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教授: 请你忏悔 北京某大学教授周思源的“奇文” ,为了诬蔑清朝,把唐朝的疆域说的比现在大一倍, 现在是960万，唐朝的时候是1920万？哪里来的数字啊？ 清代最大~1400,元朝~1200. 清朝相对于明朝，把中国的领土拓展了3倍！而唐朝则只有半倍。唐朝最盛时版图加控制区域约达900万平方公里， 但大片区域统治是不巩固的，安史之乱前唐朝稳定控制的区域500万平方公里，比西 汉略小。清朝将汉朝、唐朝、元朝 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下来，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 “盛世”，指的是一国历史上相对安稳发达的阶段，比如视汉代为盛世，是拿它跟战国和秦末的乱世以及三国争斗的时代相比；称唐代为盛世，是就两晋南北与五代之间一段太平兴旺的历史而言。前有晚明之衰，后有道咸之败，比较起来，对康乾时期的昌盛局面不应有疑问。现代有一种比较法，源于西方史界，谓汉唐时中国经济实力为世界之最云云。这种说法我们固然听得高兴，但它与向来就有的汉唐盛世之说无大关系；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结论：当时中国据实力仅为二流，汉唐盛世说仍能成立。对康乾盛世也应这样看。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也罢，说当时的中国因无工业革命或因思想禁锢而不及欧西、日本也罢，这些最多只能作为旁参的视角，而不能作为判定盛世与否的主要标准。 当然，说是“盛世”，弊端也并不少，甚至有极重的病症，使得人们对盛世之名产生怀疑。文字狱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这是一场慢性病，根子在封建专制，只不过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剧、军政控制愈严而终至于大发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时李贽（1527－1602）的书被禁毁，因为他“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殊不知清廷禁毁李贽的作品，是在奉行明朝的故事。此事顾炎武记得明白：天启五年朝廷颁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禁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日知录》卷十八，“李贽”）。至于戮尸、灭族、株连之类，自然也非新发明；满清统治者的所为，只是从语言文字上多找了些借口罢了。文字乃是表层现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质是“狱”，是对读书人的压服。关于文字狱，学界谈论得很多，但大都是言其惨烈和制缚思想的危害，而对其涉及的社会层面、破坏清代学术的程度等问题分析得不够。在此我想指出两点。 　　第一，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顺治时，对一些曾经积极反清并始终消极对抗的名流就有意宽容。例如顾炎武，不惟亲自领兵抗清，且先后六度访谒明孝陵（最后一次是在顺治十四年）。但清廷深知，对这样的高士杀之不如恕之；恕之更利于安定士心，树立仁政的形象。当然，至康乾时，政局既稳，士人中若再有这类公开蔑视的举动，已不会被容忍。而此时的中国读书人，绝大多数志在博取功名，已无心反清复明了。虽然，在语言文字上，眷恋前朝的情绪仍会有所流露。对这样的感情流露，甚或借古讽今、影射时政，清廷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多少也有所顾忌，担心打击面过大，反不利于维持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乾隆要为自己开脱，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乾隆六年谕）, 这话确实显出他有一点顾虑。漆永祥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乾隆时“禁书与文字狱并未涉及到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而他们的著述中并不是没有违碍字句。……统治者的注意力并不在高层知识分子和时贤名流身上，此应为当时事实”（《乾嘉考据学研究》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并举了钱大昕为例。 　　第二，禁书和文字狱对自然科学基本未受影响,中国科学迟至清代仍未发达起来，与政治压迫无大关系。清朝对西洋新学非但不禁，而且鼓励著译；并将明末以来的数十种西书载入《四库全书》，其内容涵盖天文、地理、数学、历算、水利、人伦、教义、乐理、语文、制造工艺等多个方面。要说“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经在这样做了，至少不比一般士人落在后面。抵制科学的倾向反倒是来自汉族士大夫内部，来自像杨光先那样一批冥顽不灵的读书人。但在新旧历法之争中，几经反复，最终是新法得胜；而胜负的决出，不是靠比嘴上功夫，而是通过科学观察：康熙七年，命杨光先和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同测正午日影，结果后者以测算更为精确取胜。这是新科学对传统科学的胜利，同时表明，科学在专制统治下也能生长。照此发展下去，科学新知有望先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然而，康熙末年与罗马教廷因礼仪而起的争端，导致先是禁止传教，进而驱逐教士，最后中断往来。对于业已开通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这是致命的一击。这方面的讨论已属另一话题。就我们的题目来看，我只想说，在这一事件中，国际政治交锋和中西文化冲突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国内政治迫害。 比起自然科学，史学方面，明史以及有关满清渊源和征服史的研究受到的冲击大得多。经学堪称兴盛，受到的束缚未必大于明朝。性理之学及一般哲学问题被忽视，主要不是因为统治者禁锢思维，而是因为清儒自己就不喜欢；他们觉得这类学问无用，“实学”才有用。而这种“反之于实”的思潮，部分也是承自晚明。清儒心目中的“实学”，首推天算舆地；人文科学中，则首推小学，即语言文字学。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分科，基于形音义的具细考辨，被认为是最实在的学问，因此又是通经致用的门径。小学家吃的就是语言文字饭，一般都很谨慎，极少有人像王锡侯那么大胆，不顾名号避讳，直指《康熙字典》之误，以至被文字狱惨害。整个清代，字典业可谓萧条，只出了御撰《康熙字典》一本，这跟清廷对字典编撰的严控和文字狱的恫吓作用直接有关。不过总的看，禁书和文字狱对小学影响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仍能发达，构成汉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种形象的说法，称两千年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史呈驼峰状，即，汉代和清代并为两大高峰）。 　　小学和经学是清代的两门显学。两门学问的关系又至为密切：小学家大都兼问经学，经学家也大都兼事小学；而史学往往也由经学家和小学家兼做。经学家或小学家的兴趣，甚至及于天算、舆地等等。这些门类相互牵引、共同发展，构成清代学术的主体；经康雍至乾嘉，中国传统学术就是这样发达了起来。而几代学术的隆盛，有一基本的社会条件，那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的：“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中华书局1954年版47－48页）对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以往学界有赞同的，也有怀疑的。