鸣、（实习生）刘高阳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个横跨浦江两岸的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 184 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 Anastasia Yevets ）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 着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 塔西亚难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 Shela Borges Glez 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连 Shela 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 写满了“ XX 到此一游”和“ XX 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 Shela 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 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同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 Tahany 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 1000 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 Wow ’的惊叹，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 和那 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发现走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 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 10 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 5 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 3D 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趁混乱把 3D 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是不会 3D 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 泰国馆馆长 Saranpat Anumatrajkj 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 3D 眼镜每天以 5% － 7% 的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 10 个， 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 50 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 3D 影院的 200 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 100 多人，原因是 3D 眼镜被偷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 3D 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 8GU 盘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 USB 线再连接到电视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 6 月 27 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幸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 Anis Basti 调侃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 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在只有 6 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 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了纸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 Saranpat 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己竟然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 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 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 20 几万人上升到现 在的 45 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 6 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 5 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 个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 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 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 6 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 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 开始抱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 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 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大部分时间人头攒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显示， 6 月 4 、 5 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 9152 个 , 预约游客人数共达 35.35 万人次。截止 5 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 3771.2 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 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 1500 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 6 月 27 日早晨 7 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下雨，为什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里，花 160 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果他们经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说实话，都是看个热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 6000 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 月 26 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水袖挥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本文原为《南方周末》本期世博专稿，原文已被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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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后正式发表的版本

《HIGH过之后 优雅起来 世博开启国民素质“成人礼”》

　　从世博园开园之初，上海本地媒体对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就屡有批评。《解放日报》报道“游客在世博园出口抢出租车，装病装残疾骗同情”；《新民晚报》也以“网民总结游客不文明行为”为题报道了世博园内部分游客有违文明礼仪的行为。世博开幕以来，针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批评与建议多次见诸报端，并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议和讨论。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声音都在反复表达一个观点：国人在世博园内，应该也可以表现得更加得体与优雅一些。

　　开园的最初几天，个别参观者就展现出了狡黠的“智慧”。5月31日的《新民晚报》报道：关于“骗租轮椅相当于拿到VIP票”的话题在某论坛一推出，许多网民就跟帖列举自己的见闻来指责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成功进入场馆之后，在网络上被称为“盖章族”的行动才正式开始。参观者对盖章执著而痴迷，他们掏出数十甚至上百本世博护照要求盖章。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孟加拉馆盖章，馆员疲惫地重复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

　　谈及世博开幕初期的游客不文明现象，世博局中国总代表助理徐波说，“用俞正声书记的话说就是一片狼狈”。他认为，世博日程表过半之际，也正是探讨世博精神遗产之时，而“第一个遗产，就是文明的提高”。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正在认识一个更加真实和复杂的中国。

　　几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Anastasia Yevets）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随后，她的心情却似乎被上海连绵的梅雨打了折扣。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漂亮姑娘和她的世博会同事们在突如其来的窘境面前越来越左支右绌——总有一些游客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拿起相机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开闪光灯。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这个夜晚如水晶般的美丽城市，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但在世博园里意想不到的遭遇之后，很多人的看法会复杂很多。”和那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她的朋友们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景：源源不断地从各个城市和乡村到达的中国游客们从大巴上鱼贯而下，急急忙忙地奔赴每一个场馆，他们的眼神里带着羞涩和惊奇，他们掏出手机向家里的亲友大声宣称自己又到了另一个国家，像小孩一般兴奋，有时候又显得脾气火爆。

　　外国馆员们很少有人像梅芳一样游历过中国欠发达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我经常告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一些需要做行为矫正的问题儿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说。他认为中国游客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出现了偏差，“必须承认这是教养缺失的结果”。

　　在世博园里最初的混乱之后，民众与媒体的反省正当其时。所有的人都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点：当来自世界各国的最新文明成果于世博园内进行展示，国人在这大约3平方公里区域之内的言行表现也同时成为了展示的一部分。就像一位网友所说：“你在自家阳台上发疯也没人注意，但你在世博园里吐口痰，隔天就可能出现在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论坛上，引起一场论战。”

　　徐波是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同时是《世博礼仪》一书的作者，他同样认为，对这一类不文明行为，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应该回避，“世博园不是城市的飞地，生活中礼仪的欠缺都会反映到园区里来”。

　　白俄罗斯馆员梅芳则将世博与奥运会相比，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打扰你……”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北京奥运会时，整个国家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明、有趣和诗意之处都被穷尽和尽力表达；而在世博会，当整个世界携手前来向中国展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却与国人的种种不可预料的行为不期而遇。中国人已经能够以一个整体漂亮地组织一次盛会，但可能还须学习如何以不同的个体优雅地参与一次盛会。

　　国民素质训练：从排队做起

　　在汉诺威世博会，游客们甚至把排队玩成了游戏。他们先是排成了Ω形，后来又排成＠形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她认为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的体验里，超长的排队很容易使人们失去耐心。

　　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一些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开始抱怨。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春运。

　　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浩大工程。

　　一位世博局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人流量巨大是园区最大的挑战，“每天几十万的参观者，问题总是会有的，这需要园方、馆方和参观者三方共同沟通和提高。比如排队，安装硬隔离设施，这是秩序管理的基础，但有的展馆一开始不愿意安装，因为谁都没有切身体验过数万人排队进馆的压力。”

