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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的鸡零狗碎

(2015-09-01 06:24:48) 下一个

在我二十六岁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直到二十六岁的一天,坐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家Burger King 里,我才一边吃着汉堡一边下定了决心,从而结束了在黑暗中的摸索。然而我所下的所谓决心,在当时周围的人看来,其实也是有点荒诞不经的。当然我并不在乎这些人的感受,也不想向别人解释。

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进入了一家报社的新成立的都市类报纸编辑部。新闻单位,对年轻人来说总是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我被分派编辑本地社会新闻,这些新闻每天由记者部的记者采写送来,无非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有个记者专门和公安部门挂钩,他的笔下,都是违法犯罪事实,结尾不外乎是“...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或者"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但他写得又多又快,每个月稿费都最高。还有一个版面是从网络上下载其他地方的长篇新闻,登载在我们报纸上,下载的原则是内容刺激。比如,一个银行女出纳因为自己的情夫而大肆贪污挪用公款,直到东窗事发。大家开玩笑说, 我们报纸上平均每天要被杀1人,被强奸2-3人。

报社里的充斥着大量因为种种“关系”进来的人。有的也很能干,有的纯属滥竽充数。有一次,有个在同一座大楼里,但并不认识的同事来找我,送来一篇他写的稿子,字其丑无比,语句不通,更严重的是,所谓的新闻稿完全是个软性广告。我哭笑不得,顺手把稿子给排版的大姐看,她瞄了一眼也笑了,摇摇头说,那是XX,省委宣传部副部长XXX的儿子。我点点头,把稿子扔进了字纸篓。

我不太喜欢报社这样的办报方针,因为我自认为是一个严肃的青年,但领导层似乎铁了心要走小报路线。一定要让“引车贩浆者流”喜闻乐见,他们发誓。

我和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编辑,记者做了一些有特色的策划。其中一个是整版发布了一些清末传教士拍摄的历史照片和背景,对于本地文化,这是一些珍贵的图象资料,而且从来没有被公开发表过。版面出来了,我们很高兴。结果,有一天副总编见到我的时候,很沉着而礼貌地问: “XX,你满意了吧”? 我无以应答,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老师, 这不是我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是真心想要陶冶广大读者的情操啊。”

全报社的总编辑管着党报部分和我们的小报部分。有时,他会在深夜背着手,踱进我们编辑室,有一次是通知我们把一条已经经过几次校对,排好版,正准备付印的文章撤掉。为什么撤掉?总编辑当然不会解释,也没有人敢问。估计是总编辑自己看了大样,觉得某篇不妥,例如内容是矿难...更可能是发给宣传部审查,被宣传部枪毙了。我们只能另外找一篇去填刚才的空白,但是,校对程序要全部重走一遍。

那时我下午四点上班,晚上十二点下班,遇到这种情况,还会走得更晚。下午四点以前干什么,真的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去书店,也可能是在家里研究如何做锅贴。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编辑部。当年一起奋战的同事之一,一直在新闻界工作,直到自己成为副总编,新华社的分社总编。偶尔看“新华社”写的报道,我总是想大笑,抱歉,真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什么省委书记走进了一户农家,揭开锅盖,关切地询问人家今天吃什么···

我后来离开了这家报社,去了另一个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个月刊,主题是流行音乐。主编是搞作曲的,但杂志的路线,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传统的作曲,而是当代的明星八卦,确切地说,是属于他那读中学的女儿喜欢的内容。

杂志把W主编,我,还有一名美编派到广州,住在天河区的一幢普通的公寓楼里,因为主办单位认为,在广州开辟这个窗口,才能更好地接近流行文化前线。

上夜班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广州,住的地方就是工作的地方,公寓的下面是个菜市场,我每天下楼,在一片浓烈的鱼腥味中买菜,平时就经常去天河图书城闲逛,看书,买书。感觉自己已经退休了似的。

当时在广州有一个人做英语培训,北外科班出身,正在创立品牌,感觉想搞得轰轰烈烈,和李阳一样牛,但最终好象没有那么成功。我和他认识以后,应他的邀请为他写过一个长篇报道,写他如何从一个拖着鼻涕的西南地区农村儿童成长为一个目光坚定,志向高远,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的成功人士,他说要拿去登在《南方都市报》上。这是货真价实的“软文”,我亲自操刀,但同样是倾情大放送,一分也没从他那得到过,除了吃过他几顿饭。不过,我至今还是欣赏他当年的那股锐气和激情。我相信,即使他没有李阳那样成功,也决不会像李阳那么卑劣。

W主编说自己年轻时受过胡总的接见,被介绍为“青年作曲家”,但他有一个我当时觉得好笑的爱好: 买彩票。每月一次还是每周一次忘了,每次数额不大,我看他很认真地把头探进去买彩票就觉得搞笑,但他嘟哝着表示坚信自己有一天会发财。他有时很勤恳地工作,像一个标准的,任劳任怨的中年知识分子,有时又会说出一些很低俗下流的语言来表达他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人生哲学。

