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完毕，我前后完成了四个方案。每一个案子都是一篇很好的化学教材。这一年下来，对我这个读了这么多年的化学，才真正了解到啥是化学。也终于把以前在学校学的那些基础原理与实际化学的应用结合起来。这点，告诉自己，这一辈子念化学算是没有白念了。要谈技术上的贡献，我这第一年的成就算是可观的。可是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我的技术评分很高。但是技术评分只占百分之七十。其余的百分之三十是老板看你的非技术性一般表现。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得多好，老板那百分之三十是用来决定你在组里的排名。我们这个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只有我是刚进来的员工。其他的都来了一阵子了。说实在话，也没看到他们干出啥名堂。可是到后来，我的排名是殿后的。我老板的解释是我是第一年进来，对一个新来的生手，是不可能名列前茅的。当然，我知道这里面多少有点其他的因素。说实在话，我很不高兴，但只是放在心理而已。

再往后的三年里，我和这位老板处得非常好。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像他建议的要我保持低调。第二年我的老板把我分配到他手下的一个小组。要我专心学习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的技巧。我的小老板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很有经验的人。我像是当小徒弟似的从头学起。我越低调，我的这位师傅就越来劲的教我。有的美国人就是这么单纯。因为他每次教我，他的优越感就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对我来说，我知道这是一技之长。我是要下决心把它学好。我心里越想学到东西，我就越低调，他就恨不得把所有的精华传授给我。没想到，这一门专长就成了我未来到处找工作的本钱。学了几个月，我的进步使我这的师傅大为惊讶。那时我们为了解决一个工艺问题，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方法。他再也没想到，我居然想出一个全自动的分析方法，还申请了专利。我还挺大方的把他列为第二作者，我的老板就让他垫底了。

那时后，我这位师傅必须时常到工厂去取样品。工厂在新奥尔良。这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露天厂房。总有个七八层楼高。每次爬楼梯，看到地底下，仿佛要掉下来一样。尤其到了冬天，在半夜后取样品，刮着东北疾风，真是摇摇欲坠。他带我去了一次，并且告诉我，以后就要我来取了。我还真为这个差事忧心了一阵子。不久他就要求离开我们这个单位调往另外一个工厂去做个小主管了。我也开始接受他的全盘工作，同时也收了他留下的助手。但是，我并没有拿到他的头衔。一直到我老板离开后，我仍旧没有拿到这个最低管理阶层的头衔。我想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紧接着，我就需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工厂取样品了。这次我总算有机会直接和工厂的领工接触。这些领工都是当地的黑哥。我中午请他们吃午餐。晚上再请他们吃喝，拉拢关系。并且再三的和他们剥削。最后，在酒醉饭饱之际，我就提出要他们帮我取样品，他们都一口答应了。我觉得，这些黒哥们对我这个老中挺照顾的，也挺义气的。多少也反映出先前对我师傅的反感。我想反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骄傲，不愿与黑哥搭讪是主要原因。回来后，我的老板有点惊讶，他们愿意为我取样品，他还一再问我有没有问题。不多久，我要的样品源源不断的到来。原先一天8小时只能分析8个样品。现在一台仪器，只要一个小时的制备时间，我们可以分析40个样品。如此以来，我们两部仪器，双管齐下。那时公司做工艺的员工，都纷纷来参观。这就是目前美国药监局一再要求制药界施行的”工艺分析技术” （Process Analytical Technology）。在80年代初期我们就开始用在我们的工厂了。 这个大问题就这样的解决了。很快的我也成了公司里面色谱分析的权威。也使我有机会结识在美国，欧洲，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带头者。80年代初期，国内的访问学者也纷纷来美国学习。在不同的会议上也结识了许多的同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卢佩章院士。他是国内研究色谱分析的权威。跟他畅谈后也知道国内的研究发展情形。那时，刚开放，国内仪器采购方面也比较落后。等我03年回上海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最进卢院士以82岁高龄，荣获Golay 色谱学大奖。我想在我们这一行的人都知道，这是国际上对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给与相当殊荣的表扬。

大家都说学术无国界，其实也未必如此。至少卢院士就告诉我，他的论文美国的杂志是不会接受的。可是在欧洲则不然。因为美国这方面几位教授心胸狭窄。其实，在美国这几位领头的教授当年都是到欧洲去学习的。卢院士是从统计热力学的观点来研究这门学问。而美国这些教授，就是从简单的热力学做出发点。所以，得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没有卢教授精确。不能再谈下去了，太学术化了。总之，我非常敬佩卢教授，在苦难时期的日子里，仍旧不断的找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很有学者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