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3：

显王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评说3：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反对了。做人行事，从来就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望，神仙都没有可能办到，改革就更不用说了。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称雄争霸，战火频繁，没有什么和平发展环境，所以改革就得快刀斩乱麻，不能丝毫犹豫。“不可与虑始”相当于“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可与乐成”，相当于“致富光荣”、发展才是硬道理”。

“至德者不和于俗”，自古圣贤皆寂寞，思想太超前了，世人无法理解，连毛泽东都有孤家寡人的感觉。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公孙鞅错就错在这。不发动群众搞改革，自己行使强制措施，再好的果子别人吃得也不舒服，所以后来有车裂之祸，就是错在没有争取改革利益相关者对改革的认同。以前共产党土改队，不是下乡后马上就纠地主分田地，而是先宣传，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让土地改革成为人民自己的行动。人民认同了，出再大的错人民要能原谅。现在民工苦，能比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苦吗，但当时社会一点不乱，现在就不行了。想改革一点不出错是不可能的，但以行政手段强制改革，难以维持社会稳定。改革措施要让利益相关者理解，要使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而不由政府强制推行改革的客体。共产党革命时期很会深入群众，现在都当官做老爷了，脱离群众了，所以埋下车裂的祸根。现在一说加强党的领导，就扩大党的行政权力，那是饮鸩止渴。加强党的领导，应该是恢复深入群众的革命传统，提高中国人民对改革的认同和对党和政府领导的认同。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强国之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套。要制度创新，不要走别人的路，否则永远步别人的后尘，终是弱国。走中国自己的路，学西方，但不能照搬，尤其不能全盘照搬。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这是今天最时髦的管理方法，叫做“团队激励”。功过赏罚不到个人，只到团队。这一下就以几何数量级速度提高了管理效率。以前事必躬亲，现在宏观调控。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劳动生产效率高的，有奴隶转为农民。无怪乎秦国统一天下，公孙鞅搞的是封建主义革命。颠覆奴隶制度。公孙鞅论才不如管仲，由车裂下场可知，但胆识过人，懂得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战国时期，正是铁器时代来临之际，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要有新的生产关系，所以给公孙鞅变法之天地。结果秦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封建集权王朝。

社会发展，并不是马克思说的一定由阶级斗争来推动。秦国封建主义革命，不是奴隶对奴隶主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奴隶主统治阶级自身变革的结果。“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秦人者，奴隶主也。公孙鞅让奴隶成为农民，奴隶主安能不恨？怎么不找机会车裂他？战火中的变革就是如此。秦国变革是为了强国。毛泽东也说过，抗日战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秦国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的，七国争雄称霸的战争是重要矛盾。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在这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国际争雄称霸战火。今天一样，中国要能渡过崛起这一关，绝对不是以建立一个类似欧美社会所能达到的，一定要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懒惰的人就把他重新变回奴隶。咦？这不是复辟奴隶制度吗？不争论。管他姓资还是姓社，姓封还是姓奴，可以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就行。现在欧美也要防止好吃懒做的方法，如征收遗产税，不要以为父母有钱就可以不劳而获，到时遗产大半是收归国有的。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名誉赐予有军功的人，世袭是有条件的。这与英国称霸世界时的赏罚制度是一样的，要成为英国贵族，一定得在军队和外交界任职，否则没有荣誉，英国以此制度建立日不落帝国。国家重臣，应该是舍命为国、抛弃儿女情长志在四方的男儿。公孙鞅得封地也是因为建立军功，而非因为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