　　刘永生是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志愿者带队老师。她也认为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考虑得更全面。她举例子，在中国馆南广场的游客队伍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在历史上，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闭幕前最后一天人数达到了最高峰的71.4万人，在李普曼的回忆录里，那时候的美国被描述成一个“罪恶、腐败和欺骗横行”的时代，但是，排队都不曾成为问题。

　　吴钧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的世博纪录片导演，为了准备世博会的工作，他翻阅过大量的世博文献和纪录片，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在一些世博会上，排队成了一种艺术。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时候，荷兰馆是最热门场馆，四千多德国人排成了一个Ω形，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草地。后来发现也排不下了，人们就排成了一个＠形。“从秩序上来说，＠是一个最不堪一击的队形，但他们却做到了。”

　　“在日本，参观的民众迈着小碎步，引导员旗子一挥，他们紧随其后，五六十万人一声不吭，全场只有木屐敲击地面的声音，这就是40年前的大阪世博会。”

　　但是起初的时候，日本人实际上也并不习惯于排队。

　　1970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大阪世博会期间，当地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政府劝告公民“不要随地大小便”的标语。日本馆的宣传总监川西太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日本人真正形成自觉排队习惯是在大阪世博会之后的时代。

　　日本馆馆长江原规由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解决衣食问题，到解决“住行”需求的阶段。“衣食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而住行则要与外界接触，尤其是‘行’，现在人们要开车了，要扩大活动的半径，和社会的接触面就更广了，行为模式与个人就会有不同。”

　　对于在日本馆里发生的一切，他更愿意看到进步的一面，他说：“今天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在打扫地面时，一位排队的中国游客主动把空瓶子递给他，后来很多人都主动地帮忙递空瓶子。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梅芳对自己所见到的一切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理解：“我经常对朋友们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许多可爱的人，但也有个别人不讨人喜欢，有时候他们缺乏应有的教育，可能一切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文明的契机：中国“成人礼”

　　“一群中国人头上顶着毛巾，甚至连排队都不是很熟练，但是他们在那里看了世博会，和世界接上了头”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显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

　　在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看来，人们的举止失礼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1965年，当时26岁的吴建民从团中央回到了外交部，翻译室的政工干部找刚来的青年们训话，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大老粗！”，“那是一段以大老粗为荣的时代。”

　　吴建民直言不讳，在世博会筹备期间，他最担心的就是公民的素质问题。

　　一个生动的例子发生在2003年秋天。当时上海举行世博论坛，请各国人士前来为上海世博献计献策，嘉宾们住在老锦江饭店，需要步行到马路对面的花园饭店参加会议。时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诺盖斯和名誉主席菲利普森过马路十分紧张，紧紧地拉住吴建民，“这些人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都在感慨，过中国的马路要有非凡的勇气。”

　　而到了这次，当吴建民作为评委走在世博园里的时候，看到汽车开始礼让行人了，“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位世博官员也表达了他的乐观看法：“世博会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多元文化交流的方式必定是多元的。比如有的游客进世博园，他并不看展馆，而是到每个国家馆的餐厅去吃饭，比如喝德国啤酒，吃泰国菜。这些场馆希望通过饮食来展现国家的文化。那么吃东西这个时候，吃东西也是一种不错的文化交流方式。”

　　在参观世博会1974年举办地斯波坎时，那里的老人告诉吴钧，以前的居民随时把垃圾扔进河里，正是从世博会开始，政府设计了怪兽形态的垃圾桶，鼓励人们丢垃圾到怪兽的嘴里，他们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这个带给我的震撼很大，它告诉我们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觉醒过程，他们可以改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2010年开始做好这些事呢？”

　　当过多年外交官的徐波把上海世博看作是一次公共外交，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公民速成班”：“我们需要思考世博会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否则6个月轰轰烈烈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次世博会未来在历史上的意义，将由它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来决定。”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世博园区内，那些播放4D电影的场馆大部分成了热门场馆，直观而逼真的感受令许多参观者更加享受。而位于浦西，最能展示“城市使生活更美好”世博理念的最佳城市实践区却遭到了冷遇。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提醒国人，世博不只是一个游览项目，“世博应该是大家围绕一个理念展开想象”。

　　“世博会不是嘉年华，不能high完就完了。世博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我们要参与到世界进步的进程里面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使世界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探讨文明礼仪的问题，其实是探讨发展方式的问题、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吴建民总结道。

　　吴钧认为讨论排队、扔垃圾，只是对文明最初步的讨论。“世博会从来就是一个各国展示国家治理，以及政权和公民如何互动的一个活动。当我们在最佳城市实践区看到马德里的廉租屋，看到一个政府如何考虑弱势群体，看到很多环保绿色节能低碳，这些技术首先用在一个普通的办公楼，用在廉租屋，这不是一个秀不是宣传，这才是文明的力量。”

　　在国家富裕起来之后，文明素质将成为比物质财富更可贵的民族资源，国民的文明行为也极有可能点滴地改造这个古老的国家。上海世博会正是提升国人公共空间伦理的重要契机。可能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首2010年的上海，除了一次盛会的回忆，还会发现这更是一次伟大交流的开始。“30年50年后，等我们再描述上海世博会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说，一群中国人头上顶着毛巾，甚至连排队都不是很熟练，但是他们在那里看了世博会，和世界接上了头，这就够了。”吴钧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展示盛世图景的盛会，更重要的是一次与世界文明和公共规则接轨的契机。只有从这个层面来考察世博会，它才能与1851年伦敦、1853年纽约和1889年巴黎世博会一样被视为历史成就，其深刻与伟大亦因此并无二致。

    （作者：陈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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