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述评》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述评

一、吴其昌生平简介

吴其昌，生于1904年4月26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一户平民家庭。字子馨，号正厂。幼失父母，虽生活艰困然刻苦好学。16岁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与王蘧常、唐兰被称“国专三杰”，唐文治十分赏识他的才学和正气。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９岁的他在《学衡》２２期发表了约２万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1925年，他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深得王、梁两导师器重，被王国维、梁启超二人视为学术事业的“接班人”。 1926年，吴其昌与几位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并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该刊先后出版六期。

1928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后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其昌夫妇宣布绝食，并在北平和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请愿，最后在南京中山陵哭灵。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后吴其昌竟被清华大学解聘。1932年，他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36年，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曾为其立传。

1944年夏，吴其昌因患肺结核导致突发性吐血，死于武汉大学家中。

其弟吴世昌是著名文学史家、红学家。其表兄徐志摩为新月派著名诗人。

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同学、“国专三杰”之一的唐兰后来也成了商周金文研究的著名权威学者。而他更不会预见到唐兰的弟子陈梦家，把他对商周历法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吴其昌主要著作有《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证》六卷、《金文世族谱》四卷、《金文名象疏证》四卷、《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宋元明清学术史》、《三统历简谱》、《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以及时论、杂文集《子馨文存》等。

吴其昌一生坚持了他自己的“用生命去换学问，把整个‘身’和‘心’贡献给学问”的治学态度。在他一生将近两百万字的众多著作中，尤其以商周金文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同为海宁人的他，继承了他的同乡、导师王国维的商周金文研究的衣钵。李学勤先生在《吴其昌的学术贡献——读〈吴其昌文集〉有感》一文中就充分地肯定地说：“吴其昌先生在学术上最主要的成果，是在甲骨金文古文字学方面。他研究古文字，接续王国维先生的方法途径而前进发展，不愧为王先生的嫡传。”而在商周金文研究中，笔者以为：争议最大的是他的《金文历朔疏证》，成就最高的是他的《金文世族谱》。

二、《金文历朔疏证》版本及早期评价

《金文历朔疏证》一书，最早是1929年、以抽印本形式发表在燕京大学主编的《燕京学报》第6期第1047—1128页上。1932、33年，他将此书修改增补后，以《金文历朔疏证续补》为论文名，发表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各期中。如下：1932年2卷2期325—367页，1933年2卷3期597—641页，1933年2卷4期739—810页。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收入“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以石印本线装一函两册形式出版。该版本版式如下：

一函二册。石印本。无鱼尾。无版心。四周单边。白口。宽15.2厘米，高26.5厘米。书名页题字用宋体：“国立武汉大学丛书：金文历朔疏证”。有版权页：“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国立武汉大学”。此书为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内含《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疑年表》二卷，《群表》一卷。但又反复续补。正如作者所说：“李剑农先生嘉惠其业，谓宜总聚散刊，组为一集。”此书是研究三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历法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亦为吴其昌治金名著之一。考证殷周礼制和历法，此书为最具盛名之作。作者在序中主张：“于传世古彝数千器中择其年、月、分、日，全铭不缺者，用四分、三统诸历，推算六、七十器，碻定其时代。然后更以年、月、分、日四者记载不全之器，比类会通，考定其时代，则可得百器外矣。然后更以此百余器为标准，求其形制、刻镂、文体、书势相同似者，类集而参综之，则无虑二三百矣。然后更就此可知时代之群器，籀绎其铭识上所载之史实，与经传群籍相证合，则庶乎宗周文献，略可取微于一二矣。”

2004年，此书作为《国家图书馆藏金文研究资料丛刊》第一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本内容如下：序论、历谱、疏证、武王、周公摄政、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龚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伯和、宣王、幽王、考异、金文疑年表上、金文疑年表下、人器经纬表、王号表、诸侯王表、重见人名表、重见忠臣表、王在王格表、附录：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时代》。

