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到五里桥有公共汽车,很近,约40分钟就到。从五里桥到区政府却没有汽车,要走山路,约走一个小时,虽然不算崎岖,也要翻山越岭。
前一天我们通知了区卫生所,告诉他们第二天从贵阳到五里桥。班车在贵阳10点准时出发,到五里桥大概10:45左右,每天只有一班车。我们到达五里桥时,区卫生所已经派人到车站接应我们,他带来了一根扁担,几条绳索,正好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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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将近。
今日下午,看到菲儿网友给我留言,希望我能在父亲节写点什么,或者做个菜肴以庆祝自己的节日。
我刚丛意大利旅游回来,我带回来4千余张照片,自己反复浏览,评估之后,留下500余张。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我将用500余张照片做成几个视频,包括意大利食品,梵蒂冈,威尼斯,天空之城等等。其中,意大利食品给我深刻的印象,我会先把它做出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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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利地住进了贵州省招待所,等待分配。
全国分配来贵州的有几十个毕业生,包括不同专业,住进两间大房,一间住女生,一间住男生。每间房间有上下铺,可住二十来人。贵州省委还发给我们津贴,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那时,贵阳东西十分便宜,没有感到手头拮据。这一等就是两月,要等省委作出具体的分配方案。
在这个期间,来自各地的毕业生,操着不同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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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是66年毕业,分配,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拖到68年分配。分配工作当时由工宣队主持,依赖学院中的造反派主导进行的。城市的名额寥寥无几,有少数“机部”名额。这些机部名额大部分给造反派头目瓜分,极少数的几个城市名额要照顾年级中的华侨同学。
事实上这个毕业分配成了公与私的战场,在文革期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造反派,却却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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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习针灸期间,大部分同学没有归校,武斗趋于缓和,人们对文革已经感到厌倦。“梅”继续在家逍遥。
那时电话没有普及,更不用说手机了。“梅”住在南京军区总院宿舍,大门有守卫,门房有传呼电话。我可以用公用电话打到总院宿舍的门房,门房值班人员会传呼“梅”,请她接电话。这样,我经常可以和她通话。
一日,趁着她爸爸妈妈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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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返回,我在上海哥哥处待了一段时间,“梅´和她的妹妹回南京去了。
南京,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
南医校园里,再也没有以往学生的熙熙攘攘,欢歌笑语。学院里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逍遥去了,原来数千人的学院,目下只剩几十个铁杆造反派。头戴安全帽,手提棍棒,十来人一组,巡视校园。各教研组关闭,图书馆关闭,宿舍内空空如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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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因外出三周,于下月初返回,长篇连载--我的故事将于返回之后继续,特此告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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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后山下去,直奔韶山,参观主席的故居。顺利地完成了我们原来的计划。过后,我们坐火车回到南京。此时的南京,硝烟弥漫,正值武斗进入高潮。
南京医学院离南京市第五中学,简称五中,很近,就在莫愁路,大约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五中有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名叫五中八八,观点非常激进。南医的革命造反组织,观点趋于保守。两派组织对于省委书记江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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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把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向全国之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大串联。我们一个小分队,有13个人组成,通过院方批准,到西安串联。小分队的队长是我的好友,知道我的出身不好,避免在串联期间发生意外,给我弄了一只红卫兵袖章。红袖章一戴,就是革命造反派,没有人会仔细盘问。串联小组中,也包括了我的那位“梅”。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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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也象全国一样,沸腾起来了。所有的走廊里,院子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最最富有争议的一张大字报,是我班的一位同学贴出的,“废除保姆制”,其矛头直指院党委付书记。院党委付书记是个女的,她的丈夫是当时扬州军区政委,家中雇佣保姆。
文章中指出:“保姆制度由来已久,是封建制度的残渣余孽。雇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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