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十月，南京市在家荒废了两年的“新三届”们被分进了中学，说是要复课闹革命了。那年头干什么都是为了闹革命，停课是为了闹革命，复课也是为了闹革命，后来的上山下乡还是为了闹革命。这闹革命又是为了什么，不知谁能搞得清楚。

我被分配进了十一中。十一中靠近鼓楼，又叫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时原来的领导班子全都靠边站了，由工宣队领导学校。

关于工宣队（全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想多说两句。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为了结束北京高校愈演愈烈的武斗现象，毛泽东决定向各高校派遣工宣队军宣队。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不知深浅率领清华“井冈山兵团”对抗，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数百。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晚在中南海召集首都红卫兵“五大司令”开会，向他们交底。这一天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离毛泽东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不足两年。从此红卫兵运动凋零，工宣队军宣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直至文革结束。

工宣队领导学校当然要和知识分子领导学校不一样。当时时兴大批判开路，做什么事前先找几个活靶子批上斗上一通，很像古代大军出征前杀牛宰羊的祭旗仪式。我们进校的第一天就参加了一场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有二十多人。工宣队长一声令下，二十多名批斗对象被押上了台，他（她）们被反剪双手，坐起了“飞机”，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各人的反动头衔。工宣队长站在台上给大家一一介绍这些批斗对象，其中有原党支部曹书记和宋校长。曹书记是位女性，她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南京中学界颇有名气。（曹书记在2007年第23个教师节时被南京市教育局授予“南京基础教育专家”称号。曹书记的爱人和我的一个舅舅都是解放前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成员，他们的故事我以后会讲。）批斗对象中有一个老师的头衔是“极右分子”，我就是在那时才知道这右派还有“一般右”和“极右”之分。当时我脑子里对右派的印象是宣传画书中的那种手持匕首，面目狰狞向党进攻的形象，怎么也跟眼前这位带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对不上号。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这些批斗对象也在台上站了两个多小时，其中有几人明显体力不支，脸色惨白。有一个老师较胖，头上渗出了汗珠。对这一台的批斗对象我没有一点痛恨的感觉，有的是怜悯和同情，和文革初期时的感觉大不一样了。这时我已不再是那个往老师头上扔苍耳子，砸朱老伯家玻璃窗的小孩子了，对周围的人和事有了一些冷静的观察。而对台上的那位耀武扬威的工宣队长，我心里十分鄙视。眼前的这一切正好印证了文革以来父亲一直挂在嘴边评论文革的一句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些感觉当时不敢说出，只能在心里藏着。

批斗大会结束后，应该是各班回自己教室活动，可是学生们完全不听指挥，一群群站在操场上聊天哄闹。在社会上游荡了两年，又受到当时社会上暴戾之气影响，很多孩子都变得桀骜不逊很难管教。有些孩子还按所住的地区组成一个个小团伙，小团伙中的人都很讲哥们义气，其中只要有一人和别人发生冲突，团伙中的人就磨拳擦掌，蜂拥而上，大打出手。开学第一天全校发生了十多起群殴事件，多人受伤。我就亲眼看到有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让人架着抬着送走。

在工宣队员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学生们“赶”进了教室。当时学校模仿军队编制，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小组叫班，每排设男生排长和女生排长。整个连里男生排长清一色由一些身大力不亏的同学担任，其中有的人还是留级生，比班上同学大上一、两岁，这样才能镇住其他同学。

我明显感觉到这不再是文革前那样温馨的校园了。

我两年多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