与本文的话题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承认康乾为盛世，则学术的兴旺和社会对学者的礼遇就都得到了解释；反之，如果视康乾为黑暗时代，梁启超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同时也无法理解学术何以会繁荣起来。我个人对梁氏之说一直信疑参半，因为它不易证明。支持其说的例子（生活优裕的学者）很多，反面的例子（穷困潦倒的学者）也不难找到。显然，仅凭单个案例说明不了问题，需要找出共点和规律。一方面，应把学界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对构成学者阶层的成分应作剖析。正是沿这一思路，我在《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中西语言学史断代比较研究》（外研社2001年）一书中做了一个调查，大抵步骤如下。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三部书中，述及清代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我便将这81人作为分析的样本。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并且多数取得了学位。而一旦有了学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中领取官俸者多达62人；加上虽不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应聘编校典籍、主讲书院的共7人，合计占了72％。这意味着，大多数学者有固定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这81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7.30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根据现代的一项调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有人也许会说，81人的样本太小。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一点。为验证上述数字，我又扩大调查范围，从《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条目的234位小学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们均出生于1600－1850年间，生卒年份确凿。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与第一个样本相差不大。考察至此，我想可以定论了。这里统计的81＋234位小学家，是清代学界的代表群体。他们中的多数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生活水准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为生活安稳，有利健康，他们才能长寿；也正因为物质生活有保障，学术活动才能顺利展开。当然，我们这样立论，是把清儒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就个体来看，则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寒士，而且寒士未必都短寿。 //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 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是西亚阿拉伯人于中世纪创建的一个伊斯兰封建帝国。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如《经行记》、《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等，均称之为大食国。帝国存在了600多年，主要有神权共和时期和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两个世袭王朝。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疆域东起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西至大西洋沿岸，北达里海，南接阿拉伯海，是继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之后又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改变了周边许多民族的发展进程，在中世纪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海运 　　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在发展航海业、造船业和帆船驾驶技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航海所必需的地理知识和其他知识的积累。阿拉伯海员在长期的航行过程中，研究和详细记述了印度洋上的季风，并且在航行中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季风从而大大缩短了航行所需的时间。在古代阿拉伯的地理书籍中也记录了大量的海洋地理资料。 　　 　　 　　文化、艺术 　　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都奉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这使得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这两个将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的纽带为基础的阿拉伯文化得以高度发展。 　　 　　 　　文学 　　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最具特色，也是阿拉伯人自己最引以自豪的领域之一。早期阿拉伯文学题材多为谚语、诗歌、故事，语言简洁明快、犀利、朴实，体现了阿拉伯人狂放而直爽的性格。帝国强盛的时代，文学作品以散文为主，文字优美，比喻的使用趋于上风。《天方夜谭》（或《一千零一夜》）在数百年时间中被不断完善。它汲取了印度、希伯来、波斯、埃及、中国和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精粹，使其成为阿拉伯乃至世界文学中的明珠。 　　 　　除了自身的文学成就以外，在整理、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阿拉伯人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为给伊斯兰神学寻找“理论支持”竭力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着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哲学、科学和医学名著的译本经整理、注释之后，相继问世。这一人类翻译史上的伟大工程，即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又为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漫长黑暗的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古希腊的著作在欧洲大都已经失传。欧洲人是靠翻译这些阿拉伯文的译本才得以了解先人的思想，继而开始他们的文艺复兴的。 　　 　　 　　 哲学 　　阿拉伯人认为，除神学外，哲学是了解世界的必备知识。在融合伊斯兰教“天启”与希腊“贤哲探求”精神的事业中，帝国涌现出一批哲学家。