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自治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1938),奥地利犹太人,二十世纪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者,民族理论家。在我们以前的官方叙事体系中,鲍威尔代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等一切坏字眼。他被认为协助资产阶级葬送了中欧的革命。中欧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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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用更通俗的说法,民族识别就是确认一群人能否被划为少数民族,以及这个少数民族究竟用什么名字来代表。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这种说法,并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天经地义,而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学工程的人为结果,除了学术属性外,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这项社会学工程,可以看做三个要素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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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考察姥爷在燕京学习的几年,真正安坐书斋的时间很少,在外面跑的时间却很多。对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来说,需要长时间在“外面跑”的田野调查(fieldwork)都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巨匠,长期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波兰裔学者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Malinowski)在1920年代所创立的一套研究方法。当时被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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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负笈1949年姥爷北上,是要去北京投奔一个人。这个人是翁独健。翁独健,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时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燕京大学由美国英国四所教会联合创办,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中国大学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从未有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之近。燕京大学的校园,简称燕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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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有时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就可以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或几十年身背罪责,堕入地狱;或躲过一劫,安全无虞。当时局中人并不知晓,事后看则步步惊心。姥爷曾经做出过三次重要的选择。第一次是大学毕业时的择业。姥爷是上海暨南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毕业。时任暨南大学校长是历史学家何炳松。关于何炳松,可以谈谈东南联大。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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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我的姥爷在睡梦中安详去世,以九十九岁高寿仙去。得知姥爷住院后,我本已订好机票,准备回国再陪伴他一段时光。没想到一切会这么突然。近年一直有个想法萦绕于心。我想给姥爷写回忆录。我的姥爷施联朱,1920年5月11日生,福建省福清市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点在于有关民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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