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饭后,爸爸郑重其事地召开家庭会议,向我们披露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中美正式建交以后,他的大哥——我的大伯,也就是钱薇的外公,跟许多美籍华人一样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回国寻亲。
大伯现居美国加州,在一所大学里任教。许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大伯在签证申请表上写下了钱薇的外婆、蒋阿姨和爸爸的名字。因为爸爸曾经在使馆工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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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宫苹立马谆谆告诫加入了待业大军行列的我,别把挑到篮子里的都当菜。她说:“分配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饥不择食。现在的人讲实惠,不讲革命需要了。工厂有街道的,有国营的,你得问清楚。街道工厂是小型集体经济,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劳保条件都远远不如国营企业。”她在家里等了将近一年,终于进了北京化工厂,这是国营企业。她说等得值,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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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火车站以及周围的一切——街道、房屋、店铺等,被这煤城空气中飞扬的煤灰刷上一层灰黑色。灰色的人们,提着、背着、拎着、扛着、顶着灰色的大包小包,像膨胀无形的灰色的潮水,前涌后挤地从一个窄小的检票口进入站台。我身上背着沉重的马桶包,一手提着沉颠颠的手提包,一手提着轻飘飘的油桶,被人流推着搡着终于到了检票口。一个火车站工作人员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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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一天,我手里攥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信兴冲冲地跑去找老钱。进了院,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钱伯伯,钱伯伯!我妈来信了。”虎子正在院子阴凉里打盹,闻声颠儿颠儿地跟在我后面跑进屋里。老钱在烧火做饭。“钱伯伯,先别做饭,看这个。”我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屋里,指着信上第一段,说,“您看,您快看。”老钱不慌不忙地在炕沿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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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我在场部办完事,正好碰上老钱的马车回生产队,我便顺道搭车。吱扭吱扭的马车慢慢地出了团部,转向回生产队的土路。几匹马轮流自由自在地翘起尾巴,身后留下大堆大堆的马粪。新鲜马粪散发着热腾腾的臭味,弥漫在周围。午后的太阳追随在我们身后,炽烈的阳光射进眼角。老钱默默地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越是拘束就越是不争气地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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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北大荒的天气奇冷,司马和其他两个参加高考的人从农场管理局考场回到生产队已经是下午时分。天上雪云在快速地集结,会计和出纳办公室里早早地开了灯,我跟会计、统计和仓库保管员东拉西扯地聊天。司马带着一身寒气跨进办公室,几个人都急切地问:“回来啦?考得咋样?”“糊了,焦了,傻眼儿了呗。”司马端着肩膀、搓着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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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排的时候,上场部的机会有限。印象中,场部总是冷冷清清的,好像别人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只有我在团部游手好闲。后来每次去,就躲在宫苹的广播室不出来,怕被人看见说闲话。
如今,场部出现了“新气象”。办公楼门里、门外、过道上、办公室里知青、转业兵、当地人有出有进,川流不息,人们来去匆匆神态各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数最多,穿着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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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过早地抛弃了不满二十四岁的钱薇。幼时精力充沛的小胖丫头已经变得形销骨立衰如槁木,齐耳的短发干涩得像路边的枯草,连相貌也变得不像她自己了——原本明亮灵活的大眼睛变小了,眼神中只有久病不愈的疲惫与黯淡,深陷的两腮把小时候看不出的颧骨顶上面颊,原来大而宽的嘴也变得又小又窄。见了我,她力图笑一笑,但是连笑也是要费力气的。上小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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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时节,妈妈来电,爸爸被部里派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叫我火速回京送行。
送走爸爸以后,一天下午我和宫苹到中山公园去散心。我们坐在筒子河边树荫下的一条长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半天找不出可深聊的话题。回到北京以来,待业使得宫苹心情烦躁失魂落魄。她神色黯然地望着被七月的烈日烤得发蔫的花草发呆,我则索然无味地盯着筒子河里一条半天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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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苹终于办好了她的病退手续。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送她上客车。
“你有什么病啊?”我问她。
“什么病也没有。”宫苹回答得很干脆,“我妈在她们医院给我开了张证明说我有肾炎,然后教我去团部医院复查之前采取什么措施。”
“那是作弊!”我谴责她。
“咳!现在都这么干,你在连队越蹲越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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