阿拉伯第一位哲学家金迪（801年－873年）、倡导原始精神的德拉比（870年－950年）、完成融合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神学的巨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和独树“双重真理”学说的伊本·鲁德（1126年－1198年）等，对中世纪和后来人类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学 　　阿拉伯历史学家多采用叙述的方式，除应用个人的判断，对于不同的若干组资料加以抉择，对于论据加以组织外，很少致力于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较或推断。 　　 　　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阿拉伯语历史作品最初的题材，是以前的传奇以及环绕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各种宗教传说。第一部以宗教传说为基础的著作，是《天使传》，（著者是伊本·易司哈格）；接着而来的历史著作，是记载穆斯林征战的著作，叫做《武功纪》，（著者有穆萨·伊本·欧格伯，瓦基迪等）。后来较正规的历史学家中，包括阿卜杜拉·伊本·穆斯林·伊本·古太白（著有《知识书》，艾卜·哈尼法·艾哈迈德·迪奈韦里（著有《长篇记述》)，叶耳孤比（著有《世界史摘要》），哈木宰·伊斯法哈尼等。 　　 　　泰伯里和麦斯欧迪是公认最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其成就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泰伯里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哲利尔，号艾卜·哲耳法尔(838年—923年)，写下了两部伟大的著作：《历代先知和帝王史》，另一部是《古兰经注》。 　　 　　艾卜·哈桑·阿里·麦斯欧迪，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他是采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人。他把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三十册的伟大著作，可惜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部摘要：《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 。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麦斯欧迪除研究正规的穆斯林的题目外，还用研究了印度、波斯、罗马、犹太的历史和宗教。麦斯欧迪还是一位博物学家，他把关于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秩序的见解总结起来，写成一本专论，叫做《提醒和监督》。 　　 　　 　　艺术 　　阿拉伯世界对于艺术美有独特的追求。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阿拉伯艺术作品中缺少对人物和动物造型的塑造。艺术家们的才思智慧都集中在书法艺术、几何图案和巧妙别致的构思中，具有明显的抽象法和形式化的特征。 　　 　　阿拉伯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在华美壮丽的清真寺建筑的结构装饰上集中地体现出来。高高的宣礼尖塔、大圆屋顶、半圆凹壁和马蹄形拱门为基本特点的千万座清真寺，形成了世界建筑中的独特风格。 　　 　　 　　教育 　　昆它布（小学校）：接受六岁以上儿童学习，以《古兰经》为核心，学习朗读和书法；此外，加之阿拉伯语法、历代先知的故事、初等算术原理和诗词。女子可接受初级的宗教教育。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 　　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关，是麦蒙于830年建立的智慧馆。这是一个翻译馆，科学院和公共图书馆的综合体。 　　尼采米亚大学，尼采木·木勒克在1065年创建的，是一所宗教大学，专门研究沙斐仪派的教律学和正统的艾什耳里派的教义学。《古兰经》和古诗，是这所学校人文学的主要课程。 　　清真寺在教育体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昆它布附属于清真寺之外。其中有举行圣训学的课程，还有不少学者集会讲授各种学科，所有穆斯林都可以自由进入清真寺听讲。清真寺还是图书收藏所。 　 天文 　　帝国的天文学在宗教、生产和航海贸易的需求下得以高度发展。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等地建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天文台，并研制了相当精密的天文观测仪器。以花刺子密、白塔尼和马吉里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代表着当时人类天文学的最高水平。现代许多行星的命名和天文学术语都源自阿拉伯人。他们连续的天文观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天文学家提供了约900年的记录资料。 　　 　　 　　 地理 　　 　　伊本·白图泰辽阔的阿拉伯帝国还培养了一批地理学家。花刺子密所著的《地形志》、伊本·胡尔达兹贝的《各地知识的最佳分类》、雅各特的《地名辞典》等，都是后人认识当时中亚、西亚、北非等地理概貌的经典文献。14世纪，伊本·白图泰历时30年，行程12万公里，东到中国、西至格拉纳达、北达钦察汗国萨莱、南抵西非马里的广大区域内，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留下了长篇游记《在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同时具有很大的史学价值。 　　 　　 　　 数学 　　阿拉伯人在数学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突出体现在对印度数字与零符号体系的改造与推广，它不仅方便了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也导致了人类计算领域的一场革命。另外，来自花剌子模的波斯人花刺子密用印度数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阿拉伯数字）编写了《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系统阐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数表，并首次将代数理论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欧麦尔·海雅木和艾卜·瓦法在方程计算理论上也颇有造诣。 　　 　　 　　医学 　　 　　穆罕穆德·拉齐斯所著《论天花和麻疹》相传先知说学问有两种：一是教义学，二是医学，可见阿拉伯人对医学的重视。伊斯兰教的医药学以希腊医药学为基础，但帝国地理上的扩展，使得穆斯林们获得了更多新的疾病和新的药物的相关知识。药剂师和医生要经过考试，才能营业。他们在古代的医药典籍中增加了水银、丁香、肉桂、龙涎香、樟脑等药物药剂。当时阿拉伯商船曾将药物大批运往意大利。15世纪初，中国明朝郑和的船队也在阿拉伯采购了大量的药材，并交流医学知识。直到17世纪以前，被欧洲人尊称为“穆罕穆德·拉齐斯”的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865年—925年)和“阿维森纳”的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的医学著作，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科书。 　　 　　当时的经典医学书籍有： 　　 　　阿里·伊本·赛海勒·赖班·泰伯的《智慧的乐园》； 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的《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 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的《医学全书》 伊本·西那的《治疗论》和《医典》； 阿里·伊本·伊萨的《眼科医生手册》； 　　 　　化学 　　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等自然科学中，采用客观实验的方法。