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关于《难忘1976》 尽管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会忘记它,但是在今日中国,这个日子几乎被视作禁忌----四月五日。
整整31年了!
我知道,去年的这个日子,一些朋友打算聚会一下,表达些许的回顾与纪念;居然,连这样的微末的事情都被“劝阻”了。。。。
有人究竟害怕什么?!
所以我要在这个日子提起这本书。这部著作由程中原、罗小韵的两篇文章和62幅(组)照片组成,完整记录了1976年从周恩来逝世到“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的整个历史过程。令我不解的是,这部精彩的历史记录著作竟然只能在香港出版!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以极端的“街头政治”的形式验证了执政的权力基础在于人民。作为一个《宪法事件》,它证明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对于人民意愿的表达是何等重要。作为一个精神事件,无论是旗帜、还是块垒,它都飘扬或者郁积在某些人心里。
“街头政治”是一柄双刃剑,它对于正常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任何一个民主政体下,都表示要保证言论、出版,以及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议会政治的必要补充;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是“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
1944年底,前清举人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兴起也快,腐败也快,你用什么办法跳出这个周期?毛泽东说,“我们有办法,我们有民主”。是啊,当我们目睹腐败正在制度化地生生不绝地产生出来的时候,想起毛泽东说的话,不知道当歌当哭!
街头政治绝不是最好的政治形式。议会政治也不见得是完备的执政形式。但是,它们至少保证不使最坏政治的发生。当我们看到曾荫全先生刚刚通过竞选、辩论、投票而当选,看到台湾政要不断因为贪渎被公众监督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叫做“民主”的这个东西在“一国两制”的那一“制”里长到了什么摸样。
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件。
31年了,当代中国的政治逻辑正是由它开始展开并延续的,可是我们今天只能在这种半开半阖的网络空间里对它进行“公开”的追念。这很微妙,这种微妙犹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的某些瞬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之一,就表现在31年前的这次“平反”的技术过程中。
31年了,程中原、罗小韵让我们看到了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31年了,我们应该想未来31年的一些事情,说一些非同以往的话。
是为记。
有关本书的影像,请见鲍昆先生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