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俗资料
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首先主张:
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三重证据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据。
按照叶舒宪的解释,即:
三重证据指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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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下新材料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双方全得到了好处。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所使用的资料,就有狩野直喜直接从欧洲抄录回来提供给他的。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狩野直喜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当时他无法判断是何字,就大致画出,后来回国后却怎么也不明是什么字了。这些字到了王国维先生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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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证据说视野下的京都考证学派(上)
【内容提要】四重证据法的讨论发端于近年来国学方法论与时俱进的更新需要。国内外学术界在进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多重证据的思路,这对时下的四重证据的探讨说有重要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四重证据说为理论参照,对日本汉学界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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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概述
前言
杨守敬和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一书,先后修改和抄写多次,所以有关此书的版本问题,也就成了中外郦学研究的一大首要问题。一般地说,迄今为止《水经注疏》一书先后有五种钞本存世,即:第一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第二种,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三种,台湾中华书局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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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学史研究中的“宫崎划分说”
宮崎市定1901年8月20日出生于长县下水内郡秋津村,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1919年,他考入松本高中。1922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成为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狩野直喜的学生。192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1931年,他从大学院毕业后,先后在京都第六高中、第三高中工作。1936年2月开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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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数占
世传邵雍有《梅花易数》一书。然余以为此书非邵子所作。后世善其术者众,有明之吴甘泉,长洲吕山人也。明人伍余福《莘野纂闻》称其“尤精于数。其学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时日占之,吉凶成败之理,具有左验。”其学今已亡佚。世传尝着数书千卷。余今日尚未见之。吴氏尝为都御史占吉凶,又尝为伍余福占葬日之阴晴,皆如其所言。是吉凶悔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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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之学
图书之学,盛于有宋。然其学源头,实可上溯汉唐者。宋儒朱熹谓“无极而太极也”。此○唐人谓为空洞,有“无自而然,自然之原”之语。释迦有九十七种空洞之相。是图乃通神之像。故《大传》有“蓍之德圆而神”一语。钱公钟书先生《谈艺录》谓“译佛典者亦定‘圆通’‘圆觉’之名,圆之时义大矣哉。”用语、识见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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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奇士陈宝箴
陈宝箴(1831—1900),字相真,号右铭。娶黄氏之女为妻。生有子二人,即陈三立、陈三畏。其中,陈三畏早亡。女二人,长女嫁席宝田之子。次女早亡。
陈宝箴画像,见图
陈宝箴三十岁时曾进京参加会试,但是很不幸没有考中。于是,他开始居京三年,遍交当时的在京豪杰。后成,他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视他为“海内奇士”。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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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阐述了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发展史略,特别针对京都学派的第一代学者狩野直喜到现代著名的敦煌学家高田时雄的敦煌学发展轨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和评价,为中外敦煌学大的交流和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京都大学、敦煌学、日本汉学
根据严绍璗教授在《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中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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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工具书的编写应该严谨、认真和求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孙越生主
编的几部汉学类学术工具书指谬
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孙越生,生前署名主编的汉学工具书很多,从《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到《美国中国学手册》及其增订本等等,这个据说曾经代表了汉学研究“国家队”水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下属的“国外中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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