这是当时一个决定性的改革。在化学方面，阿拉伯人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增添了印度和中国的化学知识，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寻找点金石和研究炼丹术。但是根据他们的记录表明，他们已发展起了尖端的实验技术，能够制造各种药物，生产苏打、明矾、硫酸铁等各类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业）的化学制剂。由于化学的进步，阿拉伯人很早就发明了化妆品，制造香水，肥皂等，后来在十字军东征，香水和肥皂一起传入欧洲。 　　 　　 　　阿拉伯炼金术的开创者是查比尔·伊本·哈彦，他比早期的希腊和埃及的炼金术师更能够认识而且陈述实验的重要性，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查比尔在其论文中科学地叙述了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还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手段。这对后来阿拉伯，乃至欧洲都有着很大影响，穆斯林化学家称查比尔为先师。 　　 　　 　　物理 　　阿拉伯学者对物理学的贡献也非常大。他们制作了许多精确的仪器，测量物质密度和大气层引力。伊本·海赛姆（965年-1038年）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和阿拉伯光学之父，他研究光的反射和折射，说明光在同物质中是在一条直线上传播的，著作《论光学》，奠定了光学的基础。 　宋朝（960年─1279年）和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一比，差别有多大！宋朝的国土面积和武力无法和阿拉伯帝国相比，文学上可以说是持平，但是，在科学技术上，我们虽有四大发明，而阿拉伯帝国有历史，哲学，医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比我们四大发明强多的多。 也就是说，王曾瑜的"宋朝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他的人口要比唐朝多，财力、物力大大胜过唐朝，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综合国力很强大。"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人们一直在寻找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源，说法很多。但我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是中国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没有科学，技术就不能变成工业；没有工业，就没有资本主义。造成中国没有科学土壤的原因是万恶的儒教，儒教轻视科学。 　人们通常认为，唐朝（618年─907年）开放，宋朝（960年─1279年）航海贸易兴盛，可是，这两个朝代却没有把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的科学学过来，相反，唐朝使佛教在中国壮大，宋朝儒教大发扬，佛教和儒教对中国有什么用？除了愚弄百姓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外，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儒家是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落后的祸根的，于是乎，儒家把中国落后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清朝。也就是说，清朝不过是为中国千年的儒教背了黑锅。 如果说，清朝是中国科学落后的祸首，那么，唐朝和宋朝同样是中国落后的历史罪人。 3.盛唐是怎样意淫出来的----传说篇 -----唐朝公主与和亲对唐朝的影响 先说说公主的由来。 公主一词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周朝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不主持婚礼的，叫同姓的诸侯主婚。当时各诸侯国的诸侯一般称“公”，“主”就是“主婚”之意，所以因为是诸侯主婚，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 从汉朝开始，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称为“公主”，诸侯王的女儿则称为“翁主”。皇帝的姊姊称为“长公主”，先皇帝的姊妹为大长公主。 唐朝公主与和亲对唐朝的影响，促进了唐朝和周围国家的和平和友好，减少了 战争，加强了唐朝的稳定。唐朝公主和亲，外加丰厚的嫁妆，这些本来是古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说，吐蕃和回纥不要通过战争就可以得到战争才能得到的东西，因此，在和唐朝实力差别不大的时候，和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美丽的公主、丰厚的嫁妆，只会让吐蕃等满足一时，当双方力量不平衡，一方居强者地位时，就会丢弃所谓的“和亲”，纵兵劫掠。 因此，我个人反对唐朝公主的和亲政策。 这对哪个公主是残酷的，不说哪个时候，就说现在，除了旅游，有几个人愿意到边疆工作学习的？而且，这 种政治婚姻多半没什么感情的，对哪个女孩太不人道了。其中的金城公主尤其悲惨，生了个王子赤松德赞，却让没有生育的大妃子纳朗嫉妒，把公主的婴儿抢走，并说这个男孩是她生的，而不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最后因伤心压抑而早早逝世。 不过，唐朝有个有趣的现像，和我们今天的人想象的不同，唐朝士族并不愿娶公主为妻，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门第观念非常严重，唐朝李家并非当时的高门望族族，其他门第瞧不起李唐，此其一。唐朝的公主有的过于淫荡嚣张，此其二。公主毕竟是公主，有了公主的男人就失去了一定的自由，此其三。李唐皇室有很大的鲜卑血统，此其四。其中，以前两点为最重要，请看记载：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笔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 　　 再回到唐朝的和亲政策。政治是有实力决定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文成公主、金 城公主入藏，并没有改变两国的实质关系，唐和吐蕃总的说来是敌对的，实力相当才会因所谓的和亲而“友好”。在双方实力相差比较大的时候，一方则要更重要的土地，顺便获得女人 和财物。于是，出现了七世纪中期吐蕃控制西域，并且夺取河西走廊，八世纪中期 攻陷唐朝首都长安。有趣的是，有人拿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为证，说西藏在唐代就属于中国版图，并且画在版图上，这是错误的。会盟碑强调的是双方永远和好，就象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说的双方“和同为一家”， 就象是一家人一样，实际上是两家人，也就是说，会盟碑正好证明了吐蕃是一个独立国家。还有人甚至把和亲政策提高到决定民族关系的程度，这也太夸张了。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实力才是正路。说到底，只有实力是真实的。我要是唐朝的皇帝，我就不会和亲，而是把女孩给唐朝自己的能臣，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赞美一下曹操，曹操以地方割据政权的力量从匈奴手中要回蔡文姬，而大一 统的汉朝和唐朝为什么不可以呢？