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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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难忘成婚终身事 提起结婚成家,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想到“高朋满座、美酒飘香、猩红的地毯、诚挚的祝福”等隆重热烈的场面,但1977年我25岁成婚时,心中却憋屈着难言的苦涩。 “内当家”刘梅玲,原是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城里的“千金”。她1954年初在天水城出生,不久就随父母迁居甘肃省会,虽然自觉生不逢时,生活学习差强人意,但还[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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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历尽坎坷求知路 当我以初中二年级的知识水平站在讲坛上时,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难免误人子弟惨遭淘汰。所以,我暗暗要求自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探求知识提高素质。在高等学府停办的当时,我采取了“自学”这一最普通也最艰难的方式。 在自学硬笔和练琴初见成效之时,我当时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知识都是人探究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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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故乡学校不了情 我从记事时起,就十分钟情于家乡的小学校。 据上辈人说,故乡的小学校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当时就小有名气。有史可查,当时力挺建校的开明士绅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勇敢地伐掉名刹慈云寺中一棵千年白果树,建成的教学楼使用至今。因当时乡亲们大多食不饱腹,故发展到解放初期也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初小规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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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初呛教改狂涛水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管理部门从不组织统一考试,故学校、教师、学生都免除了按“统考成绩”排名次的尴尬;没有升学率的压力,社会、教师、学生皆大欢喜;课可备可不备,课时计划可有可无,免去了教师奋笔疾书的职业之苦;高等学府停办,继而升学靠推荐的社会现实,使学生可以走出课堂,到田间地头去学农,到[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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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就地取材喜练琴 我们虽然是山村小学校,却有一架我国东北民族乐器厂生产的“东方红”牌四组脚踏风琴。这架风琴外观陈旧,油漆斑驳,但其本身价值却不同凡响:一是山村小学校很少能配置风琴,故显得十分稀有;二是牌子响。东方红象征中华民族日益强盛,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扬眉吐气;三是来历不凡。这架风琴原是我省歌舞团指挥吴歌(家乡南山[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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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初上讲坛练硬笔 我初进教师队伍,正逢教育系统轰轰烈烈落实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传统的教育方式天翻地覆:“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办”的“侯王”建议,使握锄头的茧手掌起了文化教育的大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老贫农坐镇学堂,左[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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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命运垂青铸灵魂 1968年的中秋节,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有幸挤尽了被誉为太阳下最神圣的职业——人民教师的行列,并且在三尺讲坛上默默耕耘了25个春秋。不敢夸口自己在富国兴邦的教育领域里桃李满园,但用生命的三分之一培养下一代我始终不悔。 那时的教育实行双轨制管理,其主导由公立、民办两类教师组成。公立教师一般由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按[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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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筑路五指为电视 巩义市南部有一座山叫五指岭,是中岳嵩山的主峰之一,海拔1215.9米,峰顶立五根石柱,状如五指,故名。五指岭东接荥阳,西连偃师,南临登封、密县,北毗巩义,它拔地而起,俯视方圆五县市十数万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五县所至之地。河南电视台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根据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选其为电视转播台,对外称“102工地”。为完[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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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少年村中事难忘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结束到1966年的“文革”开始,是我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没有了政治运动那轰轰烈烈的浮燥气氛,生活中便多了值得记忆的情趣。 冬春是农村的农闲季节,当时的政府就审时度势办起了有时白天也开课的农民夜校。我记得当时的教室设在现在石头家宅院的窑洞里,聘黄瓜峪的刘杰仁教[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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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单车学友总是情 自行车是我们今天最普及的交通工具,有行家预言,它有马上进入历史博物馆的可能。但在上世纪的60年代,它却是工薪阶层身份的象征,与农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因此对我们农民子弟很有吸引力。 当时,温县人到黄河南岸的巩县办事,必先骑自行车(他们称单车)到黄河渡口,弃车乘船方能到达。我们生产队的庵子离渡口不远,故一些人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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