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时期,演奏西洋音乐是犯忌的,能公开演奏的外国音乐无非是来自亚,非,拉,美的。幸好中国还有一两个像阿尔巴尼亚这样的欧洲“革命战友”,这给我们学音乐的人提供了宝贵的保护伞。你在练西方乐曲时,如有人问你,你就说这是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万事大吉。
更离谱的是,有一次我在某电台音乐节目里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而在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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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时,一位老外在街上看到卖铁蚕豆的,忍不住买了一包,当时不知怎么吃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带回旅馆慢慢研究。第二天导游好奇的问:铁蚕豆好吃吗?老外毫不犹豫的说:不好吃!不好吃!核儿太大了!----真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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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81年刚出国在加州史坦福大学演出我改编的西班牙舞曲,本人那时已改学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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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75年在中央台和“打虎上山”同一天录的唱片。
杨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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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80年代初本人还在北京歌舞团,该团的交响乐队也就是现在北京交响乐团的前身,乐团最大的特点是团员大多是年轻人,充满活力,潜力无穷。
那时李德伦,黄飞立先生为该乐团的成长付出不少心血,也经常带领乐团定期的演出,乐团也开始请一些外国著名指挥来训练乐队。作为一个学作曲的,我怎能放弃这个近水楼台,自然的成为排练厅的座上客。
80年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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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主观(subjective)的存在形式,它比其他的艺术形式更抽象,绝对没有一加一等于二的标准。同一个作品在不同心境与环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包括标题音乐,现代音乐更是如此。作曲家在特定的环境下用他(她)的感观把自认为要表现的主题(情感,形象,画面,现象等等)写在乐谱上,在彼时他地,演奏者又要用他(她)的此时此地的感觉来把乐谱上的音符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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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完全电子合成,制作于2000龙年。那时电脑设备有限,本人尽力而做。舞者黑暗中身着黑衣,龙在黑光下鳞光闪闪。这里仅以龙图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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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的灵感来自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人的叙事说唱,作曲者被那时而高亢时委婉的极具悲剧性的说唱形式震撼和感动,并试图把这种凄楚的吟诉再现于小提琴与钢琴之间。乐曲的旋律与和声素材均建立在作曲者以五声音阶变形而派生的调式。乐曲由近乎宣叙调的引子开始,建立在小提琴无力的诉求与钢琴的独断音形间的对话。在钢琴葬礼般的固定音形的陪伴下,主题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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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80年出国前为电影“逆光”写的主题音乐,但因出国没弄成,几年前应我的竖琴家好友的请求,把它写成竖琴曲了,还满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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