中国的历史把汉唐美化的太厉害了，而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被忽视，直到毛泽东命令郭末若为曹操平反。 下面说说主题，为什么从唐朝的外交看出盛唐是意淫出来的。 首先，把美丽的公主和大量嫁妆给吐蕃，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弱，如果盛唐真的那么强，就会象消灭被天灾削弱的东突厥一样，把吐蕃纳入版图好了，可以一劳永逸。 其次，通常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给吐蕃带去了文明，比如佛教，好象是唐朝在文化输出。其实，吐蕃的佛教并非来自唐朝，唐朝和吐蕃的佛教都是各自派人到印度求经得到的，唐朝派出的是唐三藏，而松赞干布派的大臣是土弥桑布扎（thon-mi sam-bho-Ta）到印度求经，并创制藏文，初译佛经。这里说明一下，唐朝并没有宣 扬的哪样开放，唐朝的高曾玄奘西行去印度，冒犯了当时不准出国的严格禁令，但后来李世民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名。 最后，也是最搞笑的是，为了突出唐朝的强盛，把唐朝的“示弱”吹成了“示恩”，以下有多个版本，这是其中之一。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去求亲，唐太宗五难使臣，解决方式是这样的。1.木头分出根部和梢头。将圆木投进水中，浮起的是上部，下沉的是根部。 2.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把它们的母子关系找出来。将小马与母亲分开，饿几天后，放入母马栏后，小马会自己找到自己的母亲。3.燕麦分陈旧。让年岁不同的羊选分好年份的燕麦。最小的羊会先吃最新打的燕麦，以此类推。 4.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使臣将线绑在蚂蚁腰上，在孔的另一端涂蜂蜜，蚂蚁去吃蜂蜜就将线带过去了。 5.猜公主。公主本身喜欢吃蜂蜜，体味也最香，其他侍女身上没有味道。 文成公主下嫁后三十年，670，吐蕃进攻唐朝，唐的西域四镇全失，唐朝大将薛仁贵反击，但被吐蕃击败，全军覆没，只剩下薛仁贵和少数将领逃回。678年唐朝李敬玄再次反击，又是全军覆没，副统帅刘审礼被吐蕃生擒。692年，唐朝王孝杰先是收复西域，之后，在696年王孝杰也被吐蕃攻击败。 唐朝盛世有文字记载，说唐朝当时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被很多历史学家相信，真是这样么？夜不闭户还有点可能，但路不拾遗就太过份了，这是难以想象的，人有自私的黑暗的一面，难道当时的唐朝都修佛成了成果？或者是唐朝人的思想境界非常高，盛唐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因此，或者唐朝篡改了历史书，或者唐朝当时搞了文字狱，把描写唐朝坏事的书全毁了，或者是宋朝等古代的文人作假，或者共产主义在盛唐真的出现过，呵呵~~~~~~ 吐蕃文献中的唐蕃战争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记载了吐蕃赞普的主要活动和重大战事。现在转引如下： 　　 　　《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 　　 　　第二十一条：马年（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赞普驻沃塘。于吉玛阔（大非川）击毙众多唐人。 　　 　　第四十六条：羊年（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大论钦陵赴吐谷浑，于达拉甲都尔（素罗汗山唐人坟，在今甘肃临洮界），与唐将王尚书（王孝杰）作战，杀死许多唐人。 　　 　　第四十九条：至狗年（武后圣历元年，698年），……大论钦陵引兵至大小宗喀，生擒唐大将都护使。 　　 　　第五十一条：至鼠年（武后久视元年，700年），……秋，赞普出巡，领兵至河州 　　 　　第五十二条：至牛年（武后长安元年，701年），夏，赞普驻色尔夏，后领兵至松州 洮州……冬，赞普驻尺孜（宫）。春末，领兵至松州，洮州。 　　 　　第六十五条：至虎年（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冬，……*达焉与大论乞力徐二人引兵至美相军（临洮军），复返回。 　　 　　第七十一条：猴年（玄宗开元八年，702年），……攻陷唐城堡索格藏。 　　 　　第七十八条：兔年（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夏……攻陷唐城堡瓜州新城（晋昌）。 　　 　　第八十条：蛇年（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论悉颊桑董匝卜等于木垒久垒作战，击毙许多唐人。冬，行宫驻于扎玛尔之乌园。唐使者李总管前来致礼。 　　 　　第九十二条：蛇年（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夏，赞普以政务出巡。攻陷唐城堡达化县（今青海尖扎县）……冬……斜索决反攻，收复铁刃城（石堡城）。 　　 　　第一百零一条：至鸡年（玄宗天宝四年，745年），赞普行宫驻于羊卓之夷塘。唐将马将军（马灵察）领郭域（俱位）之唐哨兵至，甥吐谷浑王与论莽布支二人攻打挤巴城。唐廷援军开赴挤巴城宾棍大堡，唐军大部被击毙。 　　 　　第一百零四条：至羊年（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论泣藏与尚息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重建马重木（堡）。 　　 　　第一百零五条：至猴年（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冬，……论泣藏，尚息东赞，阁罗凤三人所率军旅陷雟州，孜吉以下地区尽皆臣服。 　　 　　第一百零六条：至鸡年（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冬……大论囊热尔等攻陷唐之大宗喀和制胜军二城。 　　 　　第一百零七条：至狗年（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冬……论泣藏与悉颊藏达囊等领兵开赴坚城凉州方面。 　　 　　第一百零八条：至猪年（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冬……论泣藏与尚息东赞 尚赞摩三人攻陷小宗喀。 　　 　　第一百一十条：至牛年（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冬，……论悉颊藏等攻陷邦木果与交河县两坚城。尚息东赞攻陷松州与桑噶尔两地。 　　 　　第一百一十一条：至虎年（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季冬，唐王薨，新王立，以向（蕃地）贡奉丝绸和土地等为不宜而毁约。尚结息与尚息东赞等越凤林铁桥，率大军攻克临洮军 成州 河州等众多唐廷城堡。尚结息返回吐蕃本土。尚结息 论达扎（马重英），尚息东赞 尚赞婆等引兵至京师，陷京师，唐王出逃，另立新唐王。大军撤回。 3. 吕留良（1629年—1683年），别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别号有耻斋老人、耻翁、吕医山人、南阳布衣等，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桐乡人，思想家、医学家。曾参加抗清活动，兵败后隐居行医，评选时文。著有《东庄诗存》、《晚村先生文集》等等。吕留良一向反对满清，其文有云“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其弟子及曾静等人崇奉其说、广为传播，后曾静被告发下狱，吕留良亦被剖棺戮尸，著作则被焚燬。传说其孙女（一说女儿）吕四娘将雍正帝刺杀。吕四娘，传说中清朝的女侠。为吕留良之孙女（一说女儿），野史以小说记载其为报雍正以文字狱杀祖之仇，以选妃之名混进皇宫，后在雍正召其侍寝时以短剑将雍正斩首而亡。野史，无从考证。4.