该社介绍说：“书中以《啸堂集古录》（宋王俅撰）、《攈古录金文》（清吴式芬辑）、《愙斋集古录》（清吴大澄辑）、《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清方浚益辑）、《贞松堂集古遗文》（罗振玉编）、《周金文存》（邹安辑）、《善斋吉金录》（刘体智辑）为主要取材依据，参以宋迄民国时期著录的数千种青铜器铭文，以西周时期为限。审视选择其中有历朔记载或人名、地名、记事记史透露年代信息的三一二种青铜器铭文进行考证、疏解，以详细而准确地研究铭文的年、月、日和朔望问题，是为卷一至卷五的‘疏证’部分。卷七至卷八则列‘金文疑年表’，选择二三四种无年代信息，但铭文在三十字以上且有裨史实考证的青铜器铭文，以进行年代的考察与推断，从而奠定了后代金文年代专题研究的基础。”

关于此书的著述经过，吴令华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学人的批评》一文中介绍说：“从1926年起，吴其昌就开始研究殷周时期的历法，陆续发表《三统历简谱》、《汉以前恒星发现次第考》、《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兑》、《金文历朔疏证》等论文，成一家言。其时，学术界对上古历朔众说纷纭，吴曾在《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手稿后记写下：‘……举世以不攻刘歆为不入时，以不敬外儒为不科学，我此文成，惟陈寅恪师、刘子植兄二人为然耳。’（1930年6月）当他正积累资料，准备再作《金文历朔疏证续补》时，郭沫若的《两周金文大系》出版了。二人所考有甚合者，有绝不同者，有差异不远者。同道对郭书亦多有评议。于是，吴其昌与刘节、唐兰、徐仲舒、商承祚等友人反复切磋商榷，常至深宵。在刘节的建议下，决定缓作《金文历朔疏证续补》，先制《金文疑年表》等数表，稍献铮议。”

至于此书出版经过，可见该书作者自序中已经明确说明：“邵阳李剑农先生嘉惠其业，谓宜总聚散刊，组为一集”，于是，这就是此书结集出版之由来。

其实，吴其昌对商周历法的研究，一直是他长期坚持的科研方向之一。1929年，他在《国学论丛》2卷1期上发表了《殷周之际年历推证》一文。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上发表了他的《丛甲骨金文中所涵殷历推证》一文。

陈寅恪也许是比较早对此书进行评价的。钱穆曾经书札中曾记载说：“昔在北平，吴其昌初造《金文历朔疏证》，唯陈寅恪能见其蔽”。虽然，我们已经无法获知陈寅恪眼里此书的“蔽”究竟为何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从陈寅恪曾写有一文《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足见他们师生关系之深。甚至，当吴其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陈寅恪推荐他来当时的辅仁大学历史系就职。推荐信中说：“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

郭沫若在《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中公开地批评吴其昌的《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及《金文历朔疏证》。他先是肯定了吴的金文研究活动：“近人吴其昌……于周初之历朔，考定颇勤”。然后笔锋一转，他提出了如下评价：“初著《殷周之际年历推证》……继著《金文历朔疏证》……浅识者颇惊其成绩之浩大，然夷考其实，实无一是处。”此说一出，可以说对吴其昌的学术地位不亚于当头一棒。因此，吴其昌本人特别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和《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金文疑年表上》、《金文疑年表下》、《人器经纬表》、《王号表》、《诸侯王表》、《重见人名表》、《重见忠臣表》、《王在王格表》、《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等论文，进行答复和回击。几乎过了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李学勤先生在《吴其昌的学术贡献——读〈吴其昌文集〉有感》一文中全面地总结了吴的金文研究：“金文研究，吴其昌先生投入的精力更多，在《金文历朔疏证》序里，他曾自述编著《金文历朔疏证》《金文方国疏证》《金文氏族疏证》《金文名象疏证》《金文习语疏证》《金文职官疏证》和《金文礼制疏证》的系统计划，虽未完成，也值得后人学习参取。《文集》收入的《金文名象疏证》仅有《兵器篇》，但足以看出他别辟蹊径，由古文字的象形会意，探索造字本源及器物原始，实能发前人所未发。这一论著发表在抗战前不久出版的武大《社会科学季刊》，也是很少有人能读到的，其中有些见解与近年考古学界的看法相类同。”但是，李先生对于《金文历朔疏证》一书，却几乎没有任何评价。2011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其昌女儿吴令华选编的五卷本《吴其昌文集》，居然未收《金文世族谱》和《金文历朔疏证》二书，实在颇为遗憾。可见，郭说的影响力还是十分强大的。甚至赵诚在《20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一书中居然对此书没有任何评价，实在有失公正。