杂志找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女孩来负责和读者联系,她的真名叫某贝贝,在杂志上,她叫“贝贝”,负责向少年儿童提供有关明星偶像的各类花边新闻和行踪。某贝贝是南京人,那时在广州的一家音像公司做文宣,她经常提到一个混迹广州乐坛的作曲家叫吴某某的。前两年,我才发现,就是这个“吴老师”,写下了那首肉麻至极的,那谁谁谁走进了包子铺点炒肝的颂圣歌。有一次聚餐,某贝贝问我,你为什么离开贵阳呢? 我说,我觉得,贵阳很堕落,连空气都在堕落。“连空气都在堕落!”某贝贝重复了一遍,花枝乱颤地大笑起来。

杂志一直在寻找合作方。当时中国的纸媒大概都有类似的趋势:有刊号和编辑力量的主办者并无市场经验,而一些不可能得到刊号的民间资本却对经营媒体感兴趣。以我时间很短也很肤浅的经验和当时有限的阅历,其实不太明白,愿意出资经营一家杂志的公司究竟图什么,因为我怀疑这样一个杂志能为他们带来很大利润,或者,这点利润对他们有多大意义,或许,他们只是愿意“玩文化”而已。

我们的合作关系由主编建立起来以后,就从广州搬到了深圳。其实在搬之前,我也经常去广州东站坐火车去深圳办事。现在到了深圳,不像原来那样住在公寓里办公,而是要每天去真正的编辑部。真正的编辑部里人多起来了,因为合作方除了我们以外,还养另一家杂志,因此,两个编辑部在一起工作,虽然编务是各管一摊。他们主要是关于电影,杂志的名头也很响:“中国XX”,他们的主管单位远在北京。

合作方的老板是湖南人,受过高等教育,据说以前是交通部部长的秘书,他自己跟我说他在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过。当然,他只是偶尔出现,大多数时间坐着他的深港两地牌照车两头跑,忙他的生意。

《中国XX》的编辑人员是比较有趣的。其中比较起负责作用的,是广西人L,之所以不说他是主编,是因为他们其实非常随意,根本没有这样的头衔。那是1999年,他三十多岁,一直不结婚,因为他的眼光太高了,坚持认为只有苏菲·玛素那样的才叫美女。这个大龄文艺青年深爱电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但却没有能成为导演。我问他,你的同学都在做什么呢? 他说,有的拍电视,有的拍广告,当然也有坚持电影的,如贾樟柯。他自己不愿意去拍电视和广告,或者几乎深刻地鄙视这两者,所以就在一个和电影有关的杂志工作。

他们的美编也才二十多岁,湖北人,名叫“超超”,他留着搞美术的人常见的长发,工作是在网上搜索各种配图。“就是抄抄,呵,超超嘛”,他笑眯眯地,谦逊地向我介绍自己的工作职责。

他们的确经常抄。有个广东人陈某某,作出一幅电影专家的样子定期给他们写影评,可我觉得他不过是把香港《电影双周刊》上的文章改头换面,变成他自己的。我们也抄,在深圳街头很容易买到香港的流行音乐八卦杂志,把内容掐头去尾,登到杂志上,也很可以满足内地嗷嗷待哺的中学生了。当然,我是一个严肃的青年。我专门请在英国的大学同学给我寄来英国的流行音乐杂志,翻译其中的文章登载出来,所以,虽然跑龙套,也算是有良心的。

第一次看《我的父亲母亲》,就是在1999年的深圳。和L等几个同事 ---我们都叫他“L 导”。那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章子怡。影片也算是比较感人的,当时觉得。放映结束了,电影院的灯光亮起,我看见L导的眼里居然有泪水——他才是真正地投入了,我吃了一惊。

L导的一个好朋友Z也是个理想主义青年,其时在《深圳特区报》供职。和L 的温和低调比起来,他更直率和狂放。“杜拉斯”,他会说,“嗨!浓得化不开!” 在他说这话以前,我一直觉得“浓得化不开”是很书面的语言。说起赫赫有名的《读书》杂志,他怒斥:“中国知识份子集体手淫的地方!” 他力主我去投奔《深圳特区报》,但我对报纸真的没有什么兴趣了。

有一次,超超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祸。他在网上下载了一幅图片,也登了出来,却被北京主办方发现,图里居然有台湾的“青天白日”旗! 超超就是个搞美术的单纯长发青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意识,而他们的编辑部除了痴迷电影而又郁郁不得志的L导做名义上的负责人,根本没有人去管这些审查和监督的破事。然而北京目光如炬,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政治事件了。最后大概是L 导代表编辑部向北京报告他们严肃处理了这件事,并开除了超超。当然这是假的,没有人开除超超。L的顶头上司是成天忙生意的商人,谁在乎什么青天白日呢,在深圳这种地方。

再后来,我离开了深圳,又出了国,踏上了全新的征程。编辑部生涯也彻底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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