世界帝国大排名：1蒙古，2大英，5清朝，6阿拉伯,9元朝,13 唐朝 1蒙古帝国4401万平方公里[大于亚洲] 2大英帝国近3430万平方公里 3西班牙帝国近2500万平方公里[腓力二世时期西葡合并] 4俄罗斯帝国2200万平方公里以上 8中华帝国[清]1400多万平方公里 6阿拉伯帝国1400万平方公里[八世纪中期] 7法兰西帝国小于1400万平方公里[主要是西非] 8土耳其帝国1350万平方公里 9元朝 1200万平方公里 10葡萄牙帝国1120万平方公里 11罗马帝国近1000万平方公里 12突厥汗国970万平方公里 贞观王朝何以会成为中国人的黄金时代? 做假做出来的, 吹出来的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虽加周给，无救倒悬。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れ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於猗陶，菽粟同於水火。曩者储蓄，徵敛实繁，帑藏犹殷，宜垂拯济。木牛流马，非可转输，乐土重迁，理无从薄，则穷通之道，将由革变。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龄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所有官物，随至籴给，明立条格，务使稳便。秋收丰实，更听进止。《全唐文》 ●卷一 ☆李渊（高祖皇帝一） ○定户口令　　　　贞观十一年，马周又上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旧唐书·马周传》　　　　贞观四年，(唐太宗)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按：隋炀帝营建的宫殿，毁于战火)。……张玄素上书谏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 《贞观政要》 (唐太宗)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宣即为之罢役。" 《资治通鉴》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丧乱之后，人尚俭素。”《封氏闻见记》　　　经济、疆域、国力、民力、文化、科技、军事皆不如杨广时代. 杨广修建了大运河、东都洛阳、千里长城、开创了科举制度.李世民留下了什么呢?一本美化自己的书《贞观政要》. 李渊就是一个成功的石敬瑭,为得江山竟无耻的对比他小很多的小突厥可汗称臣,给突厥写书信：“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那位后来被什么原始部落的天可汉的李世民是不是官称原始部落的小酋长为"君父"呀? 对原始部落的小酋长称为"君父"可真是耻辱呀,石敬瑭好歹也对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称"君父".唐太宗的统治是建立在剥削和奴役农民的基础之上的，即使"贞观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人民的徭役负担也是不轻的, 而清朝实行永不加赋.。 明朝曾铸造出世界最先进大炮?---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1.守宁远的大炮是山海关调去的,而天启年间由徐光启主持,明朝总共向澳门葡萄牙人买了30门大炮, 其中有十一门大炮被调往山海关,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门 ,还有一门在试炮时炸毁,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亚被当场炸死 ,明政府将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下令“从优给恤”。随后山海关的11门调到宁远,辽东经略孙承宗还将经过葡萄牙炮师训练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调至宁远, 训练明军炮手。 2.铁心铜体铸造法只是金属浇注技术领先,但制造出来的大炮在口径和炮身比例,以及操作技术上比不上西洋大炮,这一点传教士汤若望曾指出过--他为明清两代皇帝都造过大炮. 3.铳规、铳尺和矩度等仪具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握是西洋大炮的关键,但当时徐光启孙元化等都在翻译西方技术资料时忽略了中西度量衡的差别,因此操作时的装药量或设计角度都有很大误差.在登州战役时,明军因装火药过量造成大炮炸膛. 4.登州之战,葡萄牙人共有12人在叛军陷城时战死，炮队统领公沙的西劳也战死了，另有15人重伤被俘，总算曾经受教与他们的叛军感念师徒之情，活下来的葡萄牙人在传教士陆若汉带领下离开了登州返回澳门。幸存的绝不止3人. 在17世纪上半叶,技术最先进的大炮是沙俄制造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是近现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 明朝后期对中西火炮技术的认识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认为是蒙古西征将火药带到阿拉伯，然后再传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现据考证应该是在公元 1250 至 1275 年间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中，这也是阿拉伯人将火药引进西方的旁证。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马达发”的火器，从形态看和南宋突火枪大体类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文字记载出现在 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国爱德华王子（日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6 年写的书 De Offciis Regnum（论国王的职责）中，有一张用火炮发射金属箭头的彩图。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看出是门火炮。事实上这种大炮只是一支巨大的的箭；这种“导弹”很快就被石制炮弹所代替。同一年（公元 1326 年），意大利的弗罗伦刹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弹丸和铁箭矢，交易文件还保留到今日。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7 年跟苏格兰人作战时曾经携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约是重在15至30 磅之间的轻型炮。公元 1345 年二月一日，爱德华三世的大侍官记载了一笔修理 13 门大炮 的费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 Crecy 之役，爱德华三世用了两到三门大炮，击败了法军十字弓手。其后，爱德华三世使用大约 20 门大炮来围攻加莱城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术拉开了距离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在舰炮上普遍使用链弹、葡萄弹等特种弹。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圆形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明未《火攻挈要》所载的链弹、葡萄弹等各式炮弹也大多出自西方技术。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 50.8 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俄国 1525年铸造了历史记载的最大口径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径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长18英尺(5.49米)，发射一吨重的石弹。