那么，此书学术价值究竟如何，让我们分析如后。

三、《金文历朔疏证》的主要学术成就

首先，吴其昌在现代学术界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的商周金文研究方法，建立了比较完整而科学地研究商周金文的理论模型。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曾经计划研究并撰写殷周金文研究七书，即：“其昌数曾发愤，自期为金文造疏数种：一，《金文历朔疏证》，年表附焉。二，《金文方国疏证》，地图附焉。三，《金文氏族疏证》，系谱附焉。四，《金文名象疏证》，字典附焉。五，《金文习语疏证》，韵表附焉。六，《金文职官疏证》。七，《金文礼制疏证》。一以定时间，二以度空间，三以区人类，四与五以疏睿其语言文字，六与七则篹述其文物制度。更有余力，则迭次而及其他。”从中不难看出吴其昌的远大而宏伟的研究计划。而且，从他的已经出版的论著来看，他几乎已经完成了这一研究计划。而彝铭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又是对西周历史和礼制的成立史研究。从吴其昌的上述著述计划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把对西周官制和礼制的研究放在最后，说明了研究彝铭学的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一以定时间，二以度空间，三以区人类，四与五以疏睿其语言文字”这些是为了“六与七则篹述其文物制度”所作的基础和准备工作。他为商周金文的研究在现代学术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研究模式。

其次，吴其昌建立了完整的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和具体操作方法。

在该书序中，他就表示：“彝器文字，既为宗周一代文献史实之首矣，则当先年考定其时。其时不定，或以为文王，或以为幽王有器与无其器等也”。然后，他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能于传世古彝数千器中，择其年月分日全铭不缺者，用四分、三统、诸历推算六、七十器，确定其时代。然后更以年月分日四者记载不全，比类会通，考定其时代，则可得百器矣。然后更以此百器为标准，求其形制刻镂文体书势相同似者，类集而参综之，则无虑二三百器矣。然后更就可知时代之群器，籀绎其铭识上所载记之史实，与经传群籍相证合，则庶几乎宗周文献略可取征于一二矣。” 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就力主根据铭文上所揭示的历法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他的《金文历朔疏证》一书应该说就是实现他的上述想法的代表作。宋代的彝铭学者如吕大临、宋代薛尚功等人，利用当时所掌握的三统历和太初历的知识，已经开始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了。但是，到了吴其昌先生此书的出现，才算取得了一项可以称之为阶段性的成果。虽然，今天看来，此书还并不十分成熟，值得商榷之处颇多，但是他毕竟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河。

他甚至吸取了古代的以术语进行断代的传统，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如，所谓以“子孙”字称谓立论就是主张凡是铭文中出现“子孙”称谓的，大多是周器。如，吴其昌先生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如是说：“殷人尚无子孙观念，周公手创周王宗法制度者，故亦为最初并立子孙观念者。考殷器从未有连举‘子孙’二字者。”

再如，他利用传统的互证断代法进行断代研究。也就是指彝铭中并没有出现时王和作器时代的记载，但是根据它所记载的史实和使用的语言，再参照已知青铜器的作器年代和先秦史料，对比研究后考证出的该青铜器所处的时代。这是比较有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如，《番生簋》铭文，今只存后半段，完全不知道作器年代。而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利用互证断代法考证后认为：“然铭文与成王时代之彝器，如《毛公鼎》、《毛父班彝》及成王时代之典谟：如《酒诰》、《立政》、《顾命》相同。而与《毛公鼎》为尤甚。”而后，在对比研究了二者的铭文之后，他得出了“是故知《番生簋》为成王时器”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他使用的就是互证断代的方法。同样，在考证《师訇敦》铭文时,也是将其与《毛公鼎》铭文对比研究，从而得出了“以文法、方言、成语证之，知二器同作于一时也”的结论。

