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影室
集百家之长， 走自己的路。
我和“梅”进修都在南京医学院，同一个大学， 不同的教研组。 我住进修生宿舍， 她就住在自己家中。 在南京进修期间，“梅”干了件大事， 成功地为她爸爸彻底平反了。
谁都知道，自从1957年反右， 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中， 冤案累累， 不计其数， 谁敢翻案？ 1976年毛泽东去世， 随后“四人帮”倒台， 中国结束了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艰难地一步一步走上正轨。高层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开放， 面对这样的现实感到不安。 着手解放一批受到不白之冤的老干部， 包括现在习总的父亲， 习仲勋， 薄一波等以及摘除大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其中得力干将就是胡耀邦。 他以“我不下油锅， 谁下油锅？” 的气概， 开展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平反昭雪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斗争十分尖锐。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对冤假错案平反设置层层阻力。胡耀邦曾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胡耀邦在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 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 一时难以说得清。”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在这种形势下，“梅”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 她对我说：“给爸爸平反昭雪是时候了。 你能帮我忙吗？”“当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第一步得找南京军区总院院长， 耿院长。
一个晚上， 我们去了耿院长家， 他家就住在总院。 从现在的目光而言， 耿院长的家不算奢侈，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会客室，一张三人沙发， 两张单人沙发， 有一张长条茶几放在中间。 耿院长原来好像是后勤部长， 和我丈人已有十几年的交情。 他约有50多岁年纪， 中等个子， 不胖不瘦，穿着军装， 很明显，有着一对精明的眼晴。 对我们的到来非常客气，有人帮忙送上热茶。 然后，问我们来访的原因。
“梅”如实的反映了她的要求，阐明了要为她爸爸“平反昭雪”。 听完之后，他很简短问道：“理由？” “梅”早已准备好的理由， 慢条斯理地诉说：“1.我爸爸在南京军区总院工作二十多年间，立功数次， 包括一次一等功， 为南京军区总院立下汗马功劳， 2.历届运动中跟随中央， 跟随军委， 从未有过越轨行为， 3.文革中，他拥护中央，没有任何反党言论，愿意改造思想跟党走， 4. 他的自杀和政治原因无关， 完全由于疾病引起， 5.由此，我们认为在他去世之后总院对他后事处理不公正， 应该平反昭雪。”
耿院长静静地听完之后说：“ 我和你爸爸认识已有很长时间， 我们之间的交往也非同一般。 你爸爸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在医疗，科研工作中勇于创新， 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 当时对你爸爸后事的处理， 不是总院决定的， 是由南京军区后勤部决定的。 要撤销这个决定， 要平反昭雪也要有军区后勤部的指示。 我建议你们， 找军区后勤部，李部长。”然后，告诉我们，他很忙， 还有其他事情等着处理， 意思很明显，“送客！”
他没有主动向后勤部汇报“梅”的要求，而是要我们自己去找后勤部。尽管他和“梅”的爸爸， 我的丈人，有很深的交情，非常明显，他在推卸责任。
第二天， 我陪着“梅” 到军区后勤部， 就在中山路。 后勤部和总院不一样， 门口有门卫， 两个解放军站岗。 问我们姓名，以及要会见谁？ 然后， 打电话进去。 后勤部李部长一听是原总院内二科主任的女儿求见， 立即同意接见， 约定在下周某日，上午10时。
当时我们俩都在进修，很容易请假, 我们准时在约定时间和李部长会面。一间很宽大的办公室， 一张大办公桌斜放在窗户的旁边，显得很明亮， 宽敞。 他就坐在办公椅上，见我们进去， 很快站起来， 招待我们坐下。 也是50多岁，身穿军装，个子魁梧，有点发胖， 面部表情十分和蔼。 他听取“梅”的汇报之后， 立即表态：“你的父亲是位好同志。过去军区后勤部对他后事的处理不恰当，应该更正。这周我们有个党组会议， 我就把你的问题提交党组会议讨论。下周就在这个时候， 你们再来一次，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下周， 我们再见到他时，李部长微笑着说：“下月开追悼会， 给你爸爸平反昭雪， 恢复他的名誉， 他是军内的好干部！”
就这样， 在“梅”的爸爸去世5年之后， 在南京军区总院补开了追悼会， 恢复了他的军籍， 恢复了他的名誉。追悼会是在十分悲切和隆重的气氛下召开的，许多医务界的朋友从远地赶来参加追悼会。我的哥哥也接到邀请特意从上海赶来参加追悼会。 追悼会由一位后勤部的首长主持（我已忘了姓名），肯定了他在部队工作几十年的功绩， 以及他对军队热带病治疗方案的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这是对我岳父的公正评价，他在天之灵得以平息， 安宁。
我们俩心知肚明， 这次的平反成功， 完全是在中央对冤假错案平反的大气候下完成的， 感谢总书记胡耀邦！感谢南京军区后勤部李部长！
过后想来， 如果没有“梅” 主动要求平反昭雪，有谁会提出为他平反呢？ 即使好心人李部长，他在军区后勤部工作繁忙，可能也不会想到要为总院的一位主任平反。 毕竟他的丧事已经过去了5个年头，很多人对此也已经淡忘，也许就会成为一桩旧日冤案。
从点到面， 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冤案？ 我的一位远房舅舅， 他曾为苏州市博物馆馆长， 他家对国家有巨大的贡献，苏州“怡园”就是他家的私家花园，解放后捐献给了政府；此外，还将他父亲几十年来收藏的古董珍宝（价值连城）献给了国家（我曾在一篇博文中提及）。 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 受不了造反派的追杀，投河自尽， 成为苏州市第一个在文革中的牺牲者。 我的一位堂嫂，就是支持我三姐读完大学的那位堂兄的妻子，因为少年时参加过三青团， 文革中受不了造反派一再追查她的历史问题， 在上海跳楼自尽。 我的一位邻居， 原来东吴大学校长的中文秘书，金先生，在文革中就在校内一条小河内种了荷花（身上绑了一块石头投河自尽）。 大学中多位师长， 教授，也在文革中走上绝路。 就在我所熟悉的亲戚朋友和师长中发生诸多冤案， 血案，我不禁要再问一句，全国在历次运动中有多少这样的冤案，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