15世纪使用臼炮数量较多的一次战役，是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 　　当时，土耳其苏丹在东方集中了68门火炮 攻打欧亚大陆交界处的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宫”的射石炮。它的口径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头牛200个人才能移动。它的射程大约为1英里(1.61千米)，一发石弹重达l600磅(726.4千克)。从匈牙利征募的炮匠乌尔班(Vrban )，为“皇宫”射石炮装填一发石弹，要用两小时。“皇宫”射石炮没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后面进行射击。在14个炮兵连长达两个月的猛烈轰击下，这个在公元330年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终于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以城堡为依托来几乎无限期地抵御任何攻城器械攻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伦敦塔现存一门跟这些攻城炮类似的一门火炮，它是在公元 1464 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里铸成，长 5.2 米(17 英尺)，重量超过 17 吨，发射时装用重达 136 公斤（300 磅）的火药，可以将 295 公斤（650磅）重的弹丸投射到 1.6 公里（1英里）之遥。（《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7-218页） 　　这些西方用于实战的巨型炮，无论口径重量和发射的炮弹及射程，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火炮。 　　 　　17世纪以后，西方火炮质量大为提高，火器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都有炮耳，瞄准具，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欧洲人开始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纷纷在西方出现。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朝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二十里外”纯属夸张，不过射程惊人应该不假。 　　 另外还有对西方火炮技术表示震惊的言论，如: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火攻掣要》卷上《装放大铳应用诸器图说》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不过，这样就要求在操作时,炮手必须冒着敌人的火力跑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仪。 　　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 ,在这70多年中 ，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之，从学术史上看，清代学术繁荣在乾、嘉，孕育则在顺、康，“康乾盛世”之说是可以成立的。 -------------------------------------------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文学馆的演讲 　　　　9月15日，许多热心听众很早就来到了文学馆。上午9时半，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在介绍了近期演讲的安排后说：近两年有不少关于“康乾盛世“影视剧的播出，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也引起了学术界有关如何评价康雍乾历史时期的争论。比如今天请来的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周思源教授，就和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争鸣。我们先请周先生谈谈对康雍乾之世的看法。随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周教授开始了他的演讲：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昭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盛世很少有他的份。虽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早已开始对此质疑，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过来。不过人们习惯上仍然称“康雍乾盛世“为“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在位268年，总共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共134年，占了清朝的一半。乾隆禅位于嘉庆皇帝后仅仅44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几乎被瓜分的危难之中，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代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康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代的得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三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一． 康雍乾三代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很有作为，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他们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格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唐、元朝以来的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对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的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所谓的“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国家意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他认为这个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地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我认为这样的比较有些简单化，因为西汉距康雍乾时期有1600年，唐代距乾隆末年也近800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人口自然会大大增加。依此说明“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产生了像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在清朝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来。