第三，吴其昌利用他的商周历法研究比较合理的复原了商周历史事件的时间范围。

在《明公簋》彝铭中记载了明公跟随西周天子东征之事：“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或，才□，鲁侯又功”。这里的“明公”，即鲁国国君伯禽。根据吴其昌的研究，彝铭中的“明公”先后有七种不同的称谓：“此一人不同之名凡七：曰周公子明保，夨彝称之。曰周公，禽彝鼎、徏彝称之。曰明公，夨彝、明公尊称之。曰明保，作册卣称之。曰太保，宪鼎、某鼎、彝、太保鬲、太保簋、傋彝、傋鼎、典彝称之。曰公太保，旅鼎称之。曰尹太保，此爵及作册大伯鼎称之。”再如，《大夫始鼎》铭文：“佳三月初吉甲寅，王才和宫。大夫始锡友琱。王才华宫宅，王才邦宫”。其中，“华宫”一词还出现在《何敦》铭文中：“佳三月初吉庚午，王才华宫”。在《命簋》铭文中又有“王才华”一语。则“华”和“华宫”当是华地之宫。二者应有派生关系。吴其昌先生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就主张：“华宫，当为厉王时华山下之宫，与《虢仲盨》同记伐淮夷事之《成鼎》，《宣和博古图》云是鼎得于华阴。亦厉王初年曾有华山宫之证也。”这一点已经基本得到学术界认同。

对于最为著名的克商之年，《金文历朔疏证》一书经过研究，依然主张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122年。因此他将《师旦鼎》定为武王元年器。他的六大理由如下：“与历谱密合，一也。师旦，即周公旦。周公之称师旦，犹太公之称师尚，师为帅领师旅之称；犹后世之称帅某，非师徒、师法之师。二也。殷人尚无子孙观念，周公手创周王宗法制度者，故亦为最初并立子孙观念者。考殷器从未有连举‘子孙’二字者。‘子孙’连文，彝器中以此器为称首，后此则数数见不鲜矣。三也。周王太姒连举，则周王之为武王审矣。考成王时所铸之器，若《毛公鼎》、《大盂鼎》，皆时称文王，而此器尚称周王，明武王元年，克殷方及数月，天下仓促未定，故文王之谥，尚未立也。四也。文云：‘师旦受命’，为周公受武王之命，于词为顺。五也。《洛诰》：‘公其以万亿年敬天之休’，可证‘万亿年’乃周初成语。六也。”这也是他主张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122年的主要原因。

第四，吴其昌对铭文中出现的时间术语和历法已经提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和历法应用体系。

他首先接受了王国维的四分月相说：“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之解，自马融、刘歆、孟康以来，下逮俞樾，竭其力以研讨，而尚皆不如得谛说。此其稿谊直至先师王先生四分一月之说出而讼乃定。”当然，他也另有取舍和创新，即“其昌又采许君《说文》所记胐分大小月之说以补充之”。以此为基础，他制定了详细的西周历法表。对于闰月，他在该书中曾经主张：“又有一极重之事，不能不以实物明证，破今人谬固之成见者，则周初置闰已不在岁终也。……按《召诰》云：‘越若来三月，丙午胐，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寅，越五日甲寅。若翌日乙卯’。《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蒸，祭岁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唯七年’。按三月三日为丙午，五日为戊申，七日为庚戍，十一日为甲寅，十二日为乙卯，则十二月中，无论何如，决不能有戊辰，故三月至十二月之间，决当有闰。此可推算，不容瞽争”。

再如，他推算出西周时代正月初吉为“丁亥”的年共有如下：“共伯和11年、元年。厉王37年、27年、17年、6年。夷王7年。孝王11年、元年。懿王8年。恭王17年、13年、2年。穆王47年、46年、37年、36年、26年、15年、11年。昭王51年、41年、31年、30年、20年、5年。康王20年、10年。成王30年、29年、19年、4年。周公摄政元年。武王7年”。他建立了西周铜器断代的吴氏坐标系。尽管这里的具体到每位周王的在位年数，学术界至今还是没有取得一定的意见，特别是他的昭王51年说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并不影响这一吴氏铜器纪年体系的独立和完整。

