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吃罢年夜饭,忽然想起马年一到,自己就年过半百了。在这万马奔腾的时代里,“五十岁的老汉”的生活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屋外操场上年轻人的欢叫,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一边看着连续剧,一边嗑着瓜子儿。我悄悄地披了大衣,带上门出去。沿着操场,是一条曲折的小木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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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夺冠,湖北省政府将人家拦截在机场,在见到亲爹娘之前先要面对官员,哇,塞过来一张80万元的大支票。
先不说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说给的合不合适,合不合法。这80万给李娜?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俗气的幼儿园老师看见一个富翁的公主,虽然人家手里捧着一大把巧克力,那老师还硬塞给这公主一粒棒棒糖:好孩子,好孩子!
这些在僵硬陈腐的旧体制下混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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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思考、联想与展望回顾二战历史,尤其是犹太人的遭遇,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有着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意义在于,她没有把纳粹的罪恶看成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局部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阿伦特认为,史无前例的罪恶一旦出现,就将成为未来同类罪恶发生的先例。而所有的罪恶都必须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来判决,这个标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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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是原籍德国的犹太人,师从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二战爆发后,阿伦特流亡至美国,并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女性教授。1961年,阿伦特受《纽约客》委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纳粹战犯,“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的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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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没有弄明白,64的“风波”如何演变成了一场血腥的灾难。就64的起因而言,根本无法与五四和1976年的四五相比,为什么从几个娃娃开始,演变成全民、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静坐,而到了最后又只剩下娃娃们坚守广场,和广场共存亡,甚至“期待流血”?再就平息这场风波而言,如果有上中下三种方式,那么把坦克开进广场,用机枪朝人群扫射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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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候劳鹤》一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正不阿的德国知识分子劳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爱因斯坦“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一面。然而我不解,爱因斯坦在问候劳鹤的同时,为什么拒绝问候普朗克呢?
从这篇文章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对普朗克心存偏见,甚至忌恨。难道就是因为普朗克劝爱因斯坦:“您真该少说两句,……您的讲话使那些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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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转折开始了。
1957年,反右开始,全国共挖出了50多万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许多单位下达了5%的硬指标,一时间血雨腥风,知识分子的日子只能用一句话形容:惶惶不可终日。反右只是毛泽东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环节,这次是拿底层的知识分子开刀,所以反右的急先锋是邓小平。但好景不长,1969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邓小平成了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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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方舟子起诉崔永元,我真的觉得这两位打架打的不值,老方太“科普”,小崔太“实说”,二者都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来看待一个本身就争议很大的题目:转基因。你们争论就争吧,就事论事,反正这事儿也没权威的科学结论,可俩人咋就咯噔一下转下三路了呢?转基因“转”成了拿诬告、诈骗说事儿,还相互问候对方父母。两个原本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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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从《骆驼祥子》到老舍之死”一文,感慨良多,如鲠在喉。
其实新年里我本决意少掺和政治话题,但这个题目不得不说,一来这段历史我不陌生,二来我自己所看到的各类似曾相识的“老舍”之死,历历在目。
我说老舍是“苦恋”的殉葬品有两层意思。
第一,《苦恋》这部电影大家都熟悉,虽然很多人并没有看过。影片的结尾,主人公凌晨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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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年,有不少贪官落马。其中有一位副省长级的大官颇吸人眼球,此公大名倪发科!难怪了,发科兄,你不发科谁发科啊!
不过,“发科”是一个不错的中文名字:发财中科嘛!可是咱早开放了唉,都全民学英语了,你一个副省长难道不亲切接见外国友人?“倪省长,这是米国鸡爱母(GM)公司的打死疼(Dustin)先生。”“打死疼先生,这是我们的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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