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 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代最大的历史失误 　　　　要想正确地评价康雍乾三代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坐标中。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之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经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落后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进行赶超。但明朝末年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取代明朝统治以后，中国要发展也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250年，而关键就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 　　　　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戴先生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的多之又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残酷，时间长达100多年。 　　　　康熙五十年，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印者和看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这时吕留良已死了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故去，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受牵连一一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因刊藏吕留良著作有4人被斩首。 　　　　文字狱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说了。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这样的朝政还能盛世吗？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和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乾隆一代，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东林党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康雍乾之际，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比乾隆末期还要晚70年的于1868年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例。康雍乾三世，世界发生了许多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牛顿于1687年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富兰克林于1753年发明了避雷针及电学理论；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卡文迪什于1781年证明了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的。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四年以后，一个科学院在法国成立。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产生大量的思想家、发明家，而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科学家了。 　　　　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只不过是明末以来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提高的。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仅仅50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欧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中国能造世界上最大的船，有世界最强大的舰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几次多达二万七千人，远达东非。明朝末年军队已普遍使用火器，在造炮技术和火枪质量上与西方没有多大差距。而康雍乾三代这100多年的耽误，彻底沦落于被动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地步。 　　　　三． 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充分证明康雍乾三代的严重失误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 　　　　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从康雍时期几乎彻底失去并将落后因素发展到极致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重新被激活和大大发扬了，而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民有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二弹一星“，是因为中国人在民族精神上掌握了“二弹一星“，中国人从此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精神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高潮。 　　　　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纵向比较，解放后比解放前有哪些进步，今年比去年有哪些提高，这当然是必要的。这不过是一维的、单向的线性思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注意横向比较了。和世界其它国家比，这里和别的地方比，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思维方式的一大进步。三维思维和二维思维、一维思维的最大区别就是从根子上，源头上，本质上去认识并解决问题，才能透过表面现象认识其本质，才能更好地学习别人长处，发现自己短处，以便更好地赶超别人。 　　　　傅光明最后说：周思源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很好的演讲，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学术概念：一个是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在中国就是封建帝王史，也即是钳制思想、阉割精神的帝王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从当代来认识其历史的价值。江总书记提出的****，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就是要兴思想，重科教，提倡科学、民主的学术争鸣，提倡三维穿透性的思维方法。文学馆愿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在此向戴逸先生发出邀请，真诚希望戴先生也能在他方便的时候前来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