可以说，《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代表了3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周历法和铜器断代的比较成熟的20世纪早期学术体系。他和陈梦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之区别就是：后者则是5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周历法和铜器断代的比较成熟的20世纪中期学术体系。一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出现，才标志着9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周历法和铜器断代的比较成熟的20世纪晚期学术体系。天不假年，假如他可以健康地活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长，那么他肯定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商周铜器断代和历法体系。从王国维到吴其昌，从唐兰到陈梦家，再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几代中国学者在王国维的首创之下，把中国上古历史的准确纪年逐渐推向科学化和严谨化和精密化。

第五，关于《金文历朔疏证》的不足之处。

我想首先可以归结为；他对铜器铭文中历法术语的理解，今天看来不是十分准确，影响了他的历谱的准确性。比如，四分月相说“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时间范围理解问题，他基本上是继承了王国维的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今天已经证明并不是定论。再如，他大小月来理解“胐”，还需要更多文字学上的证据来支持。相应地，他利用自己拟定的历谱给西周铜器断代自然也受到影响。其次，该书研究历法的目的是想对铭文中的礼制进行解读，这一点可以说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是我们十分感到遗憾的。但，这些并不影响此书可以成为近现代古文字学研究的学术经典著作之一。

[京都静源]

转载王宇信先生评价此文：

吴其昌先生是王国维的知名弟子和学术事业的接班人，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因为他在刚刚四十岁出头就英年早逝，致使他庞大的金文研究计划没有彻底完成。虽然他留下了《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证》六卷、《金文世族谱》四卷、《金文名象疏证》四卷、《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宋元明清学术史》、《三统历简谱》、《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将近两百万字的文史研究著作，但是天不假年，他留下的这些著作可能还不到他计划中的一半吧。
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中曾经计划研究并撰写殷周金文研究七书，即：“其昌数曾发愤，自期为金文造疏数种：一，《金文历朔疏证》，年表附焉。二，《金文方国疏证》，地图附焉。三，《金文氏族疏证》，系谱附焉。四，《金文名象疏证》，字典附焉。五，《金文习语疏证》，韵表附焉。六，《金文职官疏证》。七，《金文礼制疏证》。一以定时间，二以度空间，三以区人类，四与五以疏睿其语言文字，六与七则篹述其文物制度。更有余力，则迭次而及其他。” 如果他能够再多活几十年，那么20世纪金文研究成就最大的人应当非他莫属。
对于他的金文研究，刘正教授在本论文中认为；“争议最大的是他的《金文历朔疏证》，成就最高的是他的《金文世族谱》。”这一总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过去，因为郭老对他的此书的否定，加上他本人英年早逝，部分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的传播和发展。在本文中，刘正教授大胆地提出：“《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代表了3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周历法和铜器断代的比较成熟的20世纪早期学术体系。他和陈梦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之区别就是：后者则是5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周历法和铜器断代的比较成熟的20世纪中期学术体系。一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出现，才标志着9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周历法和铜器断代的比较成熟的20世纪晚期学术体系。天不假年，假如他可以健康地活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长，那么他肯定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商周铜器断代和历法体系。”这一总结和推断是否为学术界接受，我看可以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完善。商周历法研究，一直是甲骨学和金文学研究的难点。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可以说真正是呕心沥血、费时费力之作，但是结论却不为大家所接受。金文历法的研究，也存在这一现象。夏商周断代工程，召集了几百名顶尖学者对这一问题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探讨，力求攻克难点。这一规模是前无古人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是真实可信的。下一步是否需要分析和总结传统观点的长处所在？
我注意到刘正教授至少目前还没有撰写他本人的西周历法体系和铜器断代的标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为了撰写此文，我听刘正教授谈起，他几次直接和吴其昌的女儿联系，交流对吴的评价，探讨和总结吴的学术精华所在。在别人对吴多持否定态度的环境下，他坚持己见，给予了吴其昌以比较客观的定位和评价。当然，我希望他能早日撰写《陈梦家